我有个老读者大志,他在上海有一家小小的旅行社,去年还经常一起吐吐槽、聊聊行业,3月底上海封城前,还剩下最后十来号同甘共苦过的员工。
前几天,我看到上海出台了旅游振兴12条,想起大志,拨通电话没聊两句,就被打断了,电话那边传来苦笑:“别说12条,一百条也等不到那天了,晚了,一切都晚了…”
随着上海复工复产,大志那栋写字楼里做旅游的同行不算少,线下复工后,他看到不少公司受到疫情冲击大包小包收拾办公用品,遣散公司员工,大志心里感慨万千,既为这些企业惋惜,又颇有种兔死狐悲的劫后凄凉。
对上海的旅行社们来说,6月不是一个适合庆祝解封的时间节点,他们已经在焦躁中度过了一个“社会面消失”的春天,在死亡与濒临死亡的红线上跳舞。
3月初,上海爆发了新一轮奥密克戎的社区传播。和之前一样,上海市政府继续使用此前口碑甚好的“精准防控”策略来对付病毒扩散,希望以最小的社会代价来达到防疫目标。
准确地说,上海的旅行社从3月1日起就是“停摆”状态,当时,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熔断“了各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立即暂停经营跨省团队旅游及“机票+酒店”业务。
收到通知,我和员工去街边撸了一次串,然后安排他们暂时回家待命,这两年我们都习惯了命运的反复无常,为了让留下来的员工安心,我还安慰他们“已经收上一些清明的客人了,咱们居家办公几天,不耽误这波就行。“
随后,上海就在全市范围内推行所谓的“网格化管理”,简而言之,就是在不封城,不做全民核酸的基础上,推行交替式的区域封控和区域核酸。
这些年,类似的事情频繁上演,很多同业还是不以为然,但我却感觉绝对是不祥之兆,理由很简单:上海这座城市太大了,全国都在动态清零,如果网格化管理也失败,不管经济还是旅游都会变得苍白无力。
事实上,“网格化管理”后,我和朋友、同事们不仅没有放松,反而更紧张了。小区一封就是几天,说好两天的变成了2+2和2+2+2,有的小区封有的小区不封,搞的封的人心理失衡,没封的人心理恐慌。
我就属于后者,去年8月份以后,全国疫情此起彼伏,公司基本上没有好好做过生意,我们早就向上面申请了疫情困难企业补助,但所有的问题,并没有人协助解决。
紧接着,疫情越来越严重,3月底的时候,在上海“鸳鸯锅“封城前,清明的客人已经全部完成退订,少数几个客人改期到”五一“。
作为大股东,我清楚公司几乎没有任何收入来源,业务继续停摆,现金流撑不过2个月。做为企业负责人,能想的办法我都想了,该申请的政策补助也都申请了,其他的就是听天由命。
经历了1个多月的“全民抢菜“,合伙人和我讨论过很多次裁员,都被我拒绝了,”再等等,万一‘五一’前能解封呢…“
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一种不甘心,2019年的时候,公司100来人做了将近1个亿流水,20年疫情开始的时候,大家还很乐观,总觉得像非典一样,熬过去就是报复性旅游。
哪知这一熬就是3年,每月的房租、人员工资、社保、积压的供应商帐款还有一些都懂的隐性支出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去年下半年开始,我将工资结构改成底薪+提成,大波离职潮后,能外包的业务都外包,能砍的业务线、部门都砍,我和能力强的员工留了“活话“,”行业好转,再请你们回来…“
大部分人和我笑笑,半年后再看朋友圈,他们已经身居各行各业,旅游终究是疫情下最脆弱的一个细分行业。
仅剩下的这些员工是我最后的“倔强“,他们也是公司的底牌,不到最后一刻怎能忍心说分手。
但眼见现金流捉襟见肘,这笔帐很好算:我当时还有10个员工,上海社保最低缴纳每个人的社保费用是2345.8元,10个人的社保就算全部按最低来算,也要23450元一个月,再加上上海市每月最低工资2590元,又是将近25000元的支出。
业务暂停大半年了,公司账上还有50万不到,哪怕这些人从我白手起家的时候就和我一起打拼过七八年,见证过公司的巅峰,也能忍受低谷的窘迫,但长痛不如短痛…
我们算下来,现在剩下的计调、业务都是跟了我们七八年的老员工,按照N+1大约每人赔偿在10万左右,10个人就是100万,公司辉煌时,这是笔小钱,但现在,确实超出公司能力了。
“要不和大家商量下,少赔点?”合伙人希望困难时期,员工能理解公司的现状。
我想了想,还是拒绝了,钱我们来凑齐,甚至可以借钱自己出,留下的这些人大多是一起患难过的,或者直白说,出去再就业是有一定困难的,于情于理应该给大家尽量宽裕点的时间寻找新工作。
果不其然,宣布裁员清退那天,一个做了7年业务的70后女生电话里哭得肝肠寸断,“这么多年一直在旅行社,现在不做了,出去让我们做什么呀?“
电话里,我想说的话到了嘴边却再也吐不出来,员工什么都没做错,但是他们的工作没了。因为疫情全体封控在家,甚至最后当面一叙的机会也没有。
他们离开公司,走上社会,暂时会成为“灵活就业者“,而我是”创业者“,结束了这段一言难尽的人生历程,背了一身债很快会成为征信拉黑的”老赖“,一个别人口中的”失败者“。
在一个一旦慨叹自救之路渺茫,就会被教育说”一定是你自己不够努力“的时代,我们绝大多数时候只能是这样,满眼困苦、满腹心事,却难言一语、难行一步。
趁着6月初,上海复产复工我去清退了那个奋斗了多年的办公室,当年我们租下一层,疫情以来办公室只剩下小小的一间,从愈来愈小的面积直到消失,我的魔都故事有过性感,如今只剩冷酷现实。
房租支付到了今年年底,和房东一阵苦苦哀求,减免到今年8月,其实按照上海市相关规定,租客在租约到期前退租的,押金是可以不退的,房东也说了,正常情况提前退租他是不退押金的,不过他说现在大家都不容易。
上海迎来了名义上的复商复市,但就连周边省市对上海的态度,也还没发生实质改变。
浙江宣布放宽对上海入浙人员健康管理措施,一个上海朋友兴冲冲打电话回杭州老家询问,被告知「居委会还是按原先规定,上海来的一律隔离14天」。
在过去静止的3个月,我打光最后一颗子弹,不可思议地告别了自己的旅行社人生,但作为一个资本家来看:我若要在这个赛道中继续走,大约结局依然是慢性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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