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远，1953年参加工作，1956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1960年毕业后曾在中共北京市委研究室、中共中央华北局政治研究室和中共河北省委政策研究室、省委办公厅工作，先后在秘书岗位上干了36年。2000年8月退休后，仍继续从事秘书工作研究和写作。由于他对秘书工作事业的贡献，2003年被中国当代秘书名人评审委员会授予“中国当代秘书事业突出贡献奖”，2004年被中国公文写作研究会授予“中国公文写作研究特别贡献奖”。

　　记者：李老，您好。从您参加工作到退休的47年工作经历中，有36年从事秘书工作。这么长的时间，一定积累了不少宝贵经验，您能否给我们谈谈多年来做秘书工作的体会。

　　李昌远：在36年的秘书工作中，我对办文、办会、办事之类的秘书工作均有涉足，但干得最多、时间最长的是公文写作和处理。经过我手的文件估计以万件计。可以说，公文写作伴随了我的整个秘书生涯。回眸往事，虽然没有什么引人入胜的东西可谈，但还是有一些体会和看法，希望能对正在从事秘书工作的同志有所帮助。

　　记者：公文写作是秘书工作很重要的一项内容，请问您怎么看待公文写作的重要性？另外，您认为怎样才能写出合格的公文？

　　李昌远：公文是任何社会组织从事管理活动的要务，是办理公务的“重要工具”，因此，掌握公文的写作本领也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分布在各类各级机关的工作人员特别是秘书工作者，必须学会公文写作，这是为领导当好参谋助手的必备本领。

　　有这么一种观点，认为公文写作无非是“雕虫小技”，只要在大学里学好了普通写作学，进入机关就能对付公文起草，其实这是对公文写作的误解。我们常常看到一些专门攻读汉语、文学、新闻写作的大学生，踏入机关大门后，让他写一个简单的开会通知、情况简报之类的公文也很发憷，写出的东西漏洞百出，缺少“公文味”，甚至闹出笑话。究其原因，是他们不了解公文写作不同于普通文章以至文学作品的写作，有它自身的特点和特殊规律，由此形成有特殊研究对象的公文写作学科。因此，只有普通文章的写作知识，而不了解公文写作的特点和规律是写不出好公文的。

　　我涉足公文写作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公文写作作为一门相对独立学科尚未形成，党和国家的公文法规尚不完善，因此我们学习公文写作主要是在实践中摸索和总结经验，包括学习老同志的经验，研读范文。现在情况不同了。党和国家的公文法规已臻完善，而且产生了公文写作学。为此，要写出合格的公文，我建议年轻的秘书工作者，特别是初学公文写作的人，应当走一条“从认识到实践”的学习道路，就是先学点儿公文理论，然后再去实践，或者边学习边实践，这样可避免盲目性，少走弯路。这里讲的公文理论，不仅包括选读一些阐述公文、公文写作和公文处理原理的书籍，而且包括认真学习指导公文写作与处理实践活动的公文法规。如现行的《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2年6月20日发布）等。党和国家的公文法规是以“法”的特殊形式表达的理性知识，是公文写作和处理规律的集中反映。多年来，我提倡公文撰制要讲“法治”，就是要学习和贯彻公文法规，把公文写作与处理纳入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

　　当然，只有公文理论知识的学习和静态积累还不够，还必须善于把知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解决问题。也就是说，要把公文写作知识转化为能力，这需要下功夫去实践和练习：一要勤练，二要苦练，三要持之以恒。练则进，废则退，多练则熟，熟能生巧，这是培养和锻炼写作能力的必由之路。

　　记者：调查研究也是秘书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在秘书工作体系中处于什么地位？秘书部门和秘书人员的调查研究与其他部门和人员的调查研究，有什么不同呢？

　　李昌远：在我的秘书工作生涯中，从来没有离开过调研活动。在党委政策研究室工作时，自然要以调查研究为专业；在党委办公厅这一综合性的秘书部门工作时，从事任何一项秘书工作也都离不开调查研究，如公文写作调研、督查调研、信息调研、信访调研等。秘书工作的职能是辅助领导处理各种政务，特别是辅助领导决策和实施决策，其中最大量、最重要的工作，是搞好调查研究，否则就没有发言权，也没有辅助权。所以说，调查研究在秘书工作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秘书人员必须练就调查研究的基本功，才能较好地为领导工作需要服务，为领导决策和实施决策服务。

　　秘书部门和秘书人员的调查研究同其他工作部门和人员的调查研究，有共性，也有个性。我侧重谈谈秘书调研的特殊性质。

　　首先，秘书调研工作任务具有广泛性的特点。可以这样说：领导工作的触角伸向哪里，哪里就有秘书调研的天地；秘书工作的外延伸向哪里，哪里就有秘书调研的空间。领导工作和秘书工作涉及经济、政治、科教、文化、环保等各个领域，秘书调研的对象也必须涉足这些领域，它不像职能机构和科学研究部门的调查研究对象那样单纯。为此，要求秘书调研人员必须具有广博的知识，包括熟悉党和国家在一定时期的总路线、总政策和各领域的具体路线、具体政策；同时还要具有在不同领域认识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综合性能力。这样，才能承担如此宽泛性的调研任务。

　　其次，秘书调研课题的选择具有政策性和奉命性。作为辅助领导工作的秘书调研课题，带有政策性的突出特点，调研成果不是为领导的战略性决策服务，就是为策略性的决策服务。这种政策性与奉命性又是不可分的。秘书调研课题选择的奉命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领导出题目，秘书做文章；二是秘书出题目，经领导认可后再去做文章。当然，也有秘书部门或秘书人员自选课题，先进行调研，拿出成果，再向领导“投石问路”。但是，自选课题也必须同领导的意图“合拍”，否则调研成果也不会得到领导的认可，转化为领导决策。从这个意义上讲，自选课题也必须符合领导要求。这是一种潜隐的奉命性。秘书调研的奉命性表明，秘书调研的课题及其成果必须贴近领导、服务领导，但这决不是说秘书调研结论必须迎合领导的固有看法和图解上级的指示，一切调研结论是在调查研究之后，而不是在它的前头。调研结论是否正确，要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去判断，也就是要把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作为衡量一切言论和行动的最高标准。

　　李昌远：秘书调研人员要搞好调查研究，归根结底，必须努力提高自身的调研能力。在一定意义上讲，调查研究质量的高低取决于调研能力的大小。一个称职的秘书调研工作者，应当是一个复合型的人才，就是说应具有多方面的综合调研能力。我体会，做好调研工作至少需要具备七种能力，即理论思维能力、政治洞察能力、掌握政策能力、联系群众能力、搜集和整理材料能力、开拓创新能力、文字表达能力。具备了以上七种能力，就能较好地胜任调研任务了。

　　那么，能力是从哪里来的呢？一方面，要靠知识的积累、加工和运用；另一方面，要靠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提高。所以，我们既要读“有字之书”——向书本学习，不断充实和更新知识；又要读“无字之书”——向实践学习，从调查研究的实践中学习调查研究。要把每次周密的调查研究，看作是一次自办的培训班，勤奋地学习，不断地积累、总结调查研究的经验。经验还没有被认真总结以前，还处于直观的、粗糙的阶段。总结，就是将经验加以分析、综合、提高，抽出带规律性的东西，上升到理论的形态。因而，我们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践、总结、再实践、再总结，使调查研究的综合能力随之得到不断提高。

　　李昌远：概括起来讲，秘书与领导的关系的性质具有两重性，即，既具有一般社会的秘书与领导的社会属性，又具有阶级社会特有的秘书与领导的阶级属性，两者统一于秘书与领导这对矛盾体之中。从社会属性看，秘书与领导在社会角色上具有从属关系，工作上存在主辅关系，在组织上是上下级关系；从阶级属性看，由于秘书与领导在不同社会所处的政治地位不同，“结合”方式（即组织原则）不同和服务目的不同，他们就打上了各自的阶级烙印。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以党政军机关为主体的广大公务秘书，他们与领导在政治上是平等关系，都是社会的公仆，“结合”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共同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在这个前提下，秘书与领导在社会角色上是从属关系，组织上是上下级关系，工作上是主辅关系。在我国还存在为私有制企事业单位和私人服务的私务秘书，他们同领导的关系虽然是一种雇佣关系，但由于受社会主义宪法和法律的制约，他们同领导在政治上、人格上同样是平等的，享有任何公民拥有的权利和义务。现在有的人将秘书描绘成依附于领导身边的“奴才”：一手提公文包，一手端泡茶缸，点头哈腰周旋于领导左右，唯唯诺诺徘徊于领导跟前，顺着爬行几年，就能从领导那里得到一官半职。这是对新社会的秘书的人格侮辱。我们每个秘书工作者也不能陷入这种“主子”与“奴才”的关系之中。另一方面，也有的走向另一个极端，不适当地抬高秘书的地位，甚至将其同领导和领导机关所处的地位混淆起来。比如有的秘书学科的书籍和文章常出现这样一些说法：“秘书处于领导机构核心”“秘书位于领导机构中枢”“秘书处于一个组织的中心”“秘书是领导者的代表”等。这些提法对秘书定位作了含混的甚至错误的表述，是不能作为处理秘书与领导关系的指导原则的。所以，为了摆正秘书的位置，必须掌握秘书与领导关系的两重性原理，既不能将秘书贬低到依附于领导的“奴才”地位，也不应将其提高到同领导平起平坐的“中心”地位。

　　记者：秘书与领导是一对矛盾，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十分重要。秘书工作部门和秘书人员如何去处理同领导的关系，使这种关系相互统一、和谐共振呢？

　　李昌远：广大秘书工作者特别是秘书部门的负责人，在处理同身边领导的关系时，要十分注意从矛盾中寻求统一，这里的关键是要把握好“度”。

　　第一，既要对主要负责人即“班长”重点服务，又不能忽视对“一班人”的全面服务。“班长”在“一班人”中起着组织、向导和带头作用，其经常关注的是带全局性的工作和问题，因此，是秘书部门服务的重点。但重点不是唯一，还要对“一班人”提供全面服务。在人力和时间的安排上，既要优先考虑“班长”的公务需要，又不要忽视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公务需求。当两者发生矛盾时，秘书部门要作出妥善安排，最好兼而顾之。

　　第二，既要忠诚服务，又不要盲目跟进。秘书与领导既然是下级服从上级的关系，因此在工作中必须听从领导指挥，忠诚做好服务工作。要尊重和维护领导的权威，认真领会和贯彻领导的意图。对领导的指示既不能曲解和增减，又不能截留和压误。凡是有害于领导决策实施、有损于领导威信的言行，不仅要加以杜绝，而且要坚决抵制和反对。领导在工作中出现了失误，也不能随便乱发议论，而应通过正常的渠道反映，求得问题的解决。领导工作中遇到了困难，不能“隔岸观火”，要积极为领导分忧，帮助战胜困难。这样，才可能获得领导的信任，密切双方的关系。但是，秘书忠诚服务领导工作，并不等于盲目服务，不是不辨是非地紧跟领导，更不是像封建统治者那样提倡愚忠或对某个人效忠，而要敢于并善于积极进言，这是秘书与领导在政治上的平等关系所决定的。当然，向领导进言，要讲究方法，善于沟通，以提高进言效果。

　　第三，既要做领导层的协调工作，又不要介入领导之间的矛盾。秘书特别是秘书部门负责人在服务工作中免不了要在领导之间做协调和沟通工作。比如，由于领导班子成员分工的不同，有时会出现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和认识上的差异，秘书部门负责人要主动及时进行沟通，使意见趋于一致。其中，如果涉及的是重大问题，应建议提交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形成决定。又如，领导班子在讨论重要文稿时，各自发表了意见，而其中有些意见不尽相同，甚至相左。在修改文稿时，要通过文字协调尽量采纳各方的意见，如果有的意见不便采纳应报告“班长”定夺。但是，秘书对领导层的协调工作，从内容上讲主要应着眼于工作协调、政策协调，而领导之间由于特殊原因（如某些利益关系、成见甚至派性干扰等）造成的隔阂和矛盾，则不应列入秘书协调工作之列。我的体会是，在领导之间出现这类矛盾时，秘书要保持中立态度，等距离相处，不要介入矛盾，褒此贬彼，形成亲亲疏疏、远远近近的关系；也不要来回传话，增加矛盾信息，把问题搞复杂化；更不能扩散领导之间的矛盾，在群众中乱传、乱说，影响领导威信。必要时，可从正面提醒领导，促进他们互相谈心交心，以消除隔阂，增进团结。

　　第四，既要积极主动服务，又不要越权越位。秘书要真正当好领导的参谋助手，必须摆脱工作的被动状态。要超越“自我”，详察“上情”，想领导所想，急领导所需；要审时度势，超前思维，加强预见性，为领导工作提供“快半拍”的前瞻性服务，这是秘书建立同领导和谐共振关系的重要环节。但是，积极主动服务，当领导参谋，也是有度的，不能越权越位。根据我的体验，应注意几点：一是参“谋”不参“断”。秘书给领导当参谋，重在多谋，不能把发挥参谋作用与参与决策等同起来。二是进“谏”不强“谏”。秘书在深思熟虑的基础上，要有魏徵那种“犯颜切谏”的精神，敢于并善于向领导进言诤谏，谈实情，讲实话，进逆耳之言。但秘书的进“谏”不被采纳是常有的。遇到这种情况，如果你深信自己的看法是对的，可以保留意见，但不可强“谏”，非让领导“纳谏”不可，把关系搞得很僵。三是受权不要权。有些非常规性的、不确定的工作，由领导授权秘书去办理；秘书受权后应积极主动去办好。但是秘书不能超出授权的范围去要权，甚至争权。要权、争权是秘书的大忌。四是参政不“专政”。秘书虽然不能参与决策，但要协助领导处理各种政务，发挥助手参谋作用。如领导决策前的调查研究，提出决策方案，决策后的督查反馈等，都属于“参政”之列。可是参政不能发展为秘书“专政”，如处理职权外的问题擅自做主，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或代替领导发号施令等。

　　第五，既要维护人格尊严，又不要傲慢自大。社会主义条件下秘书与领导的社会地位是平等的，因此秘书的人格尊严应受到维护。秘书本人应当自尊自重，严于律己，通过为他人和社会作出贡献，培养和提高自己的品格。但是自尊不等于自大，更不等于目空一切。特别是自己有了一点儿成绩时，要做到有功不居功。工作成果一旦被领导采纳，转化成领导行为，秘书劳动创造的价值就自然地融于领导决策和实施决策之中。秘书工作成果的这种潜隐性要求不能居功自傲，要甘居幕后，做无名英雄。如果秘书自恃有功，甚至将领导决策之功也记在自己名下，似乎比领导还高明，这必然引起领导反感，导致关系失调。

　　李昌远：这些年，秘书界出现了包括河北“第一秘”李真等在内的腐败分子，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发出要警惕“秘书腐败”的呼声。其实，“秘书腐败”现象不是孤立的，它是我们党内外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严重腐败现象的一个方面，有着深刻的社会、思想根源和制度原因。特别是秘书群体同各级各类的领导机关和领导者居于国内外复杂环境的前沿、资本主义腐蚀与社会主义反腐蚀斗争的第一线，从而为“秘书腐败”现象的滋生提供了更为“丰厚”的土壤；如果秘书群体放松自我改造，缺失自律和他律，让权势欲和私欲膨胀，或者颠倒秘书与领导的关系，发展成“秘书擅权”“秘书专政”，或沦为腐败领导的附庸，就必然出现“秘书腐败”现象。“秘书腐败”发生在领导中枢机关近身，往往是打着“××领导”的招牌而暗藏权钱交易的玄机，其隐蔽性、危害性更大，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严加防范和治理。

　　从揭露出来的秘书腐败案件表明，秘书犯罪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借“权”寻租和以权谋私相结合。秘书犯罪要利用自身的辅政权、执行权，但这还不够，他们往往以“二领导”自居，借用身边领导之权，抬高身价去进行犯罪活动。二是秘书腐败往往与领导腐败密不可分，结成“利益共同体”。秘书从领导那里寻求腐败需要的“外力”和“护身符”，领导从秘书那里寻求腐败需要的帮手和同盟，秘书为领导腐败开路，领导为秘书腐败撑腰，违法乱纪，共同堕落。他们之间事实上形成了庸俗的互相利用的帮派关系，结成的是一种“连体怪胎”。这种现象似乎说明一种带规律性的东西：一个廉洁的领导不可能带出一个腐败的秘书；相反，一个腐败的领导也很难带出一个廉洁的秘书。我们必须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在秘书和领导之间要共同建立起反腐倡廉的机制。秘书与领导要像同志和朋友一样，讲信任、友谊、支持和谅解，但不应丧失原则，掺和私心，互相拉拉扯扯，导致关系庸俗化。秘书与领导要共修为政之道，共护为政之法，共走勤政廉政之路，修身养道，拒腐防变，构筑起反腐倡廉的“钢铁长城”，千万不可使之失守和崩溃。

　　记者：秘书部门负责人可以说是秘书队伍的带头人。请您结合担任中共河北省委副秘书长这个职务多年的经历，谈谈怎样才能当好这个带头人？

　　李昌远：秘书部门负责人，不仅是指秘书长、办公厅（室）主任，而且还包括其他各类秘书工作机构的主任（局长），以及处于不同职级的从事秘书工作的处长、科长。秘书部门负责人的角色具有两重性：对于他所服务的近身领导讲，他属于服务层，是服务者；对于他所率领的秘书队伍讲，他属于领导层，是领导者。这两者又是互相联系的。秘书部门负责人只有带好下属的秘书队伍，使这支队伍政治强、思想正、作风硬、业务精、效能高，才能发挥群体优势，更好地为领导决策和实施决策服务，当好领导的参谋助手。我在不同的秘书工作职位上当秘书“头”二十余年，体会到要带好队伍，除了要注意管理制度建设外，以下几点是很重要的：

　　第一，发挥“一班人”的作用，靠领导集体统帅全面工作。作为“一班人”之“长”，要视团结为生命，承认矛盾，化解矛盾，积极疏通自己与班子成员之间的关系，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以消除内耗，减少摩擦，使整个班子在共同目标的指导下协调地运转；“班长”还要有豁达大度的胸怀和品德，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坚持大事讲原则、小事讲谅解，取人之长、容人之短，有自知之明、克己所短，有集体意识、不争功诿过，使“一班人”工作起来感到顺心、舒心。

　　第二，确立权威，着重依靠非权力影响力凝聚人心。凝聚人心，要靠领导权威。一支队伍，没有权威就没有服从，仗是打不好的。我在秘书领导岗位上，历来看重的是非权力影响力。权力影响力是一个“常数”，它是有限度的，正确使用权力可以对被领导者产生支配力量，而如果滥施权力，则会对领导权威起破坏作用；相反，非权力影响力则是一个“变数”，领导者自身的素质越高，对被领导者的感召力、凝聚力便越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秘书部门负责人要带好自己的队伍，不能迷信“权力”，耍霸道、逞威风，要着重依靠非权力影响力去凝聚人心。

　　第三，正确处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充分调动下属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秘书部门负责人首先要待人以敬，尊重人格，诚信相处。待人以敬，当然不仅仅指表面的礼貌上的尊敬，而且要尊重下属的尊严、劳动及其社会价值，就是从人格上尊敬。要谦和待人，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既要敢于说明自己的见解，对错误的东西不曲意逢迎，又要广纳正确的意见，知错必改，不文过饰非。那种盛气凌人，以权压人，以力服人，动辄训人，诿过于人，随意贬人的作风是不可取的。此其一。其二，要秉公办事，民主议事。对任何事情特别是涉及下属切身利益的问题，在处理时要公平、公正、公开，切合实际，合乎政策，不感情用事，不偏袒亲朋好友。为了做到秉公办事，对重要事情处理要先民主、后集中，多听取下属意见，然后再决断。我工作过的单位为了创立一个既有民主又有统一的工作环境，曾建立议事会制度。与会人员在会上既可围绕预定的主题议论风生，又可离开主题抒发己见；既可向领导工作进言，也可对改进服务提建议。其三，要胸怀开阔，有容人之量。要容某方面才能在己之上者，用其所长；要不嫌某方面有缺陷者，避其所短；要容小错不掩大德者，勿求全于人；要容直言相谏者，权衡利弊，从谏如流。要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既用人就要用而信之、量才用之，使其有施展其才、尽其所能的天地。同时还要注意保护人才，不能让嫉贤妒能特别是不干工作的人，反过来整干工作的人。其四，要严格要求，热情帮助。对下属的宽容不是放纵，而应从各方面严格要求他们。工作上应当办的事要马上办，而且要办得快、办得好，不能慢慢腾腾、拖拖沓沓，贻误工作；政治思想上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淡泊名利，洁身端行，拒腐蚀、永不沾。严格要求要同热心帮助结合起来。帮助也是多方面的，包括思想、工作、学习、生活等，特别要注意解除下属的后顾之忧。许多秘书人员工作忙、任务重，加班加点多、熬夜多，照顾家务、解决个人生活问题的时间和精力少。秘书部门负责人要经常深入到下属中去，通过谈心、交心和家访，了解下属的疾苦、困难和问题，带着感情去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使其感到领导的温暖。这样，领导和被领导之间才能休戚相关、甘苦与共，建立起一种以深厚感情为基础的合作共事关系。

　　记者：您在多年的工作中，将秘书工作和理论研究相结合，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可以说是一个“学者型”秘书。请您介绍一些这方面的经验。

　　李昌远：在机关从事文字工作的同志，应当是学者型的人才。刚开始工作时，我对做理论研究工作有一种神秘感，认为只有在高等学府、社科院的理论教学研究岗位上，才算是做理论工作。后来，读到在《整顿党的作风》中的一段话：“马克思在实际斗争中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概括了各种东西，得到的东西又拿到实际斗争中去加以证明，这样的工作就叫做理论工作。”这使我恍然大悟，打破了理论研究工作的神秘感。上世纪60年代，我在中共北京市委研究室、中共中央华北局政治研究室工作期间养成了理论研究习惯。

　　1989年到中央党校参加省部级办公厅主任秘书工作进修班学习时，对秘书工作的研究产生了兴趣，并一发而不可收拾，至今对于秘书工作的理论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绩。

　　要做一个“学者型”秘书，第一，要有志向。我们这一辈人的个人志向都是党组织安排的，同祖国需要结合在一起。现在时代不同了，人们自由选择志向的机会多了，但也不能心猿意马，今天想干这明天想干那，结果一事无成。如果你选择了秘书工作，就要立志鼓气，有所作为。而为了做好秘书工作，建议你背靠马列、面向实际，对秘书工作本身及其工作客体进行认真研究，这样，你就自然走上了秘书工作和理论工作相结合的道路，争取做个“学者型”的秘书工作者。

　　第二，要多学习。“学者型”的秘书工作者，首先是一个“学习型”的秘书工作者。早在延安时期就号召干部要进“无期大学”，活到老，学到老。在当今“知识爆炸”的时代，更应如此。人们把做秘书工作的人看成“万金油”干部，这有一定道理。所谓“万金油”，就是要有广博的知识，能适应多方面的需要。但是，不应只博不专，忽视秘书专业知识的摄取和提高，而应做到博与专相结合、知识与专业化相统一。

　　第三，要多接地气。人民群众就好比我们人的地神、母亲。必须多接地气，同他们保持鱼水关系。到基层一线接地气，从中不仅能了解国情、省情、地情，增进了本领，而且锻炼了思想，培养了对工农的感情。多接地气，也是写文章的源泉。我来河北后，所写文章的很多素材，都是来自河北的广大的干部群众，我只不过起了头脑加工厂的作用。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创造力，也就不会有我的文字。这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只有多接地气，才能多出精神产品。

　　第四，要多动笔。有的秘书同仁会写公文，但对写理论文章就感到有点儿发憷，不敢问津。其实有大量的公文，如领导讲话、工作总结等，其语言表达手段主要是议论兼说明叙述，因此可以将他们归入议论文。一个公文写作高手，已具备了写好论文的潜力。关键是多写多练，熟能生巧。著名的“庖丁解牛”的故事就告诉我们，做任何事情想取得成功，必须从实践中反复学习，重在掌握其规律，提高其技艺。写文章亦然。

　　李昌远：总起来讲，回顾36年的秘书生涯，我是以一个员对待革命工作的态度去要求自己的，做了应当做的事情。秘书工作及其理论研究是一项源远流长的事业。我希望以党政机关为主体的广大中青年秘书工作者和高等院校秘书专业的广大中青年教学研究工作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继往开来、务实创新，把这项事业推向前进！

　　秘书工作实践是需要秘书工作理论指导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秘书科学的研究进入了发展和繁荣期，形成由秘书基础理论、秘书历史、秘书应用科学和秘书技术（含工具书）组成的秘书学科群。正是这一学科群的出现，在不同领域推动了秘书工作的发展。但是，也要看到，秘书科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至今尚未达到完全成熟的境界，其知识体系也没有完全定型。同时，秘书科学作为一门发展中的科学，不能永远停留在一个水平上，要随着党和国家的要求与秘书工作实践的发展，不断丰富秘书科学的新内容。为此，我尤其希望广大中青年秘书工作实践者和教学研究工作者携起手来，优势互补，为共同发展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秘书科学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