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校是否应该开放最近又起争议。起因是六月底上海交大发生了一起社会人员与学生冲突，致学生受伤的事件：一名家长带着孩子在上海交大体育场踢球，足球意外砸中了一名正在跑步的大学生，双方发生口角，学生因身体不适倒地，小孩家长对倒地学生进行踢打，最后该学生被救护车送往医院。

　　以此事件为例，高校开放的反对者认为，校园过度开放会带来安全隐患，让校园环境变得嘈杂，干扰正常的教学环境，影响在校师生的利益。这种观点听起来似乎不无道理。

　　打人的家长当然做错了。孩子踢球砸中他人，真诚道歉、妥善处理，大概率能化干戈为玉帛。即便彼此达不成和解，在冲突中保持克制，而不是冲动甚至动手，对身边的孩子来说，也是一种示范。但是，这一事件不应该让高校刚刚打开的校门又开“倒车”。近年来，在舆论的持续呼吁下，高校逐步重新开放了疫情期间关闭的大门，这一改变来之不易。但说实话，目前高校的开放程度仍未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一些著名的高校，预约的名额经常是一号难求。

　　因此，我们不应再纠结于高校是否应该开放的问题。即便发生了这样的冲突事件，答案依然明确：高校应当开放。真正值得思考的是，高校应如何开放，以及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应凝聚怎样的共识。

　　谈到高校如何开放，舆论中有一种声音——要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开放校门。这话当然没错，对任何一所学校来说，校园安全都是重中之重。但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追求绝对的安全？如果追求绝对安全，代价又是什么？进一步说，哪些风险是必须极力避免的，而哪些风险是可以接受的？在谈论校园安全至上时，我们要避免陷入安全主义的泥沼。在这个泥沼里，“安全”是压倒一切的，无论潜在的危险多么微不足道。

　　封闭可以减少风险，开放会带来更多隐患，这就是硬币的两面， “既要”“又要”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可能的风险就把大学校门关上。舆论从来没有呼吁过中小学开放校门，是因为中小学生年龄小，需要提供比普通公众更高标准的保护，包括校门封闭、保安值守。中小学的校方对校园安全也负有更大更细的责任。作为准成年人的大学生不一样，包裹着他们让其享有比普通公众更高的安全保护，对年轻人的成长并没有好处。学者格雷格·卢金诺夫与乔纳森·海特在合著的《娇惯的心灵：钢铁是怎么没炼成的？》一书中，就批评了当前这种对安全的迷思。作者认为，安全主义是对年轻人的一种剥夺，他们因此失去的，恰是反脆弱的心灵需要的经验。越保护，越脆弱。

　　坦率地说，疫情期间校园的封闭，拉低了人们对风险容忍的阈值。如果在从前，上海交大发生的这种小冲突，可能上不了新闻，也引发不了争议。这对校方来说，无疑会形成一种压力，进而磨损学校开放的动力。

　　所谓安全至上以及其带来的无限责任的压力，影响的不仅仅是高校大门的开放，还包括中小学和幼儿园的教育方式。课间不让孩子下楼就是一个典型例子。2024年9月，教育部明确中小学生课间从10分钟延长到15分钟；舆论也一直呼吁改变“课间圈养”的现象，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有的学校一度允许学生课间去操场，但偶然发生一次小受伤事故后，就又回归原样。孩子们大课间在户外的活动，更多是在老师带领下进行的，鲜有纯粹的自由的玩耍。这些现象背后的本质，是整个社会对安全的过度敏感，让各方都紧绷心弦，压挤的却是孩子成长的空间。《娇惯的心灵》一书中写道：孩子们需要一些散漫的、无人看管的时间，否则就不足以学会如何判断风险，并操练如何应对生活中的不如意，如挫折、倦怠和人际冲突。

　　是时候从“安全主义”的泥沼中走出来了，我们需要凝聚新的共识：在保障基本安全的前提下，适度接受一些不可避免的风险，让高校的大门进一步打开，也让青少年和儿童在适度的保护中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