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中国在线消息：今天，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2009年上半年地方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排行榜，对10件地方热点舆情进行研判点评，就地方政府的网络舆情应对处置能力做出客观分析。

　　这10件地方热点舆情分别是，四川成都市“65”公交车燃烧事件，陕西神木县全民免费医疗，上海市户籍新政，河南灵宝市王帅案，云南晋宁县躲猫猫事件，浙江杭州市飙车案，河南郑州市副局长“替谁说话”，重庆市高考状元造假事件，湖北巴东县邓玉娇案，湖北石首市骚乱。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表示，通过对各地政府在网络突发公共事件应对方面的政治智慧和创造性工作的梳理和小结，希望能为党和政府提高社会管理水平，以新的理念、新的思维处置突发事件，采取科学的、专业的手段化解群体性事件，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排查处理矛盾纠纷，提供尽可能客观、科学的舆情参考数据和舆论引导建议。

　　“网络民意”的力量在邓案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可以说网络不仅仅监督了事件过程，也起到了直接推动甚至改变方向的作用。

　　地方政府在此案的信息透明方面与过去相比并非毫无进步，然而，这起案件也突出反映出基层政府对信息公开的基本方法和技巧十分陌生。这一起并不复杂的刑事案件，却因沾上了“镇招商办主任”这一在中国干部体系中根本不入流的“官”而演变成“泛政治事件”，并引发了网络上“仇官”情绪的集中爆发。

　　对此，地方政府要敢于和部分无良官员“切割”，不能让任何个体的无良官员都要去“代表”整个党和政府，而不假思索、不计代价地去维护。

　　民间舆论的一边倒同情邓玉娇，是因为民众无法再容忍某些官员凭仗权势胡作非为他们普遍担心，在邓贵大、黄德贵之辈可以如此嚣张的地方，司法公正能不能得到保障，“弱女子”邓玉娇能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但互联网的力量改变了邓玉娇案中的强弱对比。

　　互联网上的舆论倾向有没有干预司法或扭曲司法公正？就邓玉娇案来说，至今为止，互联网的最重要影响是有力地促使司法部门较为公开透明地查案办案，特别是还原案发真相。同时，在地方法制并不完善的现实环境中，网上舆论有效地遏制了地方权力干预司法的可能，起到了一种特殊的制衡作用。

　　当“65”成都公交车燃烧惨案被最终认定是“人为故意纵火”时，普通百姓的心理恐慌可能是深远而长久的。

　　舆论从成都的公交车燃烧案，关注全国各城市普遍存在的上下班高峰期过度拥挤、公交车的严重超载运营等问题。驾乘安全检查制度的纰漏，突发事故自救设备的缺失，普通市民应对危机事件能力的疏于演练，以及公共安全监管中的责任不清、权力不明、追究不严，使网民批评的声音早已越出城市公交车，指向了地铁、列车、轮船、电梯、大型游乐场等公共交通工具和公共场所。

　　成都“65”公交车燃烧事件一是突发，二是恶性。像这样一个爆发于都市街头、立即被所有渠道传播的事件，却在市民惊悚和警醒之余，并没有诱发重大不满和群体事件，一度出现的谣言和猜疑也迅速消退，“65”事件平稳落幕。

　　之所以能有效掌控舆论，化险为夷，关键是当地政府应对得当。三天五场发布会，体现的一是反应迅速，二是公开透明。很多情况下，往往是麻木引发不满，拖怠贻误主动，本来可以讲得清的事情、解得开的矛盾，硬是被层层请示、迟迟未决、游疑再三、官僚迂腐而拖得民情不满、情绪对立。而另一方面，流言止于公开，透明赢得人心，把涉及群众利益的公众事件真相原原本本揭示给群众，换来的恰恰是享有知情权的民众的理解、谅解和支持，谣言也就自然失去了市场。

　　王帅案之所以在网上引发如此大的反响，主要原因就是他因发帖获罪，触犯了网民的底线，每一位对政府提出批评意见的网民都有可能成为王帅，被“跨省抓捕”，网民的愤怒和嘲讽也都集中在这一点上。

　　对网络舆论批评，灵宝市一些官员一边露出被诽谤的委屈模样，制造不存在的“诽谤政府罪”，一边举起刑罚大棒对网络批评进行打压，不远千里将发帖人抓回。

　　这一案件涉及基层政府对互联网的合理监管问题。网络监控手段需要严格执行法律法规，不能打压正常的网络舆论监督。

　　河南灵宝王帅案是源于网络、最终又在网络推动下获得解决的典型案例。对各级政府而言，如何使执政能力与网络时代相适应，已是一个现实问题。

　　这个事件首先告诉我们，各级政府应正确对待网络民意。一些地方党政干部并不知道网络时代的政治生态已发生了变化，不了解网络时代民众的权利意识日渐高涨，参与方式更加灵活。而且，在网络这个开放的世界，任何网络意见都相当于公告天下，如果不能正确处置，就有可能成为影响广泛的社会事件。

　　在人民网等主流媒体积极主动的干预下，河南省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秦玉海在人民网公开承认王帅案是错案，使这个事件最终获得了解决。可以说，他的行为开启了省级干部在网络上公开承认错误的先河，在一定程度上，对政府重新获得民众的认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应成为各级领导干部对待同类事件的示范。

　　“高考公平”素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故重庆市高考状元何川洋少数民族身份造假事件一经披露，迅速引发媒体和公众的高度关切。

　　而重庆有关方面在事件处置过程中所表现的强势与冷漠招致了更大的不满，特别是在重庆招办拒绝公布违规考生31人的完整名单后，该部门某官员的不当言辞对媒体和公众来说更是火上浇油。对既得利益群体的公然袒护，将使普通公众在“赢家通吃”的对比下产生“相对剥夺感”，而公众对状元民族身份改变的不满，就是这种相对剥夺感产生和滋长的明证。

　　最终，重庆方面宣布取消31名违规考生的录取资格，又引起网民一片唏嘘。按说家长违规，孩子无罪，但过于强势的家长对社会资源的垄断性占有，使得这样决绝的处罚又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和正义性。

　　重庆包括高考状元在内的31名考生因伪造少数民族身份加分作弊，重挫社会对“最后一块净土”大学招生制度的信心。

　　重庆市政府最终选择取消31名考生的大学录取资格。这个决定对这31名寒窗学子来说令人扼腕，但对于政府施政和市场的三“公”原则（公开公正公平）来说，是绝对必要的。在三“公”之中，“公开”居于首位。公众之于政府的知情权，媒体之于政府的批评权，需要首先得到尊重。31名学生的名单从保护年轻人隐私的角度可以不公布，但对帮助31名学生身份造假的长辈必须进行问责。重庆市政府最终满足了公众的要求。

　　当前经济危机阴影尚未驱散，又逢新中国建国60周年之际，亟需缓释社会积怨，体现政府“执政为民”的诚意，维护大学招生制度的公正权威是一项最起码的工作。

　　神木县在全国率先施行“全民免费医疗”，本该让抱怨看不起病的中国人喜出望外，却在媒体和互联网上引起了不少疑虑。神木县委、县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新型医保在公共财政可以承受的范围内，会继续实施下去。

　　神木的尝试没有引起普遍的激动，却遇到了众多的质疑，这个反常的现象与这些年来一些改革措施向官商特殊利益集团倾斜、民众普惠减少有关。从网络反响可以看出，面对这些质疑，当地政府的表态恰到好处，仅仅就事论事而不涉及任何对改革问题的争论，使医改新政能够被更多人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