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加快推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已经成为我国突破发展瓶颈、培育发展新动能的关键。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及2016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的颁布，标志着我国科技成果转化进入新阶段，并将显著提升高校、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积极性。

　　目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20%~30%，与欧美国家的70%~80%相去甚远。

　　科技成果转化作为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面向对象复杂，面临风险高，技术“死亡之谷”的问题十分严重，需要众多的资源和服务介入。

　　科技成果转化通常需要经历概念研究、技术开发、工程研制和生产部署四个阶段。从各主体对科技成果成熟度的要求看，高校提供的科研成果成熟度一般为1级~3级，中科院深圳先进院等新型研发机构可达到4级~5级，而进入产业化阶段需要达到8级~9级，少数天使资本所需科技成果的成熟度可前推至7级，那么中间的5级~8级该由谁来参与完成？如何完成？如何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一直以来的做法是供需双方向中间靠拢。

　　主要是提升教师和发明团队等供给者的成果转化积极性，鼓励完成1级~5级的工作，再往后推进至7级~8级，最终进入产业化阶段。但多数教师的工作重心在于课堂教学、项目申报、论文发表等活动，且多数课题属纵向技术研究，而非企业订单性质的横向课题。鼓励教师从熟悉的科研领域跨界到陌生的生产领域，效果自然不理想。归根结底，问题在于没有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跨界发展尚不具备良好的基础。

　　鼓励企业或资本等需求方向研发阶段推进，即由8级~9级走向4级~5级，进而向1级~3级推进。显然资本不能单独完成这个动作，那么企业呢？研究显示，光电芯片、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以自主研发为主，需要长期研发投入、持续积累形成的高精尖原创技术的硬科技企业在前5年~10年的技术研发和成长期里，企业回报边际递减，甚至要经历可能亏损或破产的考验，而一旦跨过拐点便呈指数型增长，迅速在行业脱颖而出。拐点来临前的阶段对中小微企业来说风险太大、时间成本太高，只有华为等实力企业才有意愿和能力冒这样的风险。即便如此，部分实力企业也需要依靠与高校院所合作来完成，而非自主研发。

　　信息不对称导致供给方与需求方之间缺少必要的一环，即出现了“科技成果成熟度4级~8级”的空白地带。各地纷纷建立一批技术交易市场（平台）等第三方载体，且不论技术的非标属性，即便通过第三方载体撮合供需双方，还是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核心在于，第三方载体本质是尚未进行菜品烹饪的菜市场，而需求方的诉求是成熟的食物或餐馆。

　　目前，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存在诸多问题，各参与方良性互动和协同联动不足，或者中介方（包括技术转移转化机构和技术经理人团队）多为单点式的技术交易。科技服务业应当面向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经过技术判断和市场调研分析，前瞻性地进行知识产权布局和保护；围绕产业链上下游及配套方，完善科技成果的聚合和接入；寻找科学技术的空白点，引领企业创新方向和高校学科建设。

　　对于如何做好科技成果转化，笔者有三点建议。一是围绕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突破仅仅鼓励教师和发明团队等局限，将鼓励、奖补对象扩大至促成供需匹配的中介方；二是弱化对技术交易市场（平台）等载体数量的追求，通过公共财力或撬动社会资本支持建设能够提供更加高端中介服务的“饭店”类载体，如高校、科研院所与技术转移机构共建的“科技医院”；三是技术经理人的培养，突破标准化培训层面，更加注重后续的实践以及大量成功案例的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