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作为“兵权谋”的代表作，是一座智慧殿堂和谋略宝库。当我们走进这座殿堂，寻求制胜方略时，应当把将德修炼作为研兵学谋的根基。

　　●《孙子兵法》在“计篇”中指出：“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这五个字，是为将者的五条标准，也被称为将之五德。

　　智是谋之源，谋是智之用。我们常说，足智多谋。孙子说的智，不同于今天说的智商。智商很高的人，若没有成熟的修炼，常常变成一种小聪明。作为军事将领的智，应当有以下突出表现：

　　首先是预见力。历史上那些能征善战的军事家，都具有超人的预见力。预见力又分战略预见和战术预见。战略预见是关于全局性、长远性的预见，“预见存亡祸福之原，早知盛衰废兴之始，防事之未萌，避难于无形”。战术预见则主要是对具体事件发展前景的预见，“见事而知得失成败之分，而究其所终极，故无败业废功”。军事作战中，指敌情判断，知彼知己，料敌设谋。

　　同志在党的七大报告中说：“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领导就是引导，引导必须有先见之明。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每一项重大决策，都是以超越常人的预见力，在最困难时看到希望，在黑暗中看到曙光，在迷茫中看清道路，在胜利中看到新的挑战。

　　其次是决断力。决断力和预见力相关联，分为战略决断与战术决断。战略上的决断，重在审时度势，对时代、历史、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有正确的认识，关键时刻能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战术性的决断，是正确地选定战役战术行动计划。同志说过，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

　　第三是创新力。与预见力、决断力相关联，智的又一个重要内涵是创造力，或者说创新力。善于创新的人，首先是观念的不断创新。新的观念产生新的想法、新的思路。而陈旧的观念则是禁锢人们创造力的枷锁、阻碍新思想的最大障碍。

　　提高创新能力固然需要知识，但知识不等于能力。只有在艰苦奋斗的实践中，才能把知识转化为创新力。军事指挥员尤其要重视在实践中磨炼。历史上不乏赵括之类的人物，饱读兵书，却打败仗；也有如汉代霍去病这类的天才将领，没读过兵书，用兵打仗“每每和孙吴暗合”。当然，这不是否定读书的重要，而是反复论证一条真理：“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使用的过程，也就是修炼提升的过程。

　　第四是运用资源的能力。对军事指挥员来说，是力量运用的能力。力量与力量的运用不同，所以战争史上出现了许多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战例。运用资源的能力，“形而上”的叫艺术，“形而下”的叫方法；高超的艺术是伟大天才的思维闪光，科学的方法要靠学习去把握；艺术是通过实践去领悟，“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方法是在运用中不断提升。艺术与方法常常是融合的，表现为战略战术的筹划、战略策略的设计、战略路线图的描绘、战术计谋的构想，等等。

　　第五是识人用人的能力。识人用人看似简单，实则不易，可以说是指挥员经常困惑的一件事。诸葛亮足智多谋，结合自己的实践，写出《将苑》一书，主要论述将性、将道、知人善任等。但他还是错用了马谡，造成街亭之败。其实，马谡也是个人才。诸葛亮南征时，他提出“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见解，还是很有见地的。只不过，马谡缺少实践历练，作高参可以，担任一线主将，其指挥实际作战能力弱的缺点就被彻底放大，最终导致蜀军全线被动。总括起来讲，诸葛亮对马谡是用错了岗位。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清末湘军将领曾国藩在功成名就时，要求他的将军们读乾隆时期重臣孙嘉淦的一篇议奏《三习一弊疏》。旨在提醒手下将领越是在战场上打得顺风顺水的时候，越要戒骄戒躁，越要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否则，就很容易丧失识人用人、量才录用的能力。

　　为将的信誉、诚心，可直接转化为军队的战斗力。“信盖天下，然后能约天下”。将军带兵，守信用才能得到部下的信任，而信任就是带领团队走向光明的火炬。战国时期，商鞅主导秦国改革，首先“徙木立信”，顺利拓开改革之路，是个范例。

　　孙子讲的将德，是战略“五要素”（即道、天、地、将、法）之一，将德中的“信”，自然与“道”相联系，包含了信念这个信誉的灵魂。

　　习主席高度重视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军事文化，多次强调“为将之道，当先治心”。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是革命军人的灵魂，是克敌制胜、拒腐防变的决定性因素。从人民军队成长历程看，我军的将帅始终有着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有着不变的理想和信念，带领的是人民军队，打的是人民战争，所以能创造出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有信念就必然有自信，有自信方有意志力。面对重重战争阻力，为将者有自信，部队就能看到希望之光，就有必胜的勇气，就能形成“激流漂石”之势。俗话说，胜兵如秋风，兵败如山倒。前者是充满自信心军队的表现，后者是完全失去自信心军队的状态。

　　仁，本来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中国古代兵家价值观为儒道合一，把仁作为将德修炼，主要强调爱兵亲民。《孙子兵法》讲：“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

　　作为指挥员的仁，还表现为礼贤下士、尊重人才。有个典故叫“周公吐哺”，说的是周武王死后，年幼的成王继位，周公肩负起辅佐成王的责任。周公非常礼遇有才能的人。有时他正在吃饭，门人报告有贤士来访，周公立即将口中的食物吐出，迅速出来接见来宾。如此一来，有才能的人都聚集到他的身边，服务于周王朝。所以，“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成了对“仁”的最好注释。

　　一般情况下讲勇，多指两军阵前，奋不顾身、奋勇杀敌的英雄豪气。为将者，平时不贪财，战时不惜命，军必兴。

　　将德修炼中的勇，更重要的还在决定军队、国家命运的重要关头，表现出的沉着稳定、无私无畏、从容应对的胆略和风度。“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

　　“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诗词是唐代李白对一位军事将领的赞誉。这位将领就是在淝水之战中指挥东晋军队、打败前秦百万大军的谢安。他在大敌当前、国家处于危急的时刻，镇定自若，从容应对，慎独静思，运筹破敌良策，终于以少胜多，扶大厦之将倾。

　　这里讲的严，是严军纪。军纪严明，才有执行力、战斗力。严的前提是明，军纪不能光讲抽象的道理，而要有简洁明了的可执行条文。我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典范。华为对员工提出“以制度管人，以流程管事”，其中要求做到“五个必须”：对要做的每个项目，首先必须有明确的目标，有目标必须有计划，有计划必须有方案，有方案必须有检查，有检查必须有结果。这样，不流于一般口号，每件事都能落到实处。

　　在各种制度、纪律中，与人关系最密切、最经常、最直接影响战斗力的是赏罚制度。对此，古代军事家提出了四条原则：赏不逾时，罚不迁列，赏不避小，罚不避大。军事史上有很多严明军纪的故事，如孙武吴宫演阵斩王姬，田穰苴辕门立表斩庄贾，周亚夫细柳行军令等，都传为千古佳话。

　　孙子讲的为将者五德，是一个整体，是相辅相成的综合思想品格。智者不迷，信可领众，仁能聚力，勇者果敢，严必立威。有兵家评说：“非智不可以料敌应机，非信不可以训人率下，非仁不可以附众抚士，非勇不可以决谋合战，非严不可以服强齐众。全此五才，将之体也。”又有一评说：“专任智则贼，偏施仁则懦，固守信则愚，恃勇力则暴，令过严则残。五者兼备，各适其用，则可为将帅。”总之，将德修炼，在于五德合成，全面发展。

　　《孙子兵法》产生的时代，是中国古代复杂系统哲学形成的时代。孙子运用太极阴阳哲学观，研究战争、研究将帅品格修炼，非常强调“度”的把握。于是，一方面强调将之五德，一方面又讲到将之“五危”。“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其实，将之五危，正是将德修炼错位的表现。比如，足智多谋是将德之首，但智用太过就可能狐疑不决。《六韬》中说，“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莫过狐疑。”

　　“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这是《道德经》最后的结语。孙子论述将德修炼，在吸收道家的价值取向中，蕴含着以出世之心态，做入世之功业，大智不彰，大功不扬。“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使将德修炼升华为“内圣外王”的境界。

　　新征程上新使命新担当，要求我们必须大力弘扬中国古代优秀军事文化中的优秀因子，赋予将德修炼以时代新内涵，不断为打赢未来战争造就可堪大用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