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成立于2017年1月，同时承担着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委托的“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秘书处”相关职能。我们以推动全国高校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为己任，汇聚全国各方力量，促进学术交流合作，为国别和区域研究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资政服务和国际交流提供平台。本院编辑的《国别和区域研究简报》每月为读者提供国际新闻动态和观点，并特邀海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就当前热点问题撰写时评。

　　过去30年以来，世人一直试图重新定义“国家安全”，以便使民族国家能够做好准备，应对和克服关乎我们生存和福祉的一系列威胁。我们必须首先提出四个基本问题：什么或谁正在受到保护？他们受到什么威胁？谁在做保护工作？如何提供保护？

　　国家安全的典型形式是保护民族国家免遭军事侵略。民族国家现在面临其他威胁，包括网络攻击和。此类攻击通常得到一国支持，对另一国发起，以威胁一国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因此，这些威胁确实也算得上军事安全的范畴。另一方面，气候变化导致海平面上升，对许多岛国构成了生存威胁，并且造成荒漠化和缺水，危及已经干旱的国家。

　　此外，今天的安全专家还必须关注超越国界的威胁。与军事侵略不同，、流行性疾病、全球犯罪网络、虚假信息散播、移民不受控制、粮食、水和能源短缺等未必会威胁到某个国家的政治独立或领土完整，但它们的确危及世界人民的安全和福祉。

　　国家安全和全球安全之间的区别不仅仅是语义上的。它涉及第三个问题的核心：谁在提供保护。国家安全是各国政府的职责范围，也是政府内部一个相当小的同质群体的职责，这些人几乎历来都全力关注军事安全。近年来，这些机构已经扩张，将网络安全、卫生安全和环境安全等问题考虑在内，但这些问题只处于边缘地带。

　　最后一个问题是如何提供全球安全。传统的军事安全最终着眼于打赢战争。但是，许多全球威胁主要要求有更强的韧劲——也就是说，更要求有承受力，而不是着眼于打赢战争。

　　现在美国死于新冠肺炎的总人数几乎是在越战中阵亡的美国人数的两倍。但美国领导人仍注重大国竞争，似乎不那么关心这场疫情造成越来越多人死亡，而是通过指责别的国家来转移国内民众的注意力。然而，这场危机将明显影响我们未来如何思考并保障我们的安全。

　　特朗普总统，以及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等其他“暴力瘾君子”似乎认为，终止示威活动只需无情的暴力还击。但他们应该三思而后行。使用暴力有时会奏效，例如当政权稳定受到真正威胁，广大民众支持，同时人们可以指望安全部队心甘情愿服从的命令。但伊朗国王等独裁者的经历表明，挥舞铁拳也会使原本的和平抗议升级为暴力抗议，把更多的人推向反对派、推上街头，最终导致安全机构临阵倒戈或一哄而散。即使一个暴君最终“获胜”，这个国家可能也只剩下一个空壳。

　　宪法秩序的主要威胁不是来自抗议者，而是来自白宫。这就是美国军方领导人（包括退休和现役）公开反击白宫的主要原因。他们明白，没有必要使用特朗普似乎想要的那种大规模武力。他们也明白，美国人民不是一个“被统治”的“战场”，军队的分内之事是维护宪法，保卫国家不受外敌侵扰，而不是提升总统个人的政治命运。

　　这一令人深感不安的局面清楚地揭示了一件事：特朗普，一个无能且越来越绝望的总统，已经黔驴技穷了。美国经济濒临崩溃。与前任总统成功带领美国走出2008年的经济衰退不同，特朗普没有计划在短期内恢复经济。尽管最近政府公布了就业报告，但预计到选举日，仍有数以千万计的美国人失业，而特朗普知道这一点。这个国家之所以处于这种状况，是因为特朗普对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反应无能到令人尴尬。他声称它会神奇地消失，这是一个典型的特朗普式谎言。他的谎言并没有就此止步。即使在10万美国人死亡之后，这种情况也不会改变。另一个感染高峰很可能即将到来。最后，他对外交政策采取的冲动、无知的态度，使得他不仅没有取得任何重大外交政策成就，还鞭策了对手，激怒了盟友。他对如何修正这些问题也束手无策。

　　从现在到11月，美国民众愤怒的程度会越来越严重，尤其是在美国的城市；而且愤怒的对象会超出种族歧视的范畴。

　　乔里奥·普格列瑟（Giulio Pugliese）：华盛顿的对华政策和预言自我实现的风险

　　正如白宫最近的一份报告所强调的，在华盛顿优先考虑的国家级威胁当中，中国一直首当其冲并处在中心位置。新冠疫情更加快了美国政策制定者决心同中国展开大国竞争的步伐。稳获总统候选人提名的乔·拜登亮出他“对华强硬”的凭证，以平息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对他与美国竞争对手过于友好的指责。

　　早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美国行政机构就已经改变用语，为的是对中国及其“一带一路”这样的标志性政策发动一场全面传播战。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立法部门也相继出台由国会主导的《国防授权法案》、《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维吾尔人干预与全球人道主义联合应对法案》。最近，参议院两党投票支持《外国公司问责法案》，表明国会在遏制中国的议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果对美国政策制定者判断与应对中国挑战的这种评估是准确的，那么，中美对抗就真的有失控危险。因此，人们必须认识到，疫情所引发的美国战略传播和经济攻势不仅是特朗普及共和党的一种选战工具，也是安全困境中下零和逻辑的一个副产品。最大化地判定对方的恶意意图（及能力）促使抵制行动变得夸张，反过来又会助长对方的不安全感。特朗普政府在把中美关系单一界定为与一个邪恶的战略竞争对手打交道时，对于自己想要什么应该慎之又慎，因为很可能如愿以偿。赤裸裸的大国对抗会让我们所有人更穷、更不安全，尤其是在疫情期间。

　　多米尼克·莫伊西（Dominique Moïsi）：美国种族主义恶疾积重难返

　　这是“非洲狩猎现场”还是美国日常种族主义现场？警察用膝盖紧紧压住“猎物”的颈部，一点点憋死这个“猎物”，他的眼神充满蓄意的挑衅。而在他脚旁断气的是个手无寸铁的人，不是一头狮子。

　　与这样用膝盖杀人相对的是屈膝下跪以示抗议或歉意。1970年12月，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英雄纪念碑前自发下跪，促进了德国形象转变和欧洲团结的巩固。与有些人的观点相反，这份悔过并非示弱。它让作出这一选择的人变得强大，并构成各国人民之间、一国内各族群之间和解的条件。

　　种族主义最极致的表现就是不把人当人。毫不迟疑、毫无悔意地去杀死的那个对象不再是人，而是一头有害的野兽，无论对方呈现出怎样的面貌：可以是一个高大的美国黑人，也可以是华沙犹太人居民区的一个孩子。

　　为何这次可能会不同？是因为这场愤怒恰逢与警方的“一贯失控”，以及对非裔美国人影响尤甚的卫生危机和经济危机同时发作吗？是因为事发现场冲击性极大以致震惊全球吗？是因为那个统治美国的人靠自己根深蒂固的本性和别有用心的失控集所有义愤于一身，成为邪恶的现实代表吗？

　　或许这些原因都有一些。对这场悲剧的无耻政治化操作、威胁出动武装部队（此举甚至被自己阵营的前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抨击，也被现任国防部长指责）、歪曲《圣经》、对受害者完全没有同理心：唐纳德·特朗普把雷踩了个遍，打破了所有维持体面的屏障。当对美国安全和美国人团结构成最大障碍的是总统本人的时候，有什么比投票——日程也合适——更加有效的反应呢？

　　克丽·博伊德·安德森（Kerry Boyd Anderson）：大流行加剧了全球秩序未来的不确定性

　　新冠大流行将改变生活的许多方面，包括塑造我们这个世界的社会、经济、卫生、环境和政治趋势及制度。此次大流行将对重塑世界秩序发挥一定作用。

　　新冠疫情影响到了每一个国家，既有卫生方面也包括经济方面。这或多或少缓和了它对全球权力动态的影响。不过，当危机结束时，人们会明显发现，一些国家对疫情处置得更好，这些国家的经济很可能也恢复得更快。

　　另外一个因素可能是哪个国家或哪些国家率先研发出了疫苗，以及它们是否向全球提供，还是仅供本国使用。那些研发出安全可靠疫苗，并以较低的价格向全球提供的国家很可能会获得重大软实力。

　　新冠大流行还加剧了美国软实力受到的侵蚀，不过这一趋势在疫情之前就出现了。美国在历史性的大流行期间决定退出世卫组织招致普遍批评。许多外国人认为，美国政府对此次大流行的反应是无效的。

　　现在还不清楚，此次大流行如何影响欧盟。欧洲一开始的反应反映了民族主义势头的上升以及缺少对合作行动的承诺。不过，近几周来，有迹象表明，欧洲可能在英国脱欧、新冠大流行以及美国闭关自守之后找到了使欧洲团结起来的新办法。

　　世界秩序未来将走向何方目前仍不清楚。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竞争很可能愈演愈烈。战后秩序要想得以维系，多个国家都必须致力于实施改革以及强化体制。此次疫情凸显了合作的必要性，但也提高了国家间竞争的赌注。它提供了一个建立更加行之有效的多边机构的机会，但实际上也可能是支配国际关系长达75年的战后秩序行将就木的最后阶段。

　　伯纳德·E·哈考特（Bernard E. Harcourt）：超军事化警察已成美国新执政方式

　　从历史角度来看，一般都是先出现革命，然后才有反革命。然而，美国的历史周期出现惊人逆转，特朗普对绝大部分为和平示威的抗议活动进行军事，激起了民众的反叛精神，可能会影响11月份的大选。

　　特朗普表达自己愿望时过于直截了当。他在与州长们会晤时明确要求采取军事措施，“完全掌控”战场，清除被他称为的抗议人士，并要在美国城市中部署“占领军”。

　　事实上对美国而言，超军事化警察已经成为美国国内外新的执政方式。这是至关重要的政治变革，不是从法治向异常状态的转变，而是从以大规模战争为基础的政府模式转向以平叛策略为基础的政府模式。

　　整个美国政界，甚至包括一些共和党领导人，普遍认为特朗普的举措太过分。“正如我们在华盛顿特区看到的那样，以军事手段作出回应，是在军人与市民中间制造冲突，一个虚假的冲突。”曾任特朗普政府国防部长的詹姆斯·马蒂斯说。

　　没错，特朗普的所作所为很有可能引发了他最担心的具有革命色彩的浪潮，而这波浪潮有可能最终导致美国反革命过程的衰落。

　　戴维·兰普顿（David Lampton）：拜登应避开特朗普的“中国陷阱”

　　有一点现在应该很清楚了：在全球暴发疫情、世界经济陷入低迷以及国内外存在种族歧视和社会不公的情况下，中国并不是美国最大的问题；同样，美国也不是中国最大的挑战。在当下的美国政治季，唯一的问题是：“谁有勇气说出这个真相？”

　　特朗普采取了分散和转移注意力的办法——他声称中国是美国最大的问题。大多数资深人士认为，在竞选活动余下的时间里，拜登不会允许特朗普把他描述成“对华软弱之人”。他们的建议可能会被采纳，为大选后竞选言论与国家利益之间产生的冲突奠定了基础。

　　6月2日在费城发表演讲时，拜登实际上重启了他的总统竞选活动，将关注重点放在社会和经济公平以及重建美国上。这种做法——也许是无意中做的——使他能够避免跌入特朗普制造的中国陷阱，后者将美国的大部分问题都归咎于中国。

　　首先要做的是让人们注意到一个事实，即特朗普为了掩盖自己犯下的错误，制造了一个假的出气筒。这似乎已经成为拜登竞选团队的潜台词。美国的问题通常是它自己造成的——当然，我们自己也有能力来改善这些问题。

　　其次，拜登应该捍卫和加强遭到特朗普攻击的国家安全决策结构。缺少系统性决策导致美国在贸易及盟友等问题上遭遇惨败。所有这一切都反映出特朗普本人反复无常的个性以及缺少一个稳定的对华决策过程。恢复和改进这个过程的第一步是承诺填补重要的外交和安全职位。第三，要想产生预期效果，美国必须向北京提出至少有一定可行性的要求。因此，拜登应该提出一个可以实现的总体目标，然后坚定不移地追求这一目标。

　　简而言之，拜登需要的对华政策应当是这样的：与国内目标并不相悖，符合美国的战略要求，能够赢得朋友，并且不会让自己陷入特朗普设计的死胡同。

　　作者：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学院高级研究员、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前主席

　　我们必须记住，世界在疫情之前就已经陷入麻烦。12年前，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大的金融危机震动了全球经济。其处理手法、随后的经济低迷以及认为资本主义幕后操纵的观点，促使许多高收入国家的公众开始愤怒。

　　各地所受影响不一。与其他国家相比，一些国家受到新冠肺炎的冲击要大得多，无论是由于无能、冷漠还是运气不佳。一些企业和个人受到的打击也比其他企业和个人严重得多，因为他们的活动依赖近距离的身体接触，或者因为他们的年龄或技能所限。这远非所有人都面临的无差别危机。

　　第一种可能的情况是，从实体全球化转向（尽管也有争议）更明显的虚拟全球化。在疫情之前，供应链的一体化程度在下降。现在，政策正在朝这个方向大踏步前行。

　　第三个情况是政治更加两极分化。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色彩较浓的右翼与社会主义和“进步”左翼之间业已存在的冲突似乎很可能加剧，至少在高收入民主国家是这样。

　　第四个情况是，公共债务和赤字将大幅增加。人们无法容忍新一轮“紧缩”或削减公共开支。更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增税，尤其是对较为富裕的人增税，以及持续的赤字，由央行或明或暗地提供资金。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情况是可怕的国际关系。国际关系的崩溃将走向何方？中美之间会出现普遍的系统性对抗还是偶尔的合作关系？欧洲将如何适应？

　　比尔·布特尔（Bhim Bhurtel）：在中国问题上，印度为莫迪的短视而买单

　　尽管莫迪在国内事务方面各种受挫，但他的外交政策成功地扩大了个人声望。通过接触超级大国领导人：美国总统特朗普、中国国家主席习、俄罗斯领导人普京等，他成功地取悦了选民，也掩盖了自己的内政失误。

　　无论是美国总统本人还是印度的任何盟友，包括四国集团（美日印澳四边机制），都没有就中印在拉达克的军事对峙发表支持印度的声明。在6月4日莫迪和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被大肆炒作的视频峰会之后发表的联合声明连提都没提拉达克。如果印中爆发全面战争，印度会发现没有人支持它。

　　中国最初将这一事件理解为印度的内政问题。然而，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印度对台湾问题的政策变化，收紧中国对印度的投资限制，支持世界卫生组织重组，支持对中国进行新冠肺炎调查，签署与澳大利亚防务合作协议——加大了北京方面的怀疑。

　　中国战略家们认为，莫迪改变了之前同意 “建立一个开放、多极、多元和多边参与全球经济秩序”的想法。他们也认为，莫迪已经放弃了与北京方面的伙伴关系，并应美国的要求，阻止中国在印度后院以及环印太地区增加“足迹”。

　　中国希望向莫迪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要求他遵守两国高层在非正式会晤期间达成的共识和协议，否则就要为比1962年在拉达克发生的军事对峙（译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更糟糕的后果做准备。

　　如果莫迪不能朝着实现双边峰会达成的共识和协议调整路线年时更严厉地惩罚印度。那么，莫迪的命运很可能会像19世纪俄罗斯历史学家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曾描述的那样：“历史不会教给我们任何东西，只会惩罚没有吸取历史教训的人。”

　　对乔治·弗洛伊德被杀的愤怒引发了对种族问题的有益反思，也许还促成了对警察进行一些重要的改革。但近几周来，这种政治和文化力量已经转变为一种绝对算不上健康的力量——变成了一场席卷美国艺术、教育、商业和娱乐机构的，追求政治一致性的势头凶猛的运动。

　　我们将此描述为雅各宾派时刻，因为它具有革命思想的高度热情和任意评判的特点。断头台并没有被拿出来使用，但破坏事业、生计和名誉的冲动是一样的。在大大小小的机构中，辞职、解雇和被迫道歉的浪潮发展得如此之快，令人跟不上事态的发展。

　　整个学术界都感受到了这场清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商学院的一名讲师因一封直言不讳的电子邮件而被停职，他在邮件中拒绝了一名学生提出的为黑人学生制定不同的期末考试规则的要求。另一名讲师在课堂上读了马丁·路德·金的《寄自伯明翰监狱的信》之后面临调查，因为这篇文章包含“黑鬼”这个词。也就是说，教授们现在可能不会让学生们再接触这篇反对不公正国家权力的经典文章了。

　　清洗行动还影响到地方学校和政府。佛蒙特州的一名校长在脸书上发帖说：“我坚信‘黑人的命也重要’……但不应该仅仅因为我不带着‘黑人的命也重要’的标语到处走，就意味着我是种族主义者。”发表这一言论后，这名校长被撤职。加州北部城市希尔兹堡的市长在怀疑是否有必要在当地进行警察改革后辞职。

　　在一个两极分化的社会中，社会和谐将不会通过强制和斗争来实现。如果自由派不愿阻止雅各宾，就等着政治反弹和社会分裂吧，这将使特朗普的总统任期看起来像是茶党的统治。

　　比尔·布特尔（Bhim Bhurtel）：莫迪如何成了对华“椰子”战略的受害者

　　自莫迪2014年担任总理以来，印度的对华“战略”出了什么问题？答案简单明了。莫迪已经成为对华“椰子”战略的受害者。“椰子”一词有时被用来形容外表属于一种类型、但内心属于另一种类型的人，在这里用于形容政策。虽然椰子外表坚硬，看起来不好对付，但里面很柔软。它外表看起来强大，但内部却很软弱。因此，椰子是一个矛盾体。

　　首先，它代表印度自相矛盾的战略。印度文明代表着一种不同于“西方”的世界观。尽管印度具有深厚的文明并且是一个有抱负的大国，但在对华政策方面，印度的战略家们却采纳了“西方”的战略思维。除此之外，印度职业外交官、战略分析家、外交事务记者和具有舆论影响力的人士均来自政治、军事、经济和官僚界的精英群体。他们在国内外的精英学校和大学接受了教育。其中大多数人表面上支持印度教民族主义，但实际上更倾向于接受与“西方”结盟。

　　其次，印度战略家认为，印度已经强大到足以成为全球超级大国和关键参与者的地步。但是，印度在经济、政治、战略、技术和军事方面均落后于中国和美国。通过与美国签署基础性协议，印度假装自己是亚洲的一个超级大国。但事实上，印度连一个成功的南亚参与者都算不上。莫迪就任总理后，印度失去了南亚的朋友和盟友。

　　第三，俄罗斯、中国和其他许多国家想建立一个多极世界。尽管莫迪和中国领导人同意构建一个开放、多极化、多元化、有广泛参与性的全球经济秩序，但印度实际上支持美国领导的单极世界。

　　莫迪把自己的所有鸡蛋都放在美国的篮子里，未来他在需要帮助时将找不到真正愿意提供帮助的朋友。例如，印度战略家认为俄罗斯支持印度。但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本月23日在俄印中三国外长视频会晤期间说：“我认为印度和中国不需要外界的任何帮助。我认为他们不需要帮助，尤其是在涉及国家层面的问题时。他们可以自行解决这些问题，（包括）最近的事件。”

　　自冷战终结以来，美国一共卷入了七场战争和军事干预行动。结果正如里根总统在1982年所说的，用刀剑播种下的政权无法扎根。

　　战后的历任美国总统创造了安保同盟、多边机构以及较为开放的经济政策。今天，70年来始终作为美国外交立足点的“自由国际秩序”，正在遭遇新兴势力的崛起和民粹主义等一系列新风浪，其存在意义正经受考验。

　　美国面临的真正课题是例外主义的两个侧面，也就是如何平衡不借助武力推进价值观和对国际机构的援助。

　　眼下的问题是，美国在任何一方面都表现得很失败。在与新冠疫情的斗争中，特朗普政府不是站在一线推进国际合作，而是谴责中国是病毒源头，甚至打算退出世卫组织。

　　在选战中拿中国问题踢皮球是国内政治，而非外交政策。全球大流行尚未结束，新冠肺炎疫情也不会是人类最后一场瘟疫。

　　此外，美中两国加起来排放了全球40%以上的温室气体。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凭一己之力化解这一新型的国家安全威胁。全球前两大经济体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命中注定就是既竞争又合作。对美国来说，眼下其例外主义的特质不仅包括维护人权等价值观，还包含着与中国共同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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