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信息化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国际新闻越来越多地进入大众的视野，由于语言和文化的障碍，有些受众无法直接获取或阅读外文新闻，因此，新闻编译的角色因运而生，成为二者的中间人，帮助国内的大众更好的阅读和理解外国新闻，然而，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新闻，如何更好地传达与表达，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本文通过分析整理前人的研究，从编译团队的组建、翻译文本的确定、翻译策略的选择、以及目标语言形式甄选的角度构建新闻编译策略，旨在给今后新闻编译的研究和实践有所启示。

　　國际新闻是国际信息传播与交流的重要方式，是“超越了国家界线并具有跨文化性的新闻，或者说国际新闻是新闻在国际间的流动……国际新闻包括外国消息（国际报道），也包括对外传播，还包括国际性新闻机构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国际性新闻[1]”。它是通过大众媒体而进行的跨越国界的新闻传播活动。国际新闻至少包含三个基本要素：新闻性、大众传播性和跨文化性[2]。我们可以认为新闻性与大众性是新闻的普遍特征，但是跨文化性无疑是国际新闻所具有的特殊性。跨文化、跨语言使得国际新闻编译不可能是一项单纯的活动。它具有两个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外译中可以向国人传播外界信息，帮助中国了解世界动态，跟上世界的步伐与主流；另一方面，中译外可以向世人传播国内的情况，让世界了解中国，改变对中国的固有成见。从而促进世界各国的相互了解。鉴于此，如何恰当的编译国际新闻，使其既可以准确传达信息，反应事实，又可以符合国人的阅读习惯，同时不过分违背主流价值观。

　　《万国公报》、《各国消息》以及《中外新报》是中国最早的报纸，内容多为外国新闻，由外国人（1833年）创办的第一个近代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新闻专栏，每期刊登的新闻绝大部分是译自外刊、经过编者加工的国际新闻——这也可视为国际新闻编译外译中的开端[3]。而新闻编译这一文化传播行为虽然实践已久，但对其研究的历史并不长，可以说刚刚起步不久。1989年，卡伦·斯戴汀将英文中的translating（翻译）和editing（编辑）两个概念合二为一，提出了“transediting”（编译）这个概念（Stetting， 1989：371-382）[4]。芬兰学者伊芙·冈比亚认为，编译新闻是对“已经建构的现实的再建构”，而且同时受制于职业、机构和文化语境的影响[5]。刘其中在其《英汉新闻翻译》一书中提到，新闻编译是通过翻译和编辑的手段，将用源语写成的新闻转化、加工成为译语语言新闻的翻译方法[6]。程维认为“新闻编译与新闻写作一样，本质上讲仍然是一种叙事形式，是编译者在自身复杂的认知、移情等心理过程作用下，在选报人、编辑、通讯社等各种角色影响之下，对原有新闻故事进行不同强弱程度编码的一种二次叙事[7]。”他认为外译中的自由度要比中译外的自由度小，编译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翻译。编译是国际新闻活动中的重要工作，编译者的观念、兴趣、风格乃至人格取向等个体因素对国际新闻的编译工作会产生很大的影响[8]。

　　新闻编译虽然涉及到语言的转换，却不等同于翻译，虽然是以新闻的形式报道出来，亦不等同于一般的新闻。单纯的把新闻编译看成做翻译或做新闻都是不可取的。在全球化以及飞速传播的互联网平台背景下，像新闻编译这样边界模糊，涉及到两个或多个领域的研究及现象将会越来越频繁的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作者认为让译者与新闻媒体人相互合作，互相补充，未尝不是一个好办法，一方面弥补了译者新闻专业知识的缺失，二则缓和了新闻从业者为强化效果而作的不实报道，从而更好地发挥二者的优势，发挥各家之所长，达到部分之和大于整体的效果。

　　新闻编译不是普通的翻译，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外国报刊数目繁多，选择什么样的题材进行编译，也是编译人员需要考虑的内容。编译人员首先要筛选出要编译的文章，文章可能不止一篇，也有可能將几篇外媒报道合译为一篇，然后在翻译的过程中斟酌语言，使其符合读者的语言习惯和文化背景。长期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驻外记者的张敏在谈论她多年编译新闻的经验时写道：编译外电有3个原则，其中两个就是 “要有助于国内的社会稳定与安全”和“要符合我国外交政策，遇到负面的报道、敏感的题材要慎重选择[9]”。要弱化冲突，以及有损国家形象的内容。根据《参考消息》等报刊编译的内容来看，需要涉及到国际新闻编译的内容，多为政治题材，而政治话题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涉及到外媒对某一事件的态度，以及对国内是否会产生舆论影响等。特别重要的事件无疑是新闻报道不可遗漏的，对于那些过于敏感，而又不太重要的信息，编译者就可以选择性地摒弃以及将内容合并与缩减。

　　国际新闻编译作为具有多语言、多文化为一体的特性，编译者应协调好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综合考虑翻译的政治需求，文化差异。作为新闻，“忠实”于事实应该是编译者必须遵守的底线，在此之上，运用归化与异化相结合的杂合策略，或者是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针对阅听人对电视讯息的解读，提出三种假定的译码立场[10]，分别是：占主导统治地位的立场（dominant-hegemonic position）、协商式的立场（negotiated position）、抵抗的立场（oppositional position）中的协商式的立场，将外来文化与意识形态，应用于本土文化与意识形态中。从而实现中外信息在语言和文化上的交流与对接。当遇到无法融合的问题以及需要特别解释说明的地方，就可以采取忠实于原文并适度加注的策略灵活处理。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再此原则的运用中不应丢失新闻本身的简短，快捷，准确的特点。

　　中国文化传播的重点不在编者“怎么说”，而在听者“如何听”，传播中的信息有很多要靠听者“悟出来”，表现出“重意会”、“轻言传”的习惯，在汉语语言的交流中，听者已经掌握了大量的“preprogrammed information[10]”（预置信息，即经预先编程的信息），中国人重社会关系、重和谐统一，于是采取集体取向的主导模式，而大众则普遍认同家庭和睦、社会团结、协作互助、共同富裕的观念，崇尚仁、义、礼、智、信等社会规范。与此相对，美国人重自由平等、重个人价值，于是采取个体取向的主导模式，而大众则普遍认同绝对权力、私有财产、个体利益、公平竞争的观念，崇尚民主、独立、公开、法制、协商等社会规范。中国的新闻报道倾向于直线型的报道模式（linearity），“硬新闻”风格，从整体思维去审视个体特点，化解冲突。而喜好“冲突”的美国媒体在新闻写作中经常出现曲折式的报道模式（zigzag）[11]，将“冲突”放在首位。因此要适时对译后的标题重新建构，从而减轻读者负担，设定读者的反应。新闻的构建有一定的框架结构，读者习惯性用这一既有的结构去阅读新闻，这一点是编译者应该遵循的。

　　整体而言，对新闻编译者的要求基本呈现出“宽——窄——宽”的趋势，现在的新闻编译发展正处于上升阶段，是重要的过渡期，成长期，“窄”的阶段。首先，编译新闻由最初的精英阅读发展到全民阅读完成的是一次读者的转型，而读者的转型必然带动对应翻译策略的变化，这是由“宽——窄”的变化。基于考虑大众的需求，基于普通大众的意识形态和固有框架，新闻编译者需要作出较多的“调整”，新闻编译由不被关注到进入研究领域而被放大。随着全民教育的普及以及出国人口的增多，高素质人才和知识分子的群体在不断扩大，当扩大到一定程度时，相当于又发生了一次读者的转型，翻译策略继而发生相应的调整，此时对新闻编译者的要求将会呈现“窄——宽”的趋势。人们有自己的想法，不会一昧地崇洋媚外，能自己辨别是非以及区分信息的真伪，新闻编译者再不需要在编译时注意屏蔽影响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舆论的内容。编译将更加自如，更加真实。纯粹的新闻观和翻译观都会有其局限性和弊病。新闻编译的重要性不断提高。新闻编译时通过译者与编者相结合的团队模式，确定翻译文本，选择归化与异化相结合以及适度加注作为补充的翻译策略，根据目标语言形式及新闻框架构建文本，从而使编译新闻的可读性与真实性效果最大化。

　　[1]刘笑盈.国际新闻史研究论纲[M].载于蔡帼芬主编：《国际新闻与跨文化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94-95.

　　[2]麻争旗.论国际新闻编译的文化策略[J].现代传播，2005，01：59-63.

　　[3]白润生.中国新闻通史纲要[M].新华出版社，1998：29、38、42.

　　[6]刘其中.英汉新闻翻译[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204.

　　[7]程维.“再叙事”视阈下的英汉新闻编译[J].中国翻译，2013，05：100-104.

　　[8]关世杰.《试论中国人与英美人思维方式的差异及汉字在其成因中的作用》，载于刘海平编：《中文文化的互动与关联》，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11]程维.跨文化传播视阈下的新闻编译——以《参考消息》防控甲流的几则新闻稿为例[J].上海翻译，2010，03：27-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