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国内经济政策的逼仄，美国总统对外经贸政策上空间要大得多。特朗普等人中期选举的表现，也为未来美国对外经贸政策埋下了伏笔。

　　2022年11月的第二个周二，美国的中期选举如期举行。此次中期选举中，众议院全部的435个席位，参议院的35个席位，和50个州中的36个州长面临改选。

　　根据纽约时间11月10日晚的计票结果，共和党目前在众议院以211席领先的198席，且在另外多个未出结果的选区有优势。根据规则，多数党需取得218席，目前看共和党获得众议院的多数席位问题不大，尽管优势程度可能不及预期。参议院的选举则远远未决，目前共和党获得了49个席位，为48，其余的三个席位将在三个摇摆州产生：亚利桑那、内华达和佐治亚州。目前看有可能会赢得亚利桑那，共和党则更可能赢得内华达。佐治亚的情况要复杂一些，该州法律规定获胜一方需要有超过50%的得票率，而目前两党得票率都低于50%，最后估计要等到12月份的再次投票（前两个优胜者参选），直到有人得到50%以上的选票。多数评论家认为目前的结果和中期选举前的各种民调反差较大，此前的很多民调显示共和党会获得大胜。

　　二战以来，入主白宫的党派在第一次中期选举中往往会遭遇“失败”，在众议院平均丢失26个席位，在参议院则平均会丢失4个席位。这个历史规律和美国的政治制度有关。选民有制衡的要求，一个政党同时控制白宫和国会，推出的政策难免会极端，这往往会惹怒温和的中间派选民，而他们才是决定选举结果的决定性力量。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位居白宫的政党会被媒体用显微镜和放大镜观察和批评，而在野的政党则显得事比较少，这种观察者偏差也导致谁在台上谁难看，选民也因此希望在中期选举有所变化。目前的结果对已经是个很不错的结果，难怪拜登称之为胜利。

　　美国民众往往把经济表现和执政党联系起来，很大程度会根据经济表现为政党投票，不过这没有太多的数据支持，至少在最近的二十年是这样。两党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最主要的是通过财政政策，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联邦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会发现政府可以灵活动用的资金是非常有限的。在没有紧急事件的情况下（例如新冠疫情），联邦政府的支出中超60%是“强制性的（mandatory）”，这包括为退休人员支付的社会保障支出，为老年人和低收入者提供的医疗保健支出，用于低收入者福利的支出，这部分强制性支出基本相当于转移支付，是比较固定的。联邦政府的利息支出占到总支出的接近8%，加上强制性支出，这两部分已经占到联邦政府支出的70%。在剩余的30%中, 军费支出占到20%，紧急项目支出和卫生公共服务占比接近4%，能够为政府灵活运用于“产业和经济建设”的支出也就在6%左右。联邦政府支出占GDP比重在20%左右，6%的经济建设支出占比GDP就仅仅在1.2%左右。无论这些钱怎么花得明智得当，或者规模增加减少一点，我看不出对美国经济会有多大的影响。

　　从拜登政府的几个主要经济政策也可以看到这一点。拜登基建法案于2021年底获得通过，总金额为一万亿美元，但是要分5年执行，每年也就是2000亿美元，并且其中接近一半的支出即便没有这个法案也是既有的。每年1000亿美元的新增基建支出，相比于25万亿美元的经济体，无论如何不算大，而这已经是拜登政府很重要的一项成就了。另外一个规模较大的项目是“清洁能源法案”，于2022年6月提出，主要内容是建设新能源产能和节能减排、电网改造等，在比较重要的光伏新能源方面，计划到2024年把光伏产能从2022年的7.5G瓦增加到22.5G瓦，两年新增15G瓦。我看了一下国内A股光伏企业的产能建设成本，大概1G瓦产能（包括整个产业链）需要10亿元人民币的投资，15G瓦的新增产能需要投资150亿人民币，折合20多亿美元，假设美国的投资成本高一倍，也就是50亿美元左右。类似地，通胀消减法案能够真正影响的经济规模也是有限的。

　　至于税收政策，尽管边际税率的变化看起来不小，但对不同阶层收入分配的绝对值影响还是有限的。至于高税率会影响富裕阶层工作积极性的说法，我想起了凯恩斯的话，他轻描淡写地说：人们在适应以后，又会开始孜孜不倦地追求金钱了。

　　基于上述分析，我觉得中期选举在国内经济问题上可以说是无大事可叙。因此，中期选举，甚至是总统选举，对美国的国内经济政策影响远不如通常想象的这么大。在美国搞经济政策是如此无聊，难怪尼克松更希望到国际舞台展示他的才华。

　　相比如国内经济政策的逼仄，美国总统对外经贸政策上的空间要大得多，这是因为总统可以通过总统令的形式做出许多决策，另外可能也是因为国会议员普遍对更为复杂专业的国际经济问题不够熟悉，这多少削弱了他们的影响力。尽管中期选举不影响到白宫的更迭，但是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中的表现为未来美国的对外经贸政策埋下了伏笔。

　　很多评论家认为此次中期选举体现了特朗普影响力的下降，一些亲共和党的媒体甚至认为特朗普帮了倒忙。尽管特朗普支持者的基本盘没有多大变化，但从选举结果看，他的影响力确实是下降了。这体现在他大力支持的几个共和党候选人要么败选，要么险胜；而他极力反对的共和党参选人，佛罗里达州在任的共和党州长德桑蒂斯（DeSantis），则以极大优势获得连任。目前，年富力强的德桑蒂斯被认为是共和党内角逐下届总统选举的新星，而正是这一点让特朗普无法接受。德桑蒂斯有机会在总统大选中击败，但是他在党内初选中击败特朗普的机会不大。而如果特朗普再次参加总统大选，无论候选人是拜登还是其他人，前者获胜的机会十分渺茫。这正是特朗普带给共和党的难题。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知道在总统大选中，是中间温和派的选民起决定性作用。美国经济2023年大概率会实现软着陆（作者在本刊有专文讨论），2024年可能是个高就业、低通胀的承平之年，国际形势上看俄乌战争大概率不会拖延到2024年，届时内政外交看起来都对保住白宫十分有利。而特朗普面临的各种官司，在上一任总统任期内对权力的滥用，随意多变的内外政策，在2020年大选中造成的宪法危机，让他难以获得中间派选民的支持。一反一正之间，我认为特朗普在2024年胜选总统的几率渺茫。

　　做了这么多铺垫，我们得以回到前面的经济议题。由于特朗普的原因，大概率将在2024年继续执掌白宫，而这将使目前的对外经贸政策得以延续。我们可能会继续看到美国加强跨太平洋和印太区域经济的联合，与西方国家技术联盟的加强，对华经济贸易和技术许可上的摩擦等等。这是我认为的本次中期选举最重要的经济后果。

　　11月9日，因为共和党选情不如预期的强劲，美国标普500跌幅达到2%。一般认为，共和党主导的国会有助于控制政府支出和减少税收，这对股市有利。不过，在10日美国劳工部公布10月份的CPI数据后，由于通胀显著低于预期，市场认为美联储继续激进加息的概率大幅下降，这导致美国股票市场大涨，标普500 涨幅达到惊人的5.5%。一涨一跌两个幅度的对比，展示了美联储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党派政治的力量。

　　大致可以说，美国政党政治在国内经济的主要作用是分配利益，而从现有数据来看，即便吵得热火朝天，实际能够改变的份额也是有限度的。联邦政府60%以上的开支是转移支付，如果我们相信一般均衡理论的第二福利定理，转移支付以后经济仍然会是有效率的均衡。

　　而更为重要的经济增长、就业和通胀等总量问题则是在美联储的强力掌控之下。联储的独立性上升，源于更高的透明度和可问责性，这让别的部门很难干扰它。回想更早的联储，个人魅力和政治技巧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伯南克之前的美联储，尽管也都承诺充分就业和价格稳定的目标，但是没有明确设定的数值目标，特别是在通胀问题上，联储希望保留更多相机抉择的空间。灵活性带来了模糊性和不可控性，国会和总统都可以以某种形式影响货币政策，这在沃尔克和伯恩斯时代都有鲜明的体现。而近些年，美联储设定了清晰的目标和决策流程，并且通过和大众的直接交流获得了强大的可信度和独立性，这使得国会和总统难以干预其运作。基于透明度和规则的联储，反倒获得了更大的影响力，获得了更出色的经济表现。

　　总体来说，美国中期选举的经济后果在国内是有限的，在国际问题上则可能是较为显著和持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