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的国际形势呈现“乱”“颓”“困”的态势：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民粹主义逆流涌动，全球治理颇显颓废，国际合作陷入困境，大国博弈明显加剧。受此影响，国际安全形势不容乐观，显著体现在国际安全格局经历变革、国际安全态势险中有忧、国际安全治理愈加困难。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与稳定方面积极有为，彰显了负责任大国的风范。

　　国际安全格局正在经历变革。受美国全球战略调整影响，大国战略竞争加剧。国际安全格局的演变动力由美俄矛盾转变为美俄、中美矛盾并重，科技变革的渗透加深，非传统安全的影响增加。现有国际安全格局在很大程度上是延续冷战时期的两极体系，美国领导的联盟体系是影响国际安全格局的重要力量，美俄战略交锋是塑造国际安全格局的重要因素，不过如今却正在经历变革。

　　其一是美国联盟体系有所削弱。特朗普政府基于“交易主义”处理联盟关系，导致美国的联盟体系遭受冲击。曾几何时，美国对盟国说一不二，拥有极高的权威。如今，美国与盟国因为驻军费用、防卫分担吵得不可开交。美韩双方围绕驻韩美军费用唇枪舌剑，韩国民众因此对美不满情绪增加；美德法围绕北约何去何从，北约是否陷入“脑死亡”而相互指责。美国希望北约的欧洲成员国增加防务开支，承担更多责任。而以德国为首的欧洲国家多年来搭乘安全便车已成习惯，短期内难以改变。正是由于美国的不作为和基于“交易主义”态度来处理联盟关系，导致美国与盟国之间矛盾不断，美国的联盟体系遭受冲击。

　　其二美俄战略交锋加剧且易于失衡。美国正式退出《中导条约》，对美俄关系、地区安全和全球核稳定将产生多重危害。由于美国自信在美俄核力量对比中处于优势，因而认为《中导条约》更多是限制美国而非俄罗斯，更符合俄罗斯而非美国的利益，这也促使美国不愿再履行《中导条约》。美国认为即便退出《中导条约》，俄罗斯的反制也非常有限，即便是重新陷入军备竞争，对美国而言也是利大于弊。此外，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并未松懈，在叙利亚和欧洲双方的角力依旧，美俄战略交锋加剧，但因两国实力差距拉大，竞争失衡的可能性增加。

　　其三是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且影响增强。随着中美两国实力差距的缩小，美国对华战略施压日益增强，两国之间的竞争从经济领域延伸到安全领域。美国退出《中导条约》且未来有可能在亚太地区部署新型导弹，势必会加剧中美之间的安全竞争，也使得美国的盟国面临着更大的大国竞争压力，地区安全局势因此更加复杂。对此中国政府已经明确表达了坚决反对的态度。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竞争明显加剧：战略层面，美国加紧推动“印太战略”，试图打造联合制华的局面；战术层面，美国在南海地区的军事介入加深，对台干预变本加厉等等，中美安全竞争的风险预防和危机管控更有必要。

　　国际安全形势不容乐观。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国际热点问题起伏不定，部分国家内部动荡加剧内外安全风险。当今世界虽然和平与发展依然是主流，但国际社会中的安全问题依旧起伏不定。

　　一是受大国博弈影响，国际军控和裁军遭遇挫折，军备竞赛趋势显现。二是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凸显。极端主义、不断蔓延，网络安全、生物安全、海盗活动等问题不断显现。三是国际热点问题依旧高烧不退。叙利亚问题、伊朗核问题、朝鲜核问题、巴以问题等难以解决，各地区因治理失灵、社会问题等引发的动荡不断外溢，新的热点问题也逐渐增加。

　　具体而言，各地区安全形势呈现不同态势。欧洲地区因美欧矛盾加剧导致安全合作受损，各国主要面临着、社会问题等引发的安全风险；北约何去何从面临挑战，更是影响欧洲地区安全制度的安排。中东地区依然是高烧不退。叙利亚问题中的大国博弈、地区博弈、国内博弈多重叠加，短期内解决困难很大。伊朗核问题的对话协商受阻，美伊矛盾有所恶化，但基本守住了不发生战争的底线。巴以冲突有所升温，国际社会尽力劝和促谈但难度极大。非洲地区主要是国家治理能力不足引发社会骚乱等安全问题，萨赫勒地区人道主义形势严峻，非盟对此缺乏有效应对。拉美地区的左右之争更加激烈，地区分化明显。委内瑞拉依然处在乱局状态，玻利维亚更是出现政变，巴西、智利的国内社会矛盾加剧，拉美地区的安全风险整体增加。亚太地区安全总体稳中有忧。朝核问题虽有所缓和，但美朝对话进展有限，面临着“不进则退”的局面。南亚形势总体稳定但印巴冲突不时发生，阿富汗国内政治和解和重建艰难推进。部分国家之间的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民族宗教矛盾等问题仍然存在，地区安全热点问题时起时伏。

　　国际安全治理亟须加强。面对错综复杂国际安全形势，国际安全治理需要不断变革与完善。不过当前国际安全治理却面临着诸多挑战，步履维艰。

　　一是国际安全的治理机制多元复杂，机制效力有所下降、机制碎片化现象比比皆是。一方面，具有全球效力的国际安全机制原本不多，军控裁军等全球安全机制大多形成于冷战时期，效力有所下降，冲击了既有的国际安全治理机制。另一方面，各地区安全机制功能重叠现象较多，机制碎片化现象较为普遍，使得各地区安全治理参差不齐。二是大国安全竞争加剧，一些大国甚至带头破坏国际规则，国际安全治理陷入领导乏力。作为全球实力最为强大的国家，美国理应在国际安全治理中发挥首要作用。不过特朗普政府“退群毁约”行为不断，单边主义盛行，退出《中导条约》更是带头破坏国际安全规则，与中俄两国的战略竞争加剧，美欧分歧加深，导致国际安全治理出现领导乏力。三是各国安全观念分歧巨大，安全理念缺乏共识，安全合作难以深入展开。安全观念对安全合作有着引领作用，联盟安全、集体安全、合作安全等各种安全观念广泛存在，安全利益的零和博弈观念依然强盛，国际安全合作的开展比较困难。

　　国际安全治理的缓慢低效加剧了国际安全形势的不稳定，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增加，非国家行为体对国际安全的影响不断增强，国际安全的联动性和脆弱性有所增加，使得国际安全治理的加强很有必要。不过如何完善全球安全治理，需要在观念共识、大国协调和机制建设方面多措并举，协同并进。

　　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坚定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广泛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积极参与军控与裁军等领域事务，为重大问题解决和重要规则制定贡献中国方案。

　　一是中国坚定维护联合国在国际安全治理中的权威性，支持联合国框架下的各种国际安全机制发挥作用。二是中国积极参与各地区问题的解决，推动朝核问题、伊核问题、叙利亚问题、阿富汗问题等地区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三是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安全制度的建设与完善，在网络、外层空间等领域规则设计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四是中国积极发展对外建设性军事关系，形成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军事外交新格局。中国不仅积极加强美俄等大国的军事合作，还广泛地与世界各国加强军事合作。五是中国积极推动构建地区安全合作架构，倡导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为构建亚洲地区安全合作架构发挥了重要作用。总之，中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与稳定方面勇于担当，不断提升中国在国际安全治理中的能力与作用，彰显了中国的负责任大国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