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的民生议题之一。但在北大教授王蓉看来，无论是学界还是大众，对教育的认知仍存在诸多迷思与误解。她指出，高等教育持续 “拔尖” 集中资源，基础教育却追求 “均衡” 标准化，这种错位在 “高度筛选型社会” 中催生了家长的集体焦虑。从学区房的天价博弈到 “清华系”“北大系” 补习机构的崛起，从免费义务教育的制度反思到衡水中学的争议背后，揭示了中国教育在资源分配、制度设计与社会需求间的深层张力——教育的问题，从来不止于校园之内。

　　教育是中国人普遍关切的问题。但本文作者认为，无论是学界还是一般大众，恰恰对于教育问题有着许多迷思和误解。文章指出，中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存在巨大的分化现象，公立基础教育新问题、新挑战频频出现，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存在严重断裂，教育界对教育规律的研究很不充分。这些问题不同程度地阻碍了我国教育行业的健康发展，也妨碍了我们正确客观地认识中国教育行业的现状。

　　中国高等教育的三个迷思 教育财政研究简单说就是研究有关教育的钱。今天我想谈几个问题：第一，中国高等教育的迷思。我的同事周森的研究成果揭示了中国高等教育8%和30%的故事，意思是说央属高校的本科生只占全中国本科生的8%，但是这些央属高校的资源占据了整个中国高等教育资源的30%。 美国有一个研究高等教育史的教授研究了大西洋两岸欧洲和美国的高等教育。美国高等教育的资源分化特别严重，在不同层次和类型的高校之中分布的差距特别大，欧洲的分化相对较小。到底是什么样的政治、社会、经济制度，支撑了如此巨大的分化？又是什么样的制度遏制了这种分化？由此引出来一个严肃的问题，在中国为什么我们能容忍如此巨大的、甚至超过了美国的分化？是什么原因使我们的教育资源产生了这么大的分化，而且一直在加剧？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也是我所说的第一个迷思。 第二个迷思，我们经常被国际上有名的教育经济学家批评，他们认为中国高等教育的财政体制存在着根本性的体制性的不公平。北大、清华收的学费相对来说是低的，无论以何种计算方式，培养成本都是高的。为什么这些精英人才得到了如此多的公共财政的补贴？我们还一定要证明北大、清华对社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用术语来说，不管是外部性，还是公共产品，才配得上如此巨大的公共财政补贴。考试不好的孩子去了高职，学费比北大还高，但接受的是质量不好的教育，个人付出的成本却更高，我们这里的学生接受了最高质量的教育，但个人付出的成本相对来说是最低的，这被称为体制性的不公平。所以我们总是要解释为什么北大、清华配得上如此高的公共财政补贴。 第三个迷思，人文社科的教授谈理念、爱和梦想，我们研究教育财政必须要谈谈各国大学的商业模式。美国有一个经济学家总结了美国大学的商业模式，一句话就是人才的风险投资。美国私立大学很高比例的资金来自于捐赠基金，这些基金主要来自于校友。这就是为什么大学选人选的是将来可以带来很高投资回报的人，跟商业模式是有关系的。我们试图与国际同行进行对话，中国大学的商业模式是什么？大学模式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为谁培养人，怎么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其实后面是一些很严肃的问题。

　　我们做了中国基础教育新业态的研究，对中国家庭培养一个孩子的支出和校外补习的问题大概有一个描述。持续两、三年的研究，我们大概得出几个结论。所谓中国基础教育新业态指的是基础教育的教育提供者，我们原来认为只要关注实体学校就够了，后来发现，大家都在上课外补习班，有些地方出现了民办学校把公办学校打趴下的问题，所以我们就系统研究了校外补习机构、民办学校和教育科技企业、在线教育等等。以此为基础，我发表了几个比较大胆的观点，我将其称为直面中国教育的拉丁美洲化挑战，就是一些城市最好的若干所小学和初中全部是民办的，高中是另外一回事。

　　这到底是为什么？因为我一直是研究教育财政的。为什么政府一直在投钱，还出现了这个问题？财政所成立的背景是参与设计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机制保障改革，就是全国实施免费义务教育后面的财政制度，所以我们也在自我反思，是不是免费的义务教育导致了学校丧失了财政的自主权，割裂了校长和教师跟家长直接进行市场交易的制度安排，才使得大家都不得不跑到民办学校去。

　　在这本蓝皮书的新闻发布会上，我谈到在我们财政所同事对公办和民办学校的态度，我是少数派。我坚持应该把公办学校做好，但是大部分同事不同意，因为公办学校后面都有学区房的问题，还不如让民办学校做好。在北京买个学区房，砸锅卖铁还得贷款，上民办学校不就是几十万的学费，所以我说我是少数派。今年二月份记者有一篇采访我的报道：我们中国的孩子这么焦虑是为什么，他引用我的观点，因为中国孩子生活在高度筛选型的社会。

　　刚才我说我已经能回答中国家长培养一个孩子要花多少钱，对此我很有共鸣。我的孩子才5岁，正在上幼儿园，所以每天焦虑北大附小、北大附中怎样。虽然我的孩子才5岁，但是已经在严肃地考虑北大附中的问题了。关于教育新业态的研究，我们做了全国4万户的调查，发现全中国包括农村的孩子，平均参加校外补习的比率达到40%多。基础教育包括学前教育，一年下来家长全部的教育支出占GDP的2.48%，间接佐证中国老百姓的教育负担已经很重了，但是很多教育负担没有发生在学校里面，而是发生在了学校的外面，学习好的和家庭富裕的都会参与校外补习。

　　我们提出了几个观点：第一，中国教育的新业态非常复杂。我们研究校外补习机构，发现精英型的高中是校外补习机构最重要的孵化器，这种生态关系非常复杂。在北京最有名的校外补习机构有两大系，一个是清华系，一个是北大系，好未来显然是北大系，高思也是北大数学系出去的。它们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我非常佩服刘彭芝校长，给中学生搞奥赛，别的学校请的都是资深的教练，据说刘校长当时是直接从北大数学学院请一、二年级的学生，这些北大的同学才发现还有校外补习这门生意，回报非常高。今天好未来现在是世界上市值最高的教育公司。

　　我认为这些板子不应该打在某些学校或者某个课外补习机构或者某个老师身上。中国过去20年，存在着所谓的基础教育的发展策略和高等教育发展策略严重断裂的现象。这个断裂导致了我们现在面临的很多问题，断裂在于，高等教育不断地拔尖，导致了我刚才说的北大、清华等等一批学校拥有如此多的顶尖资源，钱后面代表的是质量。孩子上四年本科，学校的投入和聘用著名教授的数量是有直接关系的。老百姓也是明白这个道理的，高等教育在不断地拔尖，但基础教育却在不断地均衡。

　　今天讨论的很多问题是跟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断裂相关的。我刚才提到的拉丁美洲化主要是跟义务教育免费制度相关，因为免费制度意味着公共教育提供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可能很难满足中高收入阶层家庭的需求。但我发现没有那么简单，现在不许办重点校，也不许分班了，那么公立的学校如何满足不同层次家庭的需求，不同孩子学习兴趣的需求，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优质高中掐尖问题。我们的导言词中提到，知名高中促进了均衡，我不是太明白。教育财政领域的人最近在谈公办学校几个很热点的问题，中学掐尖、集团化办学，民办学校的招生自主权等等。我觉得不应该把掐尖的板子打在民办学校身上。大约2007年、2008年财政所接受了一个评估，宁夏当时有一个“一号工程”。宁夏当时自治区的党委书记要在银川新建两所高中，实施的就是掐尖制度，把八个贫困县前20%的学生都放在这两所高中，他们希望我们评估这两所高中如何成功地向北大、清华输出了人才，但是我们说你不能这么做，因为影响的是整个宁夏的教育系统。比如某一个县前20%的学生都被掐走了，影响的是老师的士气和余下的同学，所以要进行全区的评估。他们还是很支持我们这个理念的，让我们收集了宁夏近十年所有初高中的数据。我本来很想去证明它造成了负面影响，后来发现在实施这项政策以后，宁夏农牧民的孩子、贫困县的孩子一本率反而提高了，似乎负面的影响没有我们想得那么大。

　　背后的作用机制是非常复杂的，因此要用更多的数据来讲话，而不是轻易地用自己的情绪来主导自己的判断。今天衡水中学的校长也来了，衡水中学是非常有争议的，但是我们应该要做更多严谨的研究。我不觉得我作为一位教育领域的研究者现在有这个底气，有这个自信来做任何判断，因为我觉得我们是严重缺乏研究的。

　　第三，教育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我们的导言中出现了资源和市场的字眼，这还算是教育财政研究的领域。当别人谈爱的时候我们谈金钱，当别人谈理念的时候我们要谈制度和技术。教育当中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确实是我们一直非常关心的。为什么我刚才只是泛泛地讲了基础教育，因为我觉得我们谈高中教育不是很自信。我个人的观察，搞教育财政的人不大去研究普通高中，各地的决策者也不太愿意让你去好好地了解普通高中。但高中教育很有意思，承上启下。普通高中既在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又在政府和市场之间。以往有“名校办民校”，教育集团化，现在又有房地产商、资本市场的介入，我希望进一步去研究。

　　有了孩子以后，我发现自己更不懂教育。我这里想说的是教育科学的问题，我们研究了半天中国教育新业态和中国教育科技企业等，发现中国教育科学的基础太薄弱了。比如大家一直在谈在各个年龄段的孩子应该接受什么样的教育，我觉得后面是有人类发展的全生命的周期性规律的。我最近看到一篇写衡水中学的文章，终于有人写到了衡水中学的教研。我们最近在研究上海教育为什么搞得好，上海的教研系统人均经费达到了100万以上。上周我参加了南方科大的本科教学评估，我一直在想本科教育的专业化和科学性在哪里，我觉得我们还缺乏足够的重视。

　　刚才林小英老师在谈的时候，我想起我曾经在朋友圈发的一篇评论衡水中学的文章。我说，在某些人眼里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一个曾经的衡水中学的学生，我们都经历了中国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可以说是中国基础教育的产物，怎么可能对衡水中学做如此简单化的断言。为什么我说我们曾经都是别人眼中的衡水中学毕业生，因为我非常有感受。我的高中是在河北读的，90年代我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教育学院读博士，我是他们从中国大陆直接录取的第一位学生，在他们眼里我就像大熊猫一样，他们会过来看看你：据说你们中国学生整天都是考试，没有批判性思维，来看看你有没有，当时我每天都觉得被全院的人审视。

　　其实，衡水中学不就是外国人看到的中国基础教育突出特征的承载物吗？以应试教育为根本的目的，每天进行纪律化的训练，学生还要跑操。我觉得我当年在美国人的眼里就是这样的，每天都要扒拉扒拉我。如果我说了点什么，他们都觉得好像我还有点独立思维能力，好像还有点批判性思维能力。

　　有一个严肃的问题，到底人的批判性思维、独立自主、创新性是怎么培养出来的？我不认为我们很清楚，回顾我的高中，它是保证不了学生八个半小时睡眠的，整天就是拼考试，高中一进门就在张榜。我当年在北大是学理科的，但是后来坚定地学了教育，关键就是我高中的经历，我想搞清楚为什么教育必须如此痛苦？为什么分数是带血带泪的？所以我一直坚定搞教育财政，搞到现在也没有搞清楚。

　　我们社会对衡中，对知名高中的批评，大多数来自于先入为主的意见，认为某些培养孩子的方式就一定不会有素质，一定不会产生独立自主的思维，一定不会有创新。我不觉得我们已经把这个事情搞清楚了。我和小英都是中国基础教育的产物，她不缺乏独立思维，我也不缺乏批判性思维。我当时还开美国教授的玩笑，我的两位美国导师，他们跟着我第一次到中国，站在北京的大街上呆了，他们以为街上跑的都是苏联造的汽车，没想到都是美国造的汽车。我说你们是UC伯克利的教授，你们发出这种断言难道不应该反思吗？

　　刚才衡中郗校长有几个金句非常精彩，但是作为学者，我觉得我们落后于现实。我的同事写过一篇超级中学的文章，我同意郗校长说的，如果鞭子要打在应试教育上，应该打在“试”上，而不是打在“应”上。是宏观的结构性因素导致了具体的县级政府、校长和老师产生如此的行为模式，我们如果一味微观地看他们的行为模式，而想去批判时，就容易忽视了导致他们行为的背后宏观的结构性原因。我觉得这是不一样的教育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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