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推出了一期专题报道——“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以52页的长篇巨幅，选出了50名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评选的标准是：

　　一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二是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三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二十年后，再来回看这份名单，其中确实有一些人在某些方面影响了中国，但不少人最后变得平庸泯然，“美德和贡献”并没有“超过大多数人”。

　　连带着被简称为“公知”的“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也失去了原本的正面意义，成了暗含讽刺意味的词语。

　　时代在进步，信息传播的“液态化”流动极大程度上消弭了社会“精英”与普通公众之间的信息差。公知们也开始改变“作战方式”，利用网络空间碎片化、情绪化的传播规律和氛围，用“反装忠”的手法巧妙设置网络议题，在情绪先行的后真相时代，通过情感动员扰乱话语空间，让不明真相的群众反感和畏惧被主流话语所认可的议题、对政府治理和社会制度产生质疑，制造新的分裂和对立。

　　正如前文所说，公知体也在不断“进化”。特别是随着中国发展的日新月异和国民心态的逐步成熟，传统以谩骂、人身攻击等诱发公众极端情绪的直白“公知体”越来越失灵了。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公知体”通过植入其它社会思潮催生出新形式、新样态，改变了原来目的清晰、意图明显的话语认知战策略，转而以“隐藏目的”“淡化目标”作为影响舆论的全新理念。

　　“公知体”以极强的隐蔽性手段和伪装的表达方式，参与、搅动着国内“社会认知战”的形势，引导和塑造着公众认知，影响着人们的情感、态度、判断和行为。

　　就拿最近刚刚发生的苏州胡友平女士见义勇为事件为例。这件事情很快就在网上激起了一波对义和团和爱国主义的讨伐，细想这背后就是“公知体”认知作战方式的伪装。

　　按照正常的逻辑，胡友平女士在挺身而出那一刻，不会还要在心里权衡一番“日本人该不该救”，但到了一些人嘴里，这种体现“中国人民善良和勇敢”的行为，却变成了“抗日锄奸”，甚至鼓噪成立“当代义和团”，美化暴力行为，这种话语逻辑的表达方式与民族主义话语表达合流，衍生出历史虚无主义。

　　事实上，“公知体”所倡导的“人民”概念是基于对某些批判目标和共有的情绪态度的一种虚拟认同，我们姑且称之为“想象共同体”。

　　然而，这个“公知体”引领下的“想象共同体”，并没有真正融入维护社会秩序和共同福祉的道德准则，他们只是沉浸在极端性的抱怨和不满中，并没有体现出纪律化的道德行为。

　　于是我们也就不奇怪，一旦有突发事件和特定议题时，为什么会突然而又自觉（有组织）地在互联网上出现情绪发泄浪潮，甚至连话术都能很快统一；也不会奇怪，这些声音又可以突然而又自觉（有组织）地在制造裂痕之后销声匿迹，因为“公知体”本身缺乏持续稳定的情怀交流，因此也很难在集体价值目标指引下拥有持久凝聚力。

　　这种所谓的“人民集体”，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公知体”通过其言辞与行动构建的产物。他们依靠共享的批评焦点和情绪反应来打造一种表面的同质性，使众人笃信自己是一个有着共同宗旨和利益的集合体。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身份认同通常仅限于感性的、短暂的层面，并没有深入的思索和理性的剖析。

　　看似是互联网热点来得快去得也快，然而每一次这样的操纵之后，共识就在一点点流逝、信任也在一点点崩塌。

　　最近几日，“油罐车混用事件”又引发了一波舆情讨论，在这其中，我们也能看到熟悉的“定体问”式表演。

　　粮食安全重不重要？重要。监管缺失应不应该罚？应该。事件发生后，中储粮很快表示“开始在全系统深入开展专项大排查”。涉事地方政府廊坊、天津市监部门纷纷回应，国务院食安办也已经组织成立联合调查组，彻查此事。

　　但很快，我们也看到一些言论“用力过猛”，从一个油罐车出发，上升到质疑否定整个国家制度。

　　这些言论，映照出当前社会中一些民众在面对复杂社会问题时，一种简化和情绪化的思维方式。他们往往容易被一些“公知体”的极端言论和观点所引导，形成一种短暂的、情绪化的集体行动。

　　这种行动往往缺乏持续性和深入性，无法真正解决社会问题，恰恰可能会加剧社会矛盾和冲突。

　　不容忽视的是，在当代网络舆论场中，“公知体”的推动者与互动者之间，已经建立起了一种相互促进的利益共存关系。推动者们通过选取公众普遍关心的社会网络话题，从自身利益出发，有意识地引导网络舆论的方向。这种由“公知体”所推动的议题设置，其内含的利益驱动往往不易察觉，并伴随着一种互相依附的互惠联系。

　　“公知体”议题最倾心的是那些反映现实社会的问题，特别是针对那些能引发广泛共鸣的、关于民生疾苦、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主题进行加工和编造。它们巧妙地迎合了公众对弱者的同理心，激化了人们内心的不满与仇恨情绪，从而在短时间内引发舆论的集中爆发。

　　这样的操作，无非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关注、扩大舆论影响力。有时他们会采取极端立场，制造和放大民众对政策不满的情绪，通过渲染个别不利案例来挑起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在这种情形下，舆论的煽动并非是为了寻求问题的合理解决，而是为了追求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最大化，如增加网站点击率、提高自媒体的广告价值等，当然也不排除背后有别有用心者。

　　“公知体”通过虚拟的身份认定、占领道德至高点等方式，来证明自身言论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为了强化群体内部的自我认同，保持队伍的“战斗力”，他们还构建出一个所谓的“中心地带”，以这种方式暗示成员甄别出所谓的“他者”，任何超出这个“中心地带”的行为都是值得和应该被抨击的。

　　在胡友平事件中，海外华人或者来华的外籍人士就是他们认定的“他者”，可以肆意进行抨击，看似正义凛然，实则无所顾忌。

　　“公知体”正是通过历史、民族、人民、公共利益等这些公众关注的社会话题，构建共同排外对象，并试图建立起一个看似团结的“爱国群体”。他们追求极端的同质化和地域归属感，以确证“我们中国人”的集体身份认同，但“他者”环境下的爱国主义则被视为虚伪的道德呈现，进而引发不同群体间的分歧和恐慌，破坏社会团结稳定。

　　另一方面，由于“公知体”本身所暗含的特定话语方式和语言结构，其所聚焦和讨论的更多是社会负面问题，揪住一个社会负面问题便开始进行大张旗鼓、正义凛然的穷追猛打，选择性忽视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对中国的经济和科技发展冷嘲热讽。这种“批判性”的根源来自“公知体”的本质——基于对中国发展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社会问题，采取一种全盘否定式的情感宣泄。

　　这种非理性的批判只破不立，通过无端“扣帽子”过激言行，将“人民”和“危险的他者”简易化成标签随意张贴。煽动性的话语和情感裹挟着大量不明真相的“无名氏”和“盲从者”，在网络空间进行着集体的狂欢。

　　这种集体道德的无意识，让非理性的极端主义声音在网络空间和现实层面愈演愈烈，劣币驱逐良币，理性声音也越来越趋于沉默，形成极端的螺旋，扰乱了健康的舆论环境。

　　二十年过去了，“公知体”并没有消亡，反而打响了一场新的“社会认知战”。但我们在认清了公知体的变异和危害后，也就不难找出应对策略。

　　在“全员媒体”时代，“认知战”的胜利和网络空间的风清气正，离不开我们每一个网民理性的参与和共治。通过技术赋权提高普通公民参与国家、社会治理的权力，拓宽公众参与线上线下意见表达的空间和渠道；通过打造主流价值与个人情感共振的交汇点，以个人发展弥补主流宏大叙事下的微观叙事，以自觉性的全民共治视角有力应对国内“认知战”。

　　开展“社会认知战”，必须丰富国民意义世界的集体性内涵，培育基于意义与经验的政治国家认同，加强对国民行动目的的社会和集体意义引导，弥补意义真空。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深化公众对于自身所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的理解，从而形成一种更加深厚和广泛的共识。这种共识不仅仅是表面的一致，而是一种深层次的认同，它能够让人们在面对各种社会现象和问题时，有更加坚定和明确的价值观念和行动指南。

　　这不仅涉及到国家层面的意识形态教育，也包括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如教育、媒体、公共讨论等，来引导公众思考何为正义、何为善良、何为责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推动社会向着更加理性的方向前进。

　　后真相时代，纷繁复杂的互联网舆论场域下，主流媒体也要充分发挥舆论引导的权威之力，及时报道事实真相，积极回应舆论关切，最大限度遏制非理性情绪的扩张。

　　面对网络舆论场中的众说纷纭，观点偏颇现象，主流媒体需要提高舆情研判能力，辨明网络话语中的“公知体”倾向，以权威观点、客观事实及时进行舆论纠偏，从跟随“节奏”到主动设置议程、“开发”议题，凝聚社会共识。

　　（黄楚新，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张迪，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