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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11月1日电 《谈教育》由人民出版社和人民教育出版社10月31日联合在北京首发，这是卸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后公开出版的第一本书。全书分为五大部分，内容涉及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教师教育、职业教育等各个方面，涵盖了自1995年9月至2013年3月的代表性教育论述，包括讲线篇，另收录新闻媒体报道文章17组、教育活动图片50余幅，篇幅50余万字。中新网特别刊发了“不断深化教育改革， 全面提高办学水平”一文，这是2006年同志在主持召开国务院有关教育改革发展、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专题座谈会时，所做的重要讲话的四个要点。原文如下：
现在，我们正在考虑两个问题：一个是教育发展问题，一个是教育改革问题。就教育的发展问题，我们已有一些考虑和想法。比如说，我们现在对教育发展大的格局是这样设计的，就是普及和巩固九年义务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我们将采取措施来完成这些任务。请大家来座谈，是谈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就是：教育怎么搞，学校怎么办？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大学教育怎么改革？群众有什么意见，有什么议论？老师有什么想法？我是听到一些，有一些耳闻，但是心里没底。所以，我就请你们这些熟悉教育的，你们都是教育家，来谈谈你们的想法和意见。很多国家政府领导都有教育顾问，你们就做我的教育顾问。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能做到四条：
第一，我有使命感。我们政府要把教育摆在重要位置。第二，我对教育有热情。这种热情不仅基于我对它的认识，而且基于我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我的祖父在天津办普育学校，担任校长，为办好学校，到处招好老师，化缘找钱，努力刻苦进修学习。后来我的父亲母亲也都做教师，几乎一家人都是教师，所以我说我有热情，我有一种特殊情感。第三，我有意志。教育发展面临的问题很多，但是我们能够克服困难，把中国的教育一步一步地推向前进。第四，我对我们的教育家充满信任。至立同志提出今年是不是开一个全国教育会议，我觉得非常必要，但是我脑子比较空，因此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求教于你们。
我就谈这四点，使命感、热情、意志和信任。我能够在大家的帮助下，我们共同努力把教育事业推向前进。国务院再忙，我还是要坚持把这个调研做好，将分别邀请不同阶段，小学、中学、大学，包括学前教育阶段的专家座谈。
我们的经济已经连续28年高速增长，年均9.6%的速度，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这确实创造了世界的奇迹。但是人们要问中国还能不能继续繁荣下去，中国还有没有机遇保持可持续发展。我的回答是“有”。做的结果，取决于我们政策的正确和应对能力。国家能否继续繁荣下去，能否保持可持续发展，能否在世界上具有竞争力， 关键在人才，根本在教育。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以为中国振兴的重要标志就是教育的振兴。教育事业关系着我们国家的未来。现代化建设、国民素质、精神文明、道德力量，都离不开教育。教育显示一个国家整体的实力，它能反映一个国家整体的面貌。只有一流的教育，我们国家才有一流的实力，才能够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一流的国家。教育的发展不仅关系当前而且关系长远，不仅关系经济发展，而且关系社会进步、关系国民素质的提高，确实是百年大计。教育是决定今后几代人、十几代人以至几十代人的事情。把中国的教育搞上去，这不仅仅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还将是今后若干代人的任务。
我国经济社会处在一个持续快速发展的时期，我国的教育也处在一个发展时期，面临很好的机遇。我们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教育兴国、教育强国。这是国家意志，是国家发展的战略。在教育上体现公平、正义，让每个人都有享受教育的机会，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是国家的政策。确立教育方针、教育体制、教育布局和教育投入，都属于国家行为。我讲这些，就是说国家应该干什么，国家应该管教育发展的大政方针。
普及义务教育，从今年开始在西部农村实行免费的九年义务教育，明年在全国农村实行，然后逐步在城市实行免费的九年义务教育。基础教育如何改革和提高质量？免费义务教育是给孩子们上学创造了条件，我们的最终目的还是要提高孩子们的学习质量。要把基础教育办好，提高整个民族的素质，这是我们的目的。所以在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加强基础教育的同时，就面临着教育改革和提高的问题。这个问题比较重大。我们把职业教育定位在一个面向全社会的教育，是使人人能够受教育的一个重要领域。对高等教育，我们现在逐步控制规模，着重提高教育质量，包括合理配置专业。
现在有些地方片面追求升学率，和经济上追求GDP一样。我在电视上看到南京曾经有过这么一场争论，就是素质教育与考大学的关系。我们不能以高考升学率来衡量教育质量的好坏，但也不会把高考取消掉。“”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恢复高考。我们不会走回头路的。
几次座谈会讨论涉及了教育方面的许多重要问题，对我启发很大，比如对素质教育的全面理解。素质教育包含的范围很广，但是其中三个问题应该辩证地看。第一，我们应该改革考试制度，但是学校还必须进行考试和考核。我把它概括成三个性，即考试和考核应该具有全面性、综合性和经常性。我曾对这三个性都做了具体解释：所谓综合性，就是要教学生既会动脑，又会动手；所谓全面性，就是要使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所谓经常性，就是要根据学生长期的学习表现决定成绩。第二，我们提倡减轻学生过重的负担，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对学生和教师的要求降低了，而是更高了。减轻学生过重的负担，对学生来说，是让学生有时间去接触社会、接触生活、接触实践，让他们学会动脑，学会动手。对老师来说，是要求老师不仅要在课堂上关心学生学习，而且在课下要关心学生的全面发展。第三，我们提倡各级各类学校协调发展，但是，绝不意味着让学校失去风格，学校还是要有特色的，要办出自己的风格，办出自己的品牌。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知名的学校，无论大学、中学还是小学，都绝不能说教育改革是成功的。我认为，这些是素质教育当中的一部分，不是全部，我们要正确地引导和加以理解。我们要给教育改革创造一个好的舆论氛围，大家都来关心和支持。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我就提出，中国需要建设一支高素质教师队伍，培养一大批教育家。现在如果说科学家，大家可以举出好多人的名字，比如钱学森、华罗庚、李四光。但是中国的教育家有哪些？应该说有很多。但我们宣传得不够，这也反映社会上重视不够。对老教育家，大家一提起陶行知，都熟悉。我们现在确实需要大批的教育家，应该多宣传。当教师就应像陶行知讲的，“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这个话比讲一篇套话管用得多。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我们需要更多的把爱献给教育的人当老师。我们应该有更多的让学生永久铭记的老师。在他学习时，你不爱他，你不精心，他长大以后也很快把你忘记了。如果你伤了孩子的心，那就更糟糕了，他会记恨你的。
教师的知识面要广，教理工的要懂一点文史，教文史的要懂一点理工，这是我们的方向。我们要提倡的是启发式，不是灌输式，而现在我们的讲课有时候相反。我到北师大去，才发现很多师大的学生毕业不当老师。他们送给我一张我父亲在北师大的文凭，是1937 年的。我回家仔细看一下，我父亲写了一个保证书，毕业后一定要当老师。我注意到，那时要“具保”，就是一定要当老师，为什么？就是上学免费，全部都免费，甚至还发点衣服。
我有一个想法，上师范大学可以免费。要做到全国的师范大学都免费，可能一步做不到，但是必须向社会发出一个积极的信号。
因此我在考虑，首先在六所教育部直属的师范大学实行免费教育。叫学生签订责任书，毕业以后要当老师。这样我们就可能吸收一批家庭困难的，但很努力的、很优秀的学生进入师范学习。他们的志愿将来就是当老师。六所学校能起到很大的示范作用，就是人们争先要上师范。我算了一下，大概就几亿元，我们拿得起。不是贷款。要把师范办好，学生入学就是免费的，他的吃、住、学费等都免费，但是他必须当老师。这不妨碍他读研究生，读完研究生他还当老师。如果大家意见一致，我们明年就在六所师范大学实行。
对教育部管的六所师范大学实行免费教育，这是一个政策引导， 目的并不止六所，这六所只是中央管的。然后我们号召、影响地方也这样做，对自己管理的师范院校学生免费，用自己财政的钱。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学师范的人必须当老师，要签订合同。这个我们要论证，可否在明年秋季开始实施。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必须要有好的老师，才能有好的教育。所以这些事情我们下决心要办。
农村实行免费义务教育以后，农村教师的收入问题就暴露了。很多省普遍反映农村教师的收入降低了。实行了免费教育，乱收费的口子堵上了，教师的实际收入怎么办？现在有两种办法是万万不能做的：一个是从住宿中多收取费用，一个是从伙食中多收取费用。孩子住宿、吃饭都关系着他们的健康。因此，我们就得在摸清情况的基础上，想办法解决农村教师的工资待遇问题。当然，这又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农村教育要改革。有相当一部分地区的农村教师数量多，而质量不高。二是这些年计划生育成效显现，小学的入学人数减少，一部分农民工把孩子带到城里去上学，所以农村学校的人数不像过去那么多。农村小学教师待遇适当提高，得在改革的基础上进行。
在教育发展上，我有时还敢谈点意见，但是在如何办好学校上，我确实是很谨慎的，不敢多谈意见。为什么呢？因为我以为，学校办得好坏，还得靠实践，靠历史来做结论，靠人民的评价，靠社会的反响。这不是谁说了就算，谁说了就对。我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应该说是空前的、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发展。但是像钱老讲的，没有出现多少有名的教育家。我不是说在座的这些教育家没有贡献或者没有成就，你们都是有很大的成就。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终身从事教育事业的教育家太少了，把自己毕生精力都投入教育的人太少了。很多校长一半精力在搞教育，一半精力在搞科研，甚至用于科研的时间比教育的时间还要多，他要出成果。因此，现在就很难出现像陶行知、叶圣陶那样的大教育家。
他们毕生都投入了教育事业。也很难出现像黄炎培那样的社会学家，他是办职业教育的，他当然还有其他贡献。甚至我也很难发现一些像张伯苓、梅贻琦那样的校长，他们可能在学术上没有多少论文留在后世，但他们留下了很光辉的学校发展阶段，诸如清华、南开、西南联大。我们校长换得太勤，校长不能像行政干部一样五年一换。在学校待上二十年、三十年甚至一辈子，值得。我不赞成按行政干部来搞教育干部体制，学校应有学校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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