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2021年国家教育“双减”政策解读(聚焦课程与教学20年的“生本人”是这样领略双减文件的:我们天天为此努力)
此前,5月21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已审议通过这一《意见》,当时的新闻通稿透露了部分信息,如指出“义务教育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是中小学生负担太重,短视化、功利化问题没有根本解决”“特别是校外培训机构无序发展,‘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现象突出”“严禁随意资本化运作,不能让良心的行业变成逐利的产业”等,用语可谓严厉。
双减”虽然名为减负,但其实远远不是一个学生负担问题。中央担心的是,大范围过度培训将直接影响教育考试评价结果的真实性,阻碍教育实质公平,挤压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时间、内容和价值取向,与“坚持立德树人”的教育方针相背离。
这当然是大事中的大事,关系到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必须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来加以认识和考量。
作业是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工作的重要环节,是课堂教学活动的必要补充。做作业,是个学生就跑不了。问题是,目前一些学校作业数量过多、质量不高、功能异化,既达不到温故知新的效果,又占用了学生正常的锻炼、休息、娱乐时间。
此前,教育部已经将“作业管理”作为“五项管理”的重要内容,印发了《关于加强义务教育学校作业管理的通知》,提出了十条具体措施,并对各地落实情况开展了专项督查。这次《意见》在总结以往工作基础上,又提出了多项明确要求。
长期以来,义务教育学校特别是小学存在“三点半”放学现象,这一政策的初衷是为学生减负,但没想到,校内减负校外增负,而且校外增加的负担处于失控、失管的状态。
这完全与政策初衷相背离。现实情况是,缩短学生在校时间,就意味着给了家长更多支配孩子学习时间的机会。当家长要么身处“接孩子和正常上班”的两难境地,要么陷入“别人家的孩子都在补习”的囚徒困境恐惧时,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可想而知。
只有在学校里开展课后服务,让学生能有老师教,才能让家长不再为“孩子没地方去”担心,不再为“别人家的孩子都在补习”发愁。也只有丰富学校的课后服务,充分利用好课后时间,才能为学生提供更多学习和发展空间,促进其全面健康成长。
那么,课后服务的现状如何呢?教育部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5月底,全国共有10.2万所义务教育学校开展了课后服务,部分大城市课后服务学校覆盖率超过90%。
可以说,当前教育部门已经看到了学校课后服务的重要性,且正在大力推动这一领域的工作。但仍有一些地方的家长和学校反映,课后服务存在着课后服务时间偏短、经费保障不到位、吸引力还不够强等问题。
教育领域这一痛点,中央近年来高度重视。施治校外培训治理,打出一系列组合拳,下了不少猛药,虽取得不少成效,但仍有一些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概括起来说,校外培训存在规模总量庞大、违法违规情况突出、被资本裹挟状况严重“三宗罪”。
总量庞大。据统计,目前全国面向中小学生的校外培训机构已基本与学校数量持平,隐然成为国家教育体系之外的另一个教育体系。这样,不仅增加学生课外负担和家长经济负担,还扰乱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
违法违规。由于校外培训机构违法违规成本较低,不少违法违规行为屡禁不止,机构倒闭、卷款跑路等事件时有发生,严重损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资本裹挟。近年来大量资本涌入培训行业,违背教育的公益属性,企图“再造一个教育王国”。它们通过“烧钱”大战、贩卖焦虑等手段,让社会充满不安,有家长喊出“教育内卷是最大的内卷”。
当前校外培训机构存在和发展的根基之一在于学校之间不均衡,学校内部活力不足,教学质量参差不齐,客观上迫使家长和学生产生对“好”学校的需求。
而现有入学体系中,特别是中考和高考中,分数依然是进入“好”学校的“硬通货”或“刚需”。为了让孩子“提分”,考入好的高中、大学,家长们纷纷将孩子送往校外培训机构。
校内加上去,校外才能减下来。因而,要想有效实现“双减”,需要充分发挥学校的主阵地作用,让学生在学校内学足学好,缓解家长焦虑。
学校教育、校外培训和家庭教育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规范校外培训,实现“双减”,仅靠学校的力量还不够,还需要推进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协同,特别是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协同。
家长与学生朝夕相处,是孩子言传身教的老师,履行好法定监护职责至关重要,《意见》在提升家庭教育方面提出了相关要求。
四是要指导学生合理用好在家时间。确保充足睡眠,适度安排家务劳动,加强孩子网络行为监管。
同时,要发挥社会各方资源力量,为学生开拓视野、全面发展、实践锻炼提供重要平台。此外,探索社区教育服务,社区要建设学生活动中心,为学生在课后时间参与社会实践、社团活动、志愿服务提供活动场所。对于教育理念的宣传也需重视,各类新闻媒体要破除“抢跑文化”等功利现象,不炒作考试成绩排名和升学率,营造良好社会育人氛围。
此次“双减”工作事关重大,将作为重大民生工程确保落地。全面开展的治理工作,确定北京市、上海市、沈阳市、广州市、成都市、郑州市、长治市、威海市、南通市为全国试点,其他省份至少选择1个地市开展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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