厌学、焦虑、失眠……甚至选择结束生命，《2022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指出，抑郁症发病群体正呈年轻化趋势。青少年抑郁症患病率已达15%到20%，其中50%的抑郁症患者为在校学生，如果扩大到心理问题，这个数据可能更高。

　　孩子与社会连接微弱，难以有效求助，家庭变故、学业压力、人际交往障碍等，都会成为压垮他们情绪的最后一根稻草。隐匿在不被理解的情绪背后的，则是割裂般的两段生活，一边是家长的无限希望，一段是对未来的无边迷茫，他们的困惑隐没在学校和家庭的方寸之地，无声地蔓延。

　　值得庆幸的是，在这个心理健康越来越受到重视的时代里，“敞开聊聊”成为解决问题迈出的第一步。不管是老师、家人、朋友、伸出的一双援手，抑或是自我的醒悟与成长，这都是一场关于心灵的修缮，我们希望“不让一个孩子掉队”。

　　失眠、反胃，住进精神病院，一次又一次地接受电击……没有人知道，患上抑郁症的日子里，秦浪浪经历了什么。

　　承受着抑郁的折磨，秦浪浪一度选择“结束”自己，但最终，在爷爷奶奶的关爱中，在离异父亲的陪伴下，她在4年后走出阴霾。

　　“你真的很棒。不仅疗愈了自己，稳固着自己的生活，还在帮助着别人，希望别人也能脱离困境。”这是抗抑郁作品集《180天，献给曾经的美好》序言里的一句话。作为本书的作者，又是一名抑郁症康复者，如今，22岁的秦浪浪有了更积极的角色：50万粉丝的心理自媒体博主、“抗抑星球”网络社区创始人。在这个“星球”上，聚集了上万名病友，她用自身经历，帮助更多人走出抑郁的泥潭。2月9日，她在电话里向记者讲述了这些年与抑郁症抗争的经历——

　　我3岁那年父母离异，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小时候印象里，妈妈只回来看过我两次，因为她重组了新的家庭；爸爸常年在外地做生意，也很少关心我。

　　2017年上高一的时候，我确诊患上了抑郁症。我跟胡同学（胡鑫宇）轨迹比较像，进入新环境遇到了学习压力，人际关系上也有困扰。总觉得自己跟身边人是对立的，比如说他们在讨论“今天吃什么呀”这种日常问题时，我就会想为什么要去思考这个问题，甚至会去想，为什么我们要去吃饭？

　　后来听一个舍友说她的朋友得了抑郁症，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有这么个病。她跟我说了一些症状，我自己对比了一下，有几点比较符合，比如说睡眠的问题，入睡困难，我每天只能睡4个小时；还有一些躯体症状，比如说我会反胃、会头疼，但是去医院检查，查不出什么问题。后来才知道，那是神经失调引起的一些反应。

　　当时跟我爸说自己患了抑郁症，要去检查。他第一反应是：一个小孩子有什么想不开的，有什么压力？你是不是不想好好上学，找的借口？

　　后来我爸还是带我去了医院，做了很多检查，最后确诊是重度抑郁症。他看到这个结果完全傻眼了。

　　治疗的过程很痛苦，吃药就是一个坎儿。很多抗抑郁的药，一开始会带来副作用，就是你会越吃越难受，差不多大部分的药是两周以上才会起作用。

　　我还住过三次精神病院，住院期间接受了很多治疗，包括电击，需要全身麻醉，麻醉后就没感觉了，有两个电极片贴在头两侧。整个过程差不多持续半小时。

　　对于很多人来说，精神病院就像是个泥潭，住院会加重你的负面情绪。当时我躺在那张病床上，懒到连刷牙都不想动弹，觉得这一辈子就毁掉了。幸亏我的爷爷奶奶，我就是他们带大的，也是他们把我从一个很低迷的状态下拯救了过来。

　　我不愿起床刷牙，奶奶就把牙刷和杯子放到我的床边，她甚至急得都要替我刷牙了。那时候我就想，他们都那么老了，还要照顾一事无成的我，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后来，爸爸把工作辞了，回来陪我住在精神病院，一住就是三个月。精神病院有两种病房，一种是开放式的，一种是封闭式的。我住的是开放式病房，我爸租了个椅子，就睡在旁边陪我。

　　不得不说，爸爸的陪伴也让我更快走了出来。有一次我想要“结束”，割了自己的手腕，他一直安抚我的情绪。后来我半夜醒了，看到他自己偷偷在那儿哭，然后就挺触动的。

　　抑郁症前前后后困扰了我4年。2021年我康复后，只是想拍视频记录一下生活，后来有很多人看到我走出来的经历，就来咨询我方法，病友越来越多，然后就慢慢做大了。

　　现在的社群里，全国的病友都有，很多人不方便跟身边人说自己的症状，怕别人笑话，他们就在网上跟陌生人分享，可以敞开心扉。我现在有十几个社群，每个群都有一两个管理员，直播时人最多的一场，有5000多人同时在线。

　　直播间里问过最多的问题，就是正常吃药会不会影响生孩子呀，会不会影响自己的学业、事业？因为从我刚开始做直播的时候就一直在连麦，每天都在接收别人的故事，对我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我本身也是一个曾经得过抑郁的人，更容易跟他们产生共情。后来我停播了一个月，这一个月里我一直在充电，补充相关的科普资料，报了一些培训班，帮助自己训练这种抗干扰能力。前些时候我发起了一个180天打卡活动，就是每天来分享自己开心的事，目的就是加强对自身正能量引导。后来我们把这些分享编成了一本书《180天，献给曾经的美好》。

　　两年来，有一个故事让我印象很深。那是一个16岁的女孩儿，她确诊后刚开始服药时没见好，家长说她浪费钱，指责她抗压能力太差，就是为不想上学找借口，然后就把她的药扔了。

　　那晚上她很想“结束”，来到我的直播间找我连麦，当时直播间里有100多人，我们一直在劝她，她一直在哭。后来病友群里有人认识她，联系到了她家人，把她救了下来。

　　但是胡鑫宇没有这么幸运，我也很替他可惜。胡同学在结束的地方转了好久，他也是在做思想斗争啊。抑郁的人要选择“结束”的话，一定是要发出求救信号的。

　　不表露出任何踪迹，直接“结束”，没有人会这么做。比如跟父母说：我真的很难受，能不能停下来？或者跟朋友去倾诉：我最近真的很想不开，你陪我走走好吗？反正就是这样微小的信号，是有发出过的。

　　但是可能从我接触的例子来看，很多时候我们发出这样的信号，遭到的是身边人的否定和质疑。这个时候人就会更加沮丧：我发出求救信号了，他们却不救我。没有人关心我、在意我。

　　作为抑郁症患者，大部分人会比较敏感，担心我现在这样很糟糕的状态会拖累到家里人，这是他们选择轻生的原因。比如说像我吧，就是缺乏被关照、被关爱，我希望、渴望爱。我会经常纠结怎么才能得到更多的爱，那我只有让自己变得更讨人喜欢，这种过程就会变得敏感，生怕自己的一言一行让人不开心。

　　抑郁症人群最需要的就是倾听，共情的基础上的倾听。如果有人说自己不想上学了，你说，现在不想上学是不对的。看起来你是在倾听，但实际上在否定他。你至少要尊重他的表达欲，就是他说了他不开心，你不要急着去否定他。

　　冬去春来，2月6日青岛市中小学开学，沉寂的校园里再次回荡起朗朗书声和笑语欢歌。此时，校园外，退休教师吕文强的手机却越来越“烫手”，不断有家长打来电话，求教解决孩子的各种教育和心理问题，电话那头说到着急处，有人会嚎啕大哭。每个电话，吕文强都认真答复，拆解着电话另一端麻线团般杂乱的情绪。

　　夜里手机响起，是一位妈妈的迫切求助：儿子一直躲在家里，坚决不去学校……这孩子是吕文强以前教过的学生小星，今年已经上高二，“为孩子隔三差五的厌学情绪，小星的妈妈简直哭干了眼泪。”

　　2月9日一早，吕文强见到了斜躺在卧室床上的小星：正两眼发直望着窗外，与世界仿佛隔离了一个无形的玻璃罩。事先并不知道老师要来，小星转头看到吕文强的瞬间，眼睛里仿佛闪出一丝光亮。

　　“过年长壮实了呢，我的孩子。”吕文强放下手中带来的零食，上前一把揽住小星，看到他露出笑脸，随即话锋一转：“怎么了？开学了怎么还待在家里？”

　　听到“开学”两个字，小星像被扎了一下，表情迅速僵住，低下了头，半晌没有说话，那神情让吕文强想起他初中时的一幕，“有一次他好几天不来上学，我就来家接他，一路陪他进学校。车停在学校门口时，他的脚在点地和收回之间徘徊了好久。”忆及往事，吕文强有了主意。

　　“咱俩今天开个故事会，我说一件我的故事，你说一件你的故事，好不好？”吕文强新奇的想法显然起了作用，小星抬起头眨巴了几下眼睛。

　　捕捉到小星的反应，吕文强开始了绘声绘色地讲述：“我小时候家里很穷，能吃口地瓜都算奢侈品。我娘跟我说‘知识改变命运’，于是我就记牢了。最开心的事儿就是去上学，每学期挣好几个奖状回来。那时候奖状很漂亮，我娘就把它们都糊在墙上，花花绿绿的糊了一整面墙。有一次，一个邻居大娘来我家串门，她不认识字，就问我娘：这些年画太好看了，是从哪儿买的啊？我也去买几张。”

　　故事说到这，小星扑哧一声笑出了声，在吕文强鼓励的注视下略一停顿，诺诺地说：“老师，我不像你学习那么好，等待考试排名就像等待一场判决。我总感觉同学们都在议论我，嘲笑我……”

　　吕文强用力握了握小星的手，继续道：“老师再给你讲个故事。小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要去捡大粪，干活我也不示弱，别人一天能捡八九斤，我一天能捡十几斤。那时候思想政治课是没有课本的，有一次考试中，一道题全班只有我一个人答对了，你猜怎么回事？因为我捡粪的时候，经常顺着墙根找，那些考试的题目都是写在墙上的标语，看多了我就记住了。”

　　一只胳膊揽紧小星，吕文强语重心长地说：“那年毕业我考了全公社第一，母亲跛着一双小脚，作为优秀学生家长上台讲话，那个自豪劲儿……孩子，自尊是自己赢来的，不是别人给的。你想要别人看得起你，首先你要站起来，不能躺着啊。”

　　1977年，18岁的他成为一名人民教师，在平度郭庄中学工作26年，2003年进入平度朝阳中学，直至2019年退休，今年65岁的他依然奔走在家访路上。

　　“并不是把孩子找回来，安放进教室就完事了。”在吕文强看来，融化一颗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教的日子里，吕文强常年穿着运动装，和学生一同军训，一同参加篮球、合唱等比赛。如果发现哪个孩子“不对劲”，他便形影不离地同吃同住，跟对方交朋友。

　　“我小时两岁就没了父亲，我妈就教育我：别人躺着，你站着，别人走着，你跑起来。你只管努力，花会开，前路会有光。磨难不一定是坏事，它会成就更好的人生。”通过一个个“故事”，把学生的知心话“套”出来。他把这个方法比喻成“找到打开这把锁的钥匙”。

　　班里曾有一个转学生，刚来时连课本都不往外拿，也不写作业，行为“怪癖”。有认识她的孩子，说她有个外号叫“傻嫚”。通过家访，吕文强得知因为家庭变故，这个女生跟着改嫁的母亲转了三次学。

　　“我的课堂上，没有人可以‘特殊’，作业必须完成。”每天放学，吕文强给这个女生辅导作业，开始她只能完成一页，后来慢慢地两页、三页……逐渐跟上了学习进度。吕文强发现她唱歌特别有天赋，学校合唱比赛中便让她当领唱，比赛结束后，还让她在班里又表演了一遍。

　　“这个女生以前只敢从人群边上溜边走，到后来可以走到同学们中间，融入集体，她不再是个‘另类’的孩子了。”让吕文强感到欣慰的一幕是，毕业三十年聚会上，当年的女孩已成为出色的企业家，她捧着一束鲜花，见到吕文强的那一刻眼泪抑制不住，“吕老师，我还记得你当年跟我说的话：你能成为什么人，只有你说了算，没有人可以给你贴上‘标签’。”

　　“不能让一个孩子掉队。”吕文强对一些特殊孩子开“小灶”：跟有多动症的孩子一起练静坐，直到他改掉了抬腿就跑的习惯，安安分分上完一堂课；跟有撒谎习惯的孩子一起签订诚实守信责任书；跟不讲卫生的孩子一起洗脸、洗脚，直到他养成良好卫生习惯。

　　“一些表象只是冰山一角。”教书多年，吕文强意识到很多情况下，孩子们的心理问题具有一定的隐匿性，“对他的关注多了，成绩上来了，前路通畅，很多心理问题就解决了。大部分有心理问题的孩子，先是因为学业跟不上，随之暴露出网瘾、早恋、厌学等一些问题。”

　　“当然，我一个人的力量也有限，很多家长也参与到帮助孩子们的队伍里。”曾经的学生家长、在平度禁毒大队工作的王明刚，就是吕文强的“黄金搭档”。为了寻找一个逃学的网瘾孩子，一夜无眠的两人在街道、网吧间来回奔波了10个小时，找到孩子已是凌晨5点。

　　刚刚结束的寒假里，吕文强被邀请回学校给新教师做了一场培训，他说：“后进的孩子，就像站在一个十字路口，有人拉他一把，他就迈过那个坎了，人生就完全不一样了。对后进学生的帮扶，正体现了我们的教育精神。”

　　从小星家走出来，已是下午3点多。吕文强的电话再次响起，“哥哥，给你说个好消息，小兰考上正式教师编了！……小军刚升职了，过年回家没住几天就走了，忙着带队去外地搞计算机软件研发。”

　　“太好了，祝贺你，弟弟。”吕文强高兴地拍着大腿。他口中的“弟弟”其实是一位学生家长，这段亲如一家人的故事说来线年，吕文强在一次手术康复后刚返回学校，就被叫到了校长办公室，有学生家长指名要把儿子送到他班里就读，正是小兰和小军的父亲。

　　“学校里要是有10次打架，9.9次都有小军参与。”吕文强对这个令人“头疼”的学生早有所闻。那天站在屋子中央，被众人目光包围的小军依然是一副不服气的样子，他手臂上还流着血，显然是刚闯完祸留下的“痕迹”。

　　小军父亲攥紧吕文强他的手：“吕老师，救救这个孩子吧，我算是管不了他了，我说他几句，就攥着拳跟我瞪眼，气得我下雪天在外面走了几里地，边走边哭，孩子大了，怎么养成个冤家了……”

　　吕文强问及小军手臂受伤的原因，原来是因为考试没考好，这孩子跟自己生气，一拳捣破窗玻璃时划破的。“知道自己没考好，还是有上进心嘛。”小军没想到老师上来先肯定了自己，攥紧的拳头慢慢松弛下来。

　　没想到小军会这样理直气壮地回答，父亲被他气得要挥拳头，吕文强赶紧拦下，转身轻描淡写地反问：“一个人喜欢另一个人，这很正常。但是，你们两个人能不能相互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呢？”

　　为了融化小军这块“硬疙瘩”，在学校里吕文强跟他同吃同住，周末还经常去他家家访，了解到小军一家并不富裕，住在城中村。小军在小学时一直名列前茅，父亲把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升入初中后，小军的成绩不那么突出了，父亲给他的压力却越来越重，他无助的情绪无处发泄，便出现了打架、早恋这样的问题。

　　“老弟，孩子还小，不能给孩子太大压力，咱大人该承担的也要承担起来。”吕文强和小军父亲多次恳谈，“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家靠近马路，可以拿几间房开个小旅馆，这样收入就多了。”为此，吕文强拿出3万多元，资助小军家的小旅馆顺利开张。

　　吕文强还找来毕业的学生给小军讲大学生活和外面的见闻，“反复唠叨，讲各种故事给他听，也不知道哪句话他听进去了，一下子就像变了个人。”在吕文强的鼓励下，浮躁的小军慢慢沉稳下来，后来考上了一所985高校的计算机专业，毕业后成为一名软件工程师。

　　“孩子们，你们还年轻，未来会有无限的可能。”课堂上，吕文强每次都会用激动的语气道出这句话。他就像一个奋力摇动旗帜的旗手，目送每一个从身边起跑的孩子一路奔向远方。

　　走进吕文强的家里，家具十分简单，但客厅里却布置了很多装饰品：笔力遒劲的“桃李满天下”匾书，精美的十字绣，造型奇特的根雕……这些都是学生们亲手所作，送他的礼物。

　　客厅角有一盆鲜艳的年宵花，嫩黄的花瓣正娇艳绽放，“肯定是哪个学生送的，就是没有留下名字。”吕文强打电话问了十几个常来他家串门的学生，都没人认领，暂时成了一桩“悬案”。

　　客厅的桌子上放着一副他戴了七八年的黑色手套，指尖处都磨得发白了，吕文强也不舍得扔掉，这也是一个学生送的。每次想起这个孩子，吕文强总是摇摇头，笑着嗔怪道：“当年为了抓这个调皮蛋，真是费老劲了。”

　　这也曾是一个网瘾很重的少年，经常从学校里失踪，每次吕文强都是一晚上不睡觉去找他。有一次堵住他藏是在学校锅炉房的角落里，当时正伺机翻墙逃出校园。很长一段时间，吕文强几乎寸步不离地陪着他，引导他。

　　考上大学后，他送了一副手套给吕文强：“老师，谢谢你没有放弃我，我永远忘不了，有一次大冬天你在网吧里拉我的手时，你那双手冻得冰凉，手指头紫得僵直，像冰棍一样。”

　　春节前后，吕文强那部“烫手”的手机也经常接到学生们的来电，陆续有毕业的学生们给吕文强打来电话，或汇报成绩，或问候拜年，有人提出小要求：“吕老师，我还想听您给我们讲故事。”

　　“总的来说，青春期学生焦虑甚至是抑郁的情绪，多来自学习压力以及青春期关系，尤其进入初中、高中阶段，很多孩子面临适应的问题。”青岛市家庭教育讲师团首席专家、青岛五十九中心理老师于明东曾参与过一个专业调查，“调查显示，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发生率在20%左右。在一些调查里，它的数据可能会更高，接近30%。”

　　“在原来的学校学习成绩不错，到了新的学校之后表现不突出，他会产生‘生活没有意义’这种感觉。”于明东遇到过很多这样类似的例子，“青少年的意义感是很重要的，就像胡鑫宇一样，他在日记里多次提到‘生活没有意义’，一旦觉得无意义了，就好像努力了也没有用。同时他们又很困惑，不知道用什么方式能解决自己的困难。”

　　“当然，家长也不用谈抑郁色变，过分担心。”于明东把心理问题比作感冒，“不是所有的心理健康问题都会发展成抑郁。有一部分孩子，他有可能会通过慢慢长大、家人陪伴、朋友关心，通过自己的阅读等方式，慢慢自愈。人是有一定的自我康复能力的。”

　　“目前，包括学校、家庭在内，都在搭建更多的疏导渠道，去及时发现、帮助有心理问题的孩子。”于明东介绍，学校现在都配备了专兼职心理教师，越来越多的家长也能够以开放的心态面对孩子的心理问题，“总体来说，从学生到家长，对待这个问题心态是越来越开放了，有了更多科学认知，整个社会对心理问题表现出更多的宽容和理解。”

　　自2020年至今，于明东开展了几十场家庭教育公益沙龙活动，做这些活动的初衷，就是普及一种“接纳”的思想。“在这些公益沙龙里，家长不一定要学会心理辅导，至少知道出现这个问题，不要一味指责孩子是装的，或者说不承认这个问题的存在。有些孩子是需要接受一些专业医疗帮助的，能意识到这一点，就已经帮到孩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