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由于受父母的影响，看戏、听书（评弹）成了爱好。由于条件限制，不可能经常泡在戏院（书场）里，家里的一台收音机成了我最好的朋友。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波长270.27米，1197千周，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每每响起万仰祖、邓平生等沪语播音时，我都会守候在收音机边。当时的1197千周，是专门播放戏曲节目的频率，无论京剧、越剧、沪剧、滑稽、评弹，打开收音机，没有不爱听的。同时，万仰祖、邓平生等沪语播音员的播音，成了我学习上海闲话的最好的老师，尽管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

　　除了收听播出的节目，播音员经常播报的一句话，早就在我的耳朵里深深扎根，那就是北京东路2号——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所在地。经常走过那里，并不开阔的大门，没有敞亮的大堂，迎门的大理石扶梯，加上站岗的解放军，更使它显得深不可测、高不可攀。

　　我无数次幻想过有一天能够成为里面的一员，现实却告诉我，这是梦想，做不到。

　　1983年夏天，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二次向社会公开招聘记者、编辑，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选择优质职业的大门。我也有过犹豫，因为我错过了1977年的高考，我没有报考要求中的学历。当我来到岳阳路报名点，看到很多报名者拿着复旦、华师大等名牌大学的毕业证书，还有的拿出了学位证书，更使我惊出一身冷汗。

　　和我一起上夜大学的同学问了我报名的情况，鼓励我，别怕，不是说“在读也行”吗，怕什么；我自己也想，不是一直埋怨没有机会吗，现在来了，上!

　　第二次，也就是在报名截止那天，我终于拿到了编号为1315的准考证。后来证实，此次招聘，总共有1452人报名。

　　根据招聘要求，一份2000字左右的“毛遂自荐”的自传，是马虎不得的，因为这是初选第一关，过了这一关，才决定你是否可以参加笔试。

　　笔试的第一场是在富民路延安路的华东模范中学进行，整整4个小时，量大题杂，是一大特色。

　　“是非题”就涵盖哲学、法律、文学、地理等科目，比如，“马克思一生有两个重要发现：一是剩余价值；二是阶级斗争？”再如，“《雷雨》的作者是曹禺，《孔雀胆》的作者是茅盾”……这些似是而非的题目还真有点“搅脑子”。

　　“填充题”就有“我们党胜利完成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的标志是什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应该具备哪四大能力，其中核心的是什么能力；外国文学作品中有葛朗台、阿巴贡、乞乞科夫和夏洛克四个吝啬鬼形象，分别是哪四部作品中的人物；新闻价值的先决条件是什么……

　　“问答题”包含外交、文艺理论，比如“我国政府处理中苏、中美关系的原则是什么”；“改错题”则是挖好陷阱等你跳：把澳门、香港与其他国家列在一起，你稍不留意，就中招了。而屈原的“橘颂”的“古文今译”，加上写一篇“评析”，也会使一些人望而却步。根据一篇1000多字的素材，让你写成一篇400字的新闻稿，外加一篇200字的编者按语，也是蛮吃功力的。

　　可能最使人挠头的是大作文《上海的山》。上海没有山，怎么写？看似无厘头的题目，却让我们这批冲刺者各显神通：有的写中国最大石化企业所在的金山，有的写正在兴建最现代钢铁企业的宝山，有的写拨乱反正问题成山、困难成山；我是直抒胸臆，从上海的佘山谈开去……

　　1983年10月9日（星期日）上午8点半，我和一些“幸存者”来到北京东路2号广播局4楼参加文艺专业复试。

　　既然是专业复试，考题就比较集中了。而且，考题也细分为“文学”“戏曲”“音乐”“导演”四个类别，考生们各取所需，选自己擅长的答。除了10道问答题，还有“什么叫精神文明？广播电视文艺与精神文明的关系这么样？”“你是怎样理解世界观与创作的关系的？”“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是什么？同志在第四届文代会上是怎么说的？你对这个问题怎么认识？”“什么是题材、主题、情节”等。

　　还有就是戏曲方面的填充题。评论是一篇“戏曲革新之我见”。最后是现场收听越剧小戏，当场写一篇评论稿。

　　终于又冲过一关，当年10月31日下午，被招去面谈。11月16日又一次谈话，宣布正式被录用（试用3个月）。

　　1983年12月28日，我终于踏进北京东路2号，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成为这个单位的一个新成员，梦想成线年来，我当过广播戏曲、文艺节目、经济频率的编辑和领导，也当过电视戏曲频道的编导；最让我难忘的是，在市政府、广电系统的领导的支持下，我和我的同伴们，敢为天下先，成了中国交通广播的开创者，我也有幸成为中国交通广播第一台的第一任台长。

　　我们要感谢当初广播电视系统的领导大胆改革用人制度，真正做到“不拘一格降人才”，才使我们这一大批社会各界的人员，成为重振上海广播电视事业的一支重要力量。

　　“三件套”指的就是报考广电的“准考证”“复试通知”以及“面谈通知”。（秦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