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的“中日岛争”、日趋动荡的东海局势，催生了军队大单位新闻发言人的确立，“是重大事件催生了制度的不断完善”。

　　在2013年的最后一天，已过晚上9时，海军新闻发言人梁阳向媒体发布，海军第16批护航编队的导弹护卫舰盐城舰，已于北京时间当日21时从沙特起航，赴地中海集结，执行叙利亚化学武器护舰任务。

　　2013年11月20日，中国军方宣布，分别在海军、空军等7个大单位设立8名军事新闻发言人。任命消息公布当天，梁阳就头一个亮相。自2008年中国军事新闻发言人制度确立以来，这名有着25年军龄的老水兵，是第一个军事干部出身的发言人。出任这份梁阳称之为“另一个战场”的兼职之前，他刚由东海舰队某驱逐舰支队舰长升任海军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

　　“面对新媒体时代的挑战，军事新闻发布制度也要顺应传播环境的变革。”曾任全军舆论战研究中心成员的传播学者戴俊潭对南方周末表示。中国军方新闻发布的快速反应能力，在新举措施行当天，就得到了印证。

　　一位著名传媒专家同时指出，“要想及时发声，只有革除外电不攻击不说、网媒不炒作不说、公众不质疑不说、上级不要求不说的习惯性思维，树立打“主动仗”的观念。

　　作为第二个亮相的大单位新闻发言人，空军新闻发言人申进科在媒体发声次数最多且受到国际舆论关注。与梁阳选择中国海军网作为首发媒体不同，申进科履职后首次发声，选择的媒体是新华社和国防部网站。2013年11月23日，就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申进科和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分别对外发布相关新闻。

　　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新闻传播系余琦教授注意到，申进科就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一事进行的第二次新闻发布，对外媒的一些不实报道和恶意炒作进行了反击，也回应了国内网民提出的一些疑问，让民众看到了解放军捍卫国家主权的能力。

　　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刘轶副教授在军事新闻发布效果评估课题研究中认为，军事新闻发布的检验标准在于：你要传递的核心信息被境内外媒体采纳了多少？传播出去的信息反馈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余琦认为，与国防部发言人相比，大单位发言人“更接近现场、更接近事实”，就得第一时间“讲事实，而不是只空谈政策”。

　　“对新闻的不同定义，就是对话语权的争夺”。余琦说。2001年发声“中美撞机”事件后，中方将此事件定义为“美国军机在我们家门口撞毁我战机”，而美方将事件原委作模糊处理，定义为“两机相撞”。美方在发布时，对事件的进展进行局部放大，集中关注“家属担忧被扣美国飞行员命运”，同时，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反复以“不必道歉”、“只能表示遗憾”来表态。这最终造成美国舆论对中方行为的误读、对美军的同情，在国际舆论界，“中美撞机”的定义被广泛采用。

　　余琦说，“在现在的传播环境下，发言人得了解舆论规律，了解公众关切的问题，才能对新闻作出更恰当的定义。”

　　当时外媒以“打击海盗”来定义中国海军舰艇编队首次赴亚丁湾护航。但是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及任务舰队指挥员对外发布新闻时，均反复强调此次行动应定义为“护航”。“护航”与“打击海盗”，从军事行动的事实来看，貌似无甚区别，但其所蕴含的中国与第三世界的关系，以及中国海外用兵的意图等多层面的政治、外交、军事认知，是完全不同的。“这体现出我军对新闻的定义能力的进步。”余琦说。

　　实践上的进步，总是从对传统理念的突围开始的，最为年轻的申进科就头一个吹起了冲锋号。

　　上任次日，申进科就在国防部网刊发的《军事新闻发言人要忠诚于党取信于民》一文中，把“发言人要进入第一知情圈、决策圈、行动圈，掌握权威信息”列作发言人应树立的8种理念的头一条，这被人解读为，在层级分明的军队架构里，发言人不仅要争知情权，更要争话语权。

　　除总政、海军之外的5个大单位新闻发言人，都出自宣传部门负责人。刘轶指出，他们掌握宣传政策、把握得好口径和尺度，但他们通常难以在第一时间身处军事行动的知情圈、决策圈、行动圈，只能等情况发生了，再通过相关军事部门查证，这难免会产生“信息空窗期”。

　　2013年2月5日，日本防卫省宣布，中国舰船曾于1月30日向海上自卫队的护卫舰照射火控雷达。2月7日晚，中国国防部新闻事务局作出回应。

　　刘轶指出，日方曾就中国军方发布前的这三天“信息空窗期”，大做文章，大肆渲染这是中方对日方指控的默认。

　　据军方内部人士透露，2007年，总部在把建立军事新闻发言人制度提上议事议程时，就已把在多层级设立发言人列入规划，但迟迟未实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的确立可谓是落下了第一只靴子，可直到5年后，这第二只靴子才落地。

　　刘轶说，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深化建设，要看背后的团队建立起来没有，要看涉军信息的联系制度构建起来没有，要看先期的舆情研判分析和后期的效果评估工作做起来没有。

　　“没经验可循，工作很吃力”，当被媒体问及首次新闻发布的感受时，申进科坦言，自己压力很大。

　　以前面对涉军舆情，中国军方给外界留下的印象，多是被动应对，经常出现“不见答复”或“没有下文”等状况。

　　对于“当真理还在穿鞋，谣言已经走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的状况，申进科深有体会：“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与其让媒体随意揣测、道听途说、误读误报，不如主动发声引导，避免权威信息缺失和被动说明辩解。”

　　2008年5月13日，空降兵15名官兵空降汶川后，网上谣言四起，说这次行动牺牲惨重。5月18日，国防部首任发言人胡昌明第一次亮相时，就驳斥了质疑：“有传说15名空降兵中有2位同志在跳伞过程中牺牲了，我在这儿可以郑重地告诉大家，纯属无中生有。”5月20日，申进科在震区拍摄的组照，第一次公布了这15名官兵平安归营的集体照，进一步澄清了谣言。

　　“新闻发言人要及时发声、主动发声”，申进科意识到，“及时、主动”是真相跑过谣言的关键。

　　戴俊潭对南方周末说，首批军队大单位发言人虽都有应对媒体的经验，但范围多仅限于《解放军报》、《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中央党媒，应该补补如何与更多市场媒体、新媒体打交道的课。

　　余琦指出，解放军已有多个固定期次的外宣培训班，新闻发布属于外宣工作的一部分，而军内的外宣培训所采用的培训方式，也有所借鉴地方新闻发言人培训。

　　2009年3月，在南京政治学院举行的首期全军对外宣传工作业务骨干培训班，被外媒解读为“中国军方培训首批公关团队”。“这是地方学者第一次为军队外宣干部大范围培训。”国新办省部级新闻发言人评估组组长、复旦大学教授孟建对南方周末说。该班组织了以“中美军舰南海对峙事件”等为题的9场军事新闻发布模拟演练。孟建参与了每场发布模拟演练的点评，让他没想到的是，学员并没有想象中的“刻板”，而是“思想活跃”。

　　“军队新闻发言人的选拔和培训，比我预想的水平要高好多，他们介入社会的能力、面对记者的能力，都比我预想的要强得多。”孟建对南方周末说，他建议军事新闻发言人的培养，要借鉴美军公共事务官，不止是培养他们面对媒体的技巧，更是培养他们整体公共关系能力的水平。

　　较少人注意到的是，2008年10月，在国防大学举办的首期全军对外宣传高级研讨班。南政院办的班，学员职级大多在团级以下；而国防大学办的班，学员职级均为军师级。2013年10月，在这个班进行到第6年时，来了几名特殊的学员：首批大单位发言人。在这里，他们头一次应对模拟新闻发布会的挑战。央视、凤凰卫视等媒体的记者，就“我国周边某海域安全形势”向发言人们提问。申进科接受采访时说，当时，一个记者向他提出了超出发布会范围的问题，且他对相关信息一点都不掌握。

　　面对“刁难”，申进科答道：“这位记者提出的问题，我也非常关心。在下一次的发布会上，你会得到满意的答案！”他选择了巧妙地回避问题。

　　“与政府新闻发言人相比，军队新闻发言人在培训范围、培训批次、培训时间、培训方式上，都还远远不够。”孟建指出，相比政府和党委的新闻发布，军队的新闻发布更具有外宣的特点，所以“要懂得西方文化，熟悉西方人的心理特征，了解与西方对话的方法和路径，熟悉国际媒介环境”。

　　对这一点的重视，在主管大单位发言人工作的总政外宣局组建时得到了部分印证。余琦说，外宣局在2007年组建之初，从军队各大宣传机构和军事院校抽调了一批骨干，要求至少精通一门外语，有的甚至会几门语言。

　　2013年11月12日至14日，国防大学培训结束后，发言人们在中国传媒大学接受了上岗前的最后一次培训。因为是涉密培训，所以培训现场不允许闲杂人等在场。11月12日，在400平方米演播室进行情景演练时，培训方注意到台下坐着7个陌生面孔。

　　当时，连珠炮似的诘问抛向了总装备部新闻发言人、宣传部部长姜鹏武大校。“是否存在像外界传言那样，我们的武器装备仿制俄罗斯的武器但未经授权？”“中俄两国是否存在武器军备销售方面的利益冲突？”

　　“是姜部长要求我们来旁听的”，原来这7人是总装宣传部干事。培训方表示，这7名总装年轻干事是3天培训里唯一一拨旁听生。原来姜鹏武不单自己上阵，还摆出了团队作战的架势。这可能就是总装备部新闻发言人团队的雏形。

　　“不能仅看到新闻发言人的个人素养或是表达技巧，而应看到这关联整个团队的综合素质。”刘轶指出，如果记者抛出发言人事先毫不知晓的问题，而发言人的回应不够出色，“这板子不应打到发言人身上，而应归因于团队的舆情研判不到位、敏感问题预判不准确”。

　　“大单位舆情团队还没完全建立起来。”刘轶指出，“团队仅仅靠宣传部的人是不行的，根本在于，得建立各部门之间的联动机制，在大单位层面建立联席会议机制。”

　　“有人说，中方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因为日本也将设立日本版国安会。你对此有何回应？”2013年11月13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秦刚接受记者提问。

　　44岁的中国军方首位女性发言人邢广梅和其余6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大单位发言人在此旁听，这属于培训的观摩课程。

　　邢广梅曾先后在青岛海军航空技术学院、海军舰艇学院任教，后调入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拥有人大国际法学博士、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博士后学位。

　　南方周末注意到，七大单位发言人中，有三名发言人有国际工作经验。梁阳曾任联合国驻利比里亚观察员，负责49个国家维和部队人员选拔和装备检试，一年中走了31国。邢广梅作为中方代表参与过中美海上安全磋商、西太平洋海军论坛、新加坡香格里拉对线月，申进科随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在莫斯科“海外首秀”时，他的手机成了媒体热线，与一些外媒记者也打了不少交道。“从这些锻炼中，我更了解记者想要什么，自己该说什么。”

　　申进科是8名新闻发言人中职务最低、年龄最小的其他7位均为“师级”，只有他目前还是“团级”，且依然坚守在首任空军外宣办主任的岗位上。“其他7位新闻发言人的素质比我全面、经历比我丰富、职务也比我高，值得我学习敬重。与他们不同的是，我在舆论宣传和军事外宣一线工作了十多年，是唯一一个有媒体记者、编辑经历的。”这位43岁的空军上校很坦诚地看待自己的优势和不足。

　　2013年的“中日岛争”、日趋动荡的东海局势，催生了大单位发言人的确立以及申进科的频繁亮相，“是重大事件催生了制度的不断完善”。

　　担任新闻发言人，他们要面对的头道挑战，就是要面对不期而至的质疑乃至攻击。“以前，我们这些军校专家看某些部队的宣传干部阐述他们的理念时就想发笑，我不希望西方人也是这样看我们的发言人。”戴俊潭说。

　　“发言人最重要的是万无一失，失语、乱语都要严格杜绝。”申进科说，尽管露面、发声最多，但他颇有如履薄冰之感，“100次成功都不一定是成绩，但一次闪失就是大问题。”

　　这种身份的敏感性同样为国防大学刘庆所注意，“新闻发言人说与不说、说多说少、说早说晚乃至说的方式，个中分寸难以把握。”他由此提出，针对军事新闻发言人发布新闻的尺度问题，亟待通过法律手段来加以明确和规范。

　　据军方内部人士披露，大单位发言人的每次对外发布都得向上级报批、走程序，由总政宣传部审核。因此，不论是哪个层级发布新闻，审批关口必然是统一的，“你是代表国家发声，不会允许自由动作”。军队体制决定了审批权限，信息透露是经过严格审核的，这是大单位发言人和部委发言人的不同之处。

　　“口径”，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新闻传播系主任濮端华对南方周末说，这个被认为是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其实在各国军事新闻发言人中都普遍存在。2007年美国“小鹰号”航母访港事件，美军各层级的发布有时“貌似相悖”，但实质则是“貌离神合”，“口径并非简单的一个调子、一种声音，实质是要实现最高目标的内合”。

　　国新办前主任赵启正曾说，“我们对口径的认识存在误解，口径不是说哪些许说，哪些不许说。是说要准确。”对于发言人来说，“口径”究竟是紧箍咒，还是护身符，尚需自己摸索。

　　上任近两个月以来，8名发言人中有6位至今没有任何公开亮相。“现在的军队新闻发言人群体和作用还太有限，远远不足以应对极为复杂的形势，还得大力推进。”孟建对南方周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