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是1936年10月10日，红二、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会宁会师以后，红四方面军的30军、9军，红一方面军的5军及红四方面军总部组成的于10月24日、27日、30日先后从靖远县虎豹口西渡黄河作战的部队。11月11日，命令过河部队称“西路军”。“西路军”21800名指战员在河西走廊血战188天，在内无粮弹补充，外无救兵支援的困境中，7000多名将士牺牲,其中军以上干部13人，团以上160多人；9000多人不幸被俘，其中有5600多人被俘后惨遭杀害；5800多人历经艰险回到家乡或流落西北各地，这是我军历史上除湘江战役外，又一次惨重的失败。

　　有关“西路军”失败的原因，1937年3月31日，时任中共中央张闻天，在批判张国焘错误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发言中说：“西路军的失败是张国焘路线最后的破产”。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做有如下结论：“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

　　收入《选集》第一卷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文中，对“西路军”问题作有如下评说：“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对这一论断，文末作有更为详细的注释:“一九三六年秋季，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的转移。张国焘这时候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败。”

　　如果说，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属党内文件，还不为公众知晓，那《选集》第一卷正式出版，上述结论就广为人知了。

　　“西路军”的失败，是张国焘路线的“最后的破产”这个结论，在中共党内历史上从未有人敢于提出质疑。上世纪五十年代前期，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原“西路军”将帅所写的回忆录，无一例外地都把1936年10月西渡黄河，说成是奉张国焘背着党中央私自下达的命令。把“西路军”与张国焘路线挂在一起，早已如铁板钉钉，动弹不得。

　　1981年初，一篇题为《“西路军”疑》的文章引发“西路军”问题热议。（文章刊登在成都军区川陕革命根据地编委会办的内部油印刊物《参考资料》1981年2月20日第30期）作者笔名叫“竹郁”。

　　“竹郁”，实名朱玉，1933年10月生，山东青州人。1948年1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在华东军大、第三高级步校、总高级步校、高等军事学院、军委军政大学、政治学院、国防大学工作，历任文书、统计员、干部干事、秘书、党史政工教员、教授、研究员。1979年，朱玉奉调至元帅办公室，担负徐帅回忆录《历史的回顾》的写作任务。在国家档案馆和军委档案馆查询元帅担任西路军总指挥期间的有关档案中，朱玉发现，把有关西路军西渡黄河、建立永（昌）凉（州）根据地、拒绝东返等问题说成是执行张国焘路线，与原始文电不符。据此，他写出了《“西路军”疑》一文。

　　西路军开始奉命西进后，迅速占领“河西走廊”的凉州、永昌、山丹一线，打开了前进通道，但奇怪的是，他们没有趁机西进新疆，而是要在这里建立革命根据地，兵力一线摆开，不进不退，与敌鏖战，时间几近两个月之久。

　　执行“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的“西路军 ”，为何没有一举向新疆“退却”，而是在“河西走廊”不进不退呢？

　　为弄清历史线字的长文：《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西路军问题初探》。该文发表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主办的《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9期。《初探》着重论证了三个问题：一、弄清一个口号的是非；二、西渡原委与“西路军”由来；三、西安事变和西路军。明确阐明：“打通国际路线”是当时党中央提出的战略口号和行动方针，不是张国焘路线；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是奉的的命令，并由命名西路军；西安事变发生后，党中央的基本战略方针是通过与蒋介石谈判，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团结力量一致抗日。为此，既要与蒋妥协，又要与之斗争；既要以政治谈判为主，又必须准备必要时采取军事斗争的手段。西路军奉中央命令，在河西走廊与马家军鏖战数月，正是为了紧密配合中央执行总体战略的行动，虽然惨遭失败，但它的重大历史作用不容抹煞，更不能与“退却逃跑路线”硬捆在一起。《初探》最后强调指出：对于西路军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于推倒，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

　　此文发表前，曾分送红四方面军和西路军将领征求意见，得到了宋侃夫、陈宜贵、杜万荣、陈再道、曾传六、、徐深吉、陈明义、陈锡联等同志的支持和鼓励。但“西路军问题”，不只是“西路军”本身的问题，重要的是头上戴着一顶“国焘路线”的帽子，这就很容易被质疑是不是有意在为“张国焘翻案”？所以，陈锡联同志看到朱玉时说：“朱玉呀，我可真为你捏一把汗啊！”

　　1981年2月，朱玉的《“西路军”疑》刊出后，被辗转送到同志手中，小平同志看到此文后，非常重视，于1981年10月底批给调查研究。当即找了陈云。陈云同志对说：“西路军过河和西进，不仅是党中央的命令，也是共产国际的指示；西路军的问题，现在是该向党和人民交个账的时候了。”1981年11 月 22 日， 陈云同谈西路军问题，指出：“这个问题不能回避，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

　　根据的批示和陈云的建议，组织人员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于1983年初写出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说明》指出：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指示或经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日，陈云看过《说明》及所附几十件电报后，“委托秘书电话转告办公室说：送来的电报（：《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及所附当年中央的电报——笔者注）已看过了，可以送小平同志。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是党中央、毛主席过草地以前就决定的。西路军的行动不是执行张国焘的路线，张国焘路线是另立中央。西路军的失败也不是因为张国焘路线，而主要是对当地民族情绪、对马家军估计不足。”3月8日，陈云又就西路军问题致信说：“你写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所有附件，我都看了两遍。这些附件都是党内历史电报，我赞成把此件存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党的中央档案馆。可先请小平同志阅后再交中央常委一阅。”

　　3月12日，给小平同志一信说：“送上《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陈云同志的批语，请阅。不久，在写的说明和附件上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部存档。”此后，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已圈阅。

　　从、陈云的建议，的说明，到1983年陈云、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部存档。”人们认为，西路军的历史真相已经得到澄清，而不可逆转。然而，事实远非如此。

　　1983年9月，中国革命博物馆主办的《党史研究资料》第9期刊登了：竹郁《“西路军”疑》；丛进《对“毛选”中关于西路军的一个断语和一条注释的辨疑》；朱玉《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西路军问题初探》三篇关于西路军的文章。编者写了以下按语：“西路军问题是党史军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现在，西路军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为此，本期特发表三篇有关文章，供广大读者参考。”

　　这三篇文章，第一次在党史刊物上公开发表，吸引了不少眼球，引起报刊和读者的兴趣和反响。10月4日，上海《解放日报》在《报刊文摘》上发出专稿。

　　不料，10月6日，时任负责人之一在三座门召集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军事科学院的领导和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负责人等人开会讲话。

　　他说：“通知一个问题，关于西路军问题，现在比较乱。西路军问题从七大起中央有正式决定，直到现在没有改变。”“革命历史博物馆的文章，涉及毛主席在红大的讲话，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不是毛主席个人的问题，不能够自己写教材，发表文章，要刹一下这个混乱现象。”“已经发出的应收回，不能继续传播。这是个党的纪律问题，党的原则问题……。我到新疆去，新疆也听说了，问我，我回答，第一我没听说，二是中央没有改变七大以来的决定。竹郁先可以写，但不能随便改变中央原来的决定。”

　　接着他又批评说：“政治学院这样传播是不好的。《“西路军”疑》乔木看过后说不能发表，知道问题后向中央提出来了，中央说查一查。……小平同志批了存档，政治局没看，不能作为中央的正式文件。请示了中央常委，西路军问题在中央未表态之前，任何单位、任何个人不得发表与中央不同的意见，一切按过去的写，政治学院的讲稿要改过来。发了的收回来。没有改变中央的决定前，不能给朱玉记功。”

　　会后，中国革命博物馆立即发出通知：“请各订户将《党史研究资料》第九期立即退回我组，缺期另补。”准备将收回的刊物销毁。

　　党内高层对“西路军”问题的不同态度，使“西路军”问题复杂化而成了禁区。但历史是无法回避的。1991年6月，《中国历史（上卷）》出版，书中对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的表述作“模糊”处理：“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奉命于25日渡过黄河；随后，第九军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及第五军也奉命渡过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对此，于1991年7月8日致信中央党史工作小组负责人、等，严词责问：

　　“有一点我闹不明白，为什么书中对西路军渡黄河是奉的命令这个已经十分明确了的问题，却都不肯明确说出来呢？‘奉命’，‘奉命’，究竟奉谁的命令！……现在中央正式出版的党史版本，竟用如此含糊不清的春秋笔法，对得起壮烈牺牲的一万多名西路军将士吗？”

　　7月24日，、胡绳致信：“我们和党史研究室非常感谢您七月八日的来信，您指出了党史研究室所编《中国历史》一书中关于西路军叙述的错误，使该书在出版发行前的最后关头得以将此书错误改正。现在党史研究室根据您的指示，对书稿有关渡河、西进、西路军成立这三个问题作了原则上的修正。……兹送上党史研究室修改稿和他们为了说明修改稿给胡绳的信，请阅示。”

　　当天阅后批示：“同意。”至此，在正式的官史本上总算有了一个初步的结果。

　　1991年出版的《选集》第一卷，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的原有注释作了改写：“（一九三六年）十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作战计划。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

　　2002年，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再版的《中国历史》第一卷上册，在第十二章中对西路军问题的真实历史作了具体叙述和评述：

　　在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时候，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把宁夏战役作为政治上、军事上打开新局面的决定一环，抓紧进行部署。1936年10月11日发布的《十月作战纲领》，要求全军争取用一个月的时间进行休整，并做好渡过黄河等各种准备，然后红军主力向北发展，夺取宁夏。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于10月25日渡过黄河；随后，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和方面军总部及第五军也渡过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后因胡宗南部于10月底至11月打通增援宁夏的道路，隔断了河东红军主力和河西部队的联系。这样，红军夺取宁夏的计划被迫中止执行。

　　11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令河西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以陈昌浩为主席，为副主席。

　　对于深入河西走廊的红军西路军，蒋介石指使马步芳、马步青等部队进行围追“兜剿”。西路军广大干部、战士坚决执行中央命令，不怕牺牲，浴血奋战。西路军由于无根据地作依托，又无兵员、物资的补充，孤军作战，虽然毙伤俘敌约2.5万余人，但在敌众我寡的极端不利的情况下最终失败。

　　西路军所属各部队，是经过中国长期教育并在艰苦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英雄部队。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在同军队进行的殊死搏斗中，西路军的广大干部、战士视死如旧，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业绩，在战略上支援了河东红军主力的斗争。西路军干部、战士所表现出的坚持革命、不畏艰险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为人民的英勇献身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和纪念的。

　　至此，西路军的真实历史，正式被写进了党史中。朱玉同志“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的初衷，终于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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