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时代，东北亚的国际政治格局，是南北两个三角同盟对峙。南三角同盟是美、日、韩，北三角同盟是苏、中、朝。

　　因此，中国与韩国大部分时候处于敌对状态，中国不承认韩国政府，也不称呼韩国的正式国名——大韩民国，而是称其为南朝鲜或者南朝鲜当局，有时候也以某集团代之，比如李承晚傀儡集团，朴正熙傀儡集团等等。

　　那么，中国是什么时候第一次称韩国为大韩民国的？很多人认为是1992年中韩建交之时，其实不然。

　　早在1983年，因为一次意外的劫机事件，中国民航局代表团飞往“南朝鲜”，协商处理，经过唇枪舌剑的激辩和反复权衡，最终同意在落款处写“大韩民国”。

　　这次远赴韩国处理劫机事件，被称为中韩关系史上的破冰之旅，为中韩建交打开了大门。

　　今天，说说1983年中国民航296号航班事件（卓长仁劫机事件），及其背后的中韩外交较量。

　　1983年5月5日，中国民航296号客机，计划从沈阳东塔机场飞往上海虹桥机场。

　　296号客机是一架英制“三叉戟”2E型客机。60年代末，中国先后从英国购买了几十架 “三叉戟”客机，它是当时中国的主力客机之一，副统帅折戟温都尔汗的座驾便是这款飞机。

　　296号客机上有93名乘客（含3名日本乘客）和9名机组人员，机长王仪轩是中国民航沈阳管理局飞行大队长，同时也是教员，飞行经验丰富。

　　上午10时49分，飞机起飞，一切正常，如果顺利的线个小时就可以抵达上海。

　　途经大连上空时，飞机驾驶舱内的警报突然响起，紧接着便是枪声，有人用手枪射击驾驶舱的门锁，子弹打进舱内，木屑飞溅，被击中仪器冒起了烟，好在没有造成严重破坏。

　　机长王仪轩和副驾连忙晃动飞机，制造颠簸，以干扰劫机者的行动。但是没起作用。

　　很快，两个男人踹开舱门，开枪打伤了准备反击的报务员和领航员，然后用枪顶住了机长和副驾的头，为首的男人大喊：“148度！148度！汉城！”他们还破坏了飞机上的通讯系统，中断了飞机与地面的联系。

　　这次劫机的团伙总共有6人，为首的男人叫卓长仁，35岁，沈阳人，辽宁省机电设备公司统配产品科汽车计划员，岗位虽小，但职权不小，据卓长仁所说，人们都叫他汽车大王，省委、省政府、省军区的汽车都是他给买的。

　　另外5人中，姜洪军和安卫建是沈阳体育学院的职工，王彦大是沈阳一个金属结构厂的业务员，吴云飞是广东省琼海县一个农场的工人，高东萍是卓长仁的女朋友。

　　在那个年代，卓长仁这几个人端着铁饭碗，吃着公家饭，本不必如此，但他们不是安分的人，在改革开放的大时代中，渴望一夜暴富，于是剑走偏锋，通过伪造证件，进行投机诈骗等活动。

　　随着犯罪活动逐渐暴露，6人为逃避制裁，决定铤而走险，他们搞到了2支手枪，计划逃往台湾。当时大陆和台湾之间没直飞航班，卓长仁打算先劫持一架飞机飞往韩国，再转道去台湾。

　　另外，卓长仁以前在辽宁航校学习过，有一定的航空知识，他知道如何通过飞机上的罗盘，识别去汉城的方位。王仪轩曾几次悄悄改变飞行方向，但都被卓长仁扳了回来。

　　12时24分，296号客机进入韩国领空，韩国出动2架F-4“鬼怪”战斗机，对其进行警告射击，并跟踪观察。他们初步判断，这是一架被劫持的中国民航客机。

　　驻汉城的韩国第707特种部队，也被紧急调来机场周边警戒，驻防春川的韩国第二集团军下令提升警戒等级。

　　与此同时，韩国政府迅速成立了由安全企划部、法务部、外务部等机构组成的紧急事故处理小组，赶赴机场，处理情况。

　　全斗焕召开了内阁紧急会议，指示：要认真谨慎地处理好此事，为将来与中国改善关系打下基础；为乘客和机组人员提供最大便利；严格按照国际民航公约进行处理，保障乘客人身安全。

　　在美韩军队的重重包围下，卓长仁打开舱门，大声喊道：这里是南朝鲜还是朝鲜？

　　看到有美国人之后，他确定这是韩国无疑，于是又说：我要见台湾当官的，我们要去台湾，否则就把飞机炸掉。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韩国紧急事故处理负责人朴世植与一名美军少将，登上了飞机，与卓长仁进行谈判。经过长时间的交涉，韩国方面承诺保证卓长仁等人的人身安全，卓长仁则同意释放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

　　晚上，韩国政府用6辆大巴车将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接走，把他们安排在汉城最豪华的沃克希尔酒店居住。2名受伤的机组人员，被送到了韩国最好的医院“三军总医院”接受治疗。

　　296号客机转向飞往韩国时，值班的雷达管制员看到客机信号若隐若现，且偏离了航道，立即报告了情况。

　　领导小组马上联系全国各大机场，确认它没有在境内的机场降落，他们分析飞机最有可能的3个去向：朝鲜、韩国、日本。

　　朝鲜和日本很快被排除了，因为飞机如果飞往这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肯定会与中国联系——朝鲜自不必说，日本当时是对华友好国家。

　　当天下午，韩国国防部就296号客机事件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外界公开了此事，飞往韩国的猜测实锤了。

　　当时中国和韩国没有外交关系，也没有正式的联络渠道，只能通过国际民航机构间的通信系统进行紧急联络，或者通过第三国转达意见。

　　下午17时，中国通过日本向韩国转发了一封电报：闻听中国一架民航客机遭劫持，紧急迫降贵国军用机场，请务必确保飞机和机上乘客安全。

　　半个小时后，外交部通过日本驻华大使馆，向韩国发了第二封电报，表达了向韩国派遣代表团协商解决此事的愿望。

　　事情上报到了青瓦台，全斗焕再次召开内阁紧急会议，同意中国派人来解决劫机事件，决定在韩国飞行限制区域内，为中国代表团开辟一条经由济州岛-仁川-汉城的飞行通道，并高规格接待中国代表团。

　　80年代，冷战体制逐步瓦解，原先非友即敌的路子，越来越走不通，很多国家摒弃了由意识形态主导的外交，取而代之的是以国家利益为主导的外交。

　　此时，东北亚的南北三角同盟对峙局面已经解体，日本、美国都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两国希望东北亚局势保持稳定，也都支持韩国改善与中国的关系。

　　全斗焕上台后，韩国实施了新的外交战略，如太平洋政策、北方政策等，致力于改善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改善同中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

　　在韩国看来，韩国的安全威胁主要来自于北方，如果能搞定中苏两个大国，那么就可以避免半岛再次发生战争。

　　经过20年高速发展，80年代韩国经济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不平衡等问题，经济增长逐渐放缓，1980年甚至首次出现了负增长。

　　韩国经济高度依赖出口，而韩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面临着欧美、日本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压力，迫切需要开拓新的市场，寻求新的发展空间。

　　而与韩国一水之隔的中国，正在进行史无前例的改革开放，急切需要大量资本、技术及产品输入，这个10亿人的庞大市场，怎能不令韩国动心？

　　因此，在经济、文化、体育等非政治领域，韩国曾通过多个渠道向中国释放了善意。

　　对此，中国外长黄华表示：韩国与中国关系的大门现在是闭门不上锁，随时可以打开，但现在不能打开。

　　这虽然是拒绝，但也给了韩国一个希望——中国并不排除与韩国发展关系，只是时机不成熟。

　　韩国也表示理解，毕竟两国敌对了几十年，而且双方都和对方的敌人保持特殊的关系，历史上形成的矛盾和包袱，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化解、切割的。

　　短时间内，中国与韩国的关系无法取得突破，但只要朝这个方向努力，总有守得云开见日出的那天。

　　所以，全斗焕想利用这次突发的劫机事件，打一张外交牌，向中国示好，作为打开对华外交的突破口。

　　5月7日11时，中国民航总局局长沈图率领33人的代表团，抵达韩国金浦机场，这是中国官方代表团首次踏上韩国国土。

　　来时，韩国派出了2架战机护航（在韩国领空），飞机降落后，红地毯一直从机翼铺到机场贵宾室，韩国外务部次官孔鲁明、民航局局长金彻荣在机场迎接，之后将中国代表团安顿排在新罗饭店。

　　据代表团工作人员钱文荣（新华社记者）回忆，韩国为了实现政治外交意图，按接待国宾的规格来接待他们。

　　中国代表团带了30万美元现金，作为差旅费和安置中国乘客的费用，最后也没有用上。

　　对乘客和机组人员，韩国政府招待的也很周到，不仅承担了所有食宿医疗费用，还安排他们游览首尔，登上南山塔，参观百货公司和三星电子公司。此外，韩国方面还动员了很多韩国华侨，为他们提供翻译服务，安抚他们的情绪。

　　韩国同意将乘客、机组人员无条件归还中国；被劫持飞机待技术性问题解决后立即返还中国；伤势较严重的一名机组人员留在韩国接受治疗后返回中国。

　　对卓长仁6人，中国希望将他们引渡回国，韩国坚决拒绝，一是“在各国的劫机事件中，没有过引渡犯人的先例”；二是中国与韩国没有建交，两国之间没有引渡协定。韩国认为事情发生在韩国境内，必须由韩国审判。

　　为了使乘客尽快回国，同时考虑到两国之间并无引渡条例，代表团请示国内后，决定不再纠缠这个事情。

　　事后，沈图发表了一个声明，对韩国在处理劫机事件所提供的协助和便利表示感谢，对韩国拒绝引渡6名劫机犯表示遗憾，并保留进一步交涉的权利。

　　但韩国坚持要搞备忘录，中国只得同意。在草拟备忘录时，双方又发生了严重分歧。

　　韩国认为中国代表团是中国政府正式代表团（代表团成员有外交部、新华社人员，但用的中国民航人员身份，韩国对此一清二楚），要求在备忘录中体现这一点，中国反对，坚持以两国民航之间的名义签署备忘录，反对使用两国国名。

　　另一方面，韩国草拟的备忘录中，前后9处使用“大韩民国”字样，还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目的就是让中国在备忘录中承认“大韩民国”。中国坚决反对，要求不提“大韩民国”。

　　韩国希望在文字上得到中国的承认，并大肆宣传这件事，尽可能高调。中国则不希望把此次谈判牵涉到政治层面，尽量冲淡官方色彩，低调行事。

　　这时，韩国外务次官孔鲁明说话了，此人是孔子的后代，为人热情爽快，中国代表团在韩国期间，他一直陪同左右，双方私人关系处得很融洽。

　　孔鲁明说：中国代表团是经我国政府同意后到汉城的，结果中国代表团不承认主人的国号，犹如客人到主人家里打了主人一记耳光，有失国礼，叫我们如何向民众交代？你们起码要给我们一点面子。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中国代表团只得再次请示国内，高层指示：名称问题是次要的，尽快把人和飞机接回来。

　　有了指示就好办了，代表团将备忘录中的8处“大韩民国”字样删去，代之以汉城或南朝鲜当局，只保留了落款处的“大韩民国”字样。

　　修改后的版本虽然与韩国的期望有差距，但终究还是有一处“大韩民国”的字样，对韩国民众也算有所交代了，新闻媒体也有了宣传素材。

　　最后，备忘录签署人落款分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航空总局局长沈图”和“大韩民国外务部第一次官孔鲁明”。

　　5月10日，备忘录签字仪式结束后，韩国方面举行了送别午宴。下午3点35分，代表团和乘客、机组人员乘飞机离开汉城回国。

　　这次谈判是中韩两国政府第一次进行正式的接触，也是两国关系的转折点，它打破了过去几十年双方政府间无交流状态。此后，两国关系迅速升温，坚冰融化，交往、交流口子越开越大，建交条件越来越成熟。

　　汉城地方法院审判了卓长仁等人，一审判决，以“危害航空安全罪”，判处卓长仁、姜洪军有期徒刑10年，其余4人各7年。

　　受台湾方面干涉，终审判决作了改动，卓长仁、姜洪军有期徒刑6年，其余4人各4年。

　　事实上，事情发生后，韩国一直承受着来自台湾方面的压力，他们一直要求把卓长仁等人交给他们，并称这些人为“六义士”。

　　经台湾方面积极活动和施压，1984年8月，卓长仁等人被提前释放，去了台湾，每人获得了250万新台币的安家费和500万新台币的奖金，频频受到接见和采访，风光得不得了。

　　不过，巨额财富很快就被他们败光了，1991年卓长仁和姜洪军干起了绑架杀人的勾当，1999年，两人被判处死刑，2001年被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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