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周语上》记载周宣王“不藉千亩”后，又提及“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

　　史料记载下的“千亩之战”，是一场让后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战争。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史书中记载的“千亩之战”，存在诸多让人惊掉下巴的矛盾之处：史书中虽然记载下了“千亩之战”的开战年份，可后人却难以确定那一条记载是可靠的；既然是战争，就必然是有胜有败，各类史料对“千亩之战”胜负的记载也截然不同；“千亩”之战，战斗当然是发生在“千亩”，可“千亩”具体是位于哪里，历史资料的记载更是模糊不清。时间、地点以及战争胜负，这三个关键要素都不清不楚的战役，在历史上确实罕见。

　　可偏偏“千亩之战”又是西周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一场战斗之一，是研究西周历史绕不过去的一道坎。

　　首先，“千亩之战”爆发的年份，在史书中其实有明确记载。《国语·周语上》、《今本竹书纪年》以及《史记·周本纪》的记载，都是发生在周宣王三十九年，即公元前789年。这么多史料都有记载，而且记载都相当一致，“千亩之战”的爆发时间本来不该会有任何争议。可同样是《史记》，在“晋世家”中，太史公却又记载下另一条信息：“（晋穆侯）十年，伐千亩有功，生少子，名曰成师”。晋穆侯十年，是周宣王二十六年，即公元前802年。这里的“千亩之战”与前面的“千亩之战”，年份整整相差了十三年！在同一部著作中，太史公居然采用了两种互相矛盾的说法，让人大跌眼镜！

　　其次，对于“千亩之战”的胜负，在史书中也能找到两种截然相反的说法。按《国语·周语上》、《今本竹书纪年》以及《史记·周本纪》记载，“千亩之战”都是王师战败。与之相反，在《史记·晋世家》的记载中，是晋穆侯“伐千亩有功”，明显是场胜战。那么“千亩之战”中，周人究竟是胜了还是败了？

　　最后，历史留给后人最大的疑惑，就是“千亩”究竟是位于哪里？千百年来也是众说纷纭，争议颇多。总结起来，对于“千亩”地望，主要有四种观点：其一，在西河界休县以南（今山西西南的万荣、闻喜一带）；其二，在岳阳县（今山西安泽县，并非湖南省岳阳）北九十里的千亩原；其三，在西周都城附近；其四，在今山西省侯马市。（《周代“千亩”地望考》许兆昌 刘涛著）各种说法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且彼此互相矛盾，让人难断其中是非。周宣王“不藉于千亩”的真相，人们争论了好几千年，偏偏连最基本的——“千亩”是在哪——长期以来都是不清不楚。

　　这么一场举足轻重的战事，古人记载时却不太慎重，以致后人为了追寻真相长期争论不休，白白打了上千年的笔墨官司，直到今天仍然不休不止。

　　然而，尽管围绕“千亩”的争议纷繁复杂，头绪万千，只要能明确“千亩”地望，很多疑惑就可迎刃而解。

　　清华简《系年》首章，有这么一段话：“昔周武王监观商王之不恭上帝，禋祀不寅，乃作帝籍，以登祀上帝天神名之曰千亩。……宣王是始弃帝籍田，立卅又九年，戎乃大败周师于千亩。”

　　如果千亩真是在山西境内甚至山西偏北，那意味着“帝藉”之田就是位于周王国的最北端边境之处，与戎人比邻而居。把周王室收入支柱性产业和统治天下的绝密武器——“帝藉”之田放在这里，周王室也未免太儿戏了。这就好比美国政府把华尔街搬到阿拉斯加——把美国的金融中心摆在俄罗斯旁边，估计很多美国金融大鳄们晚上睡觉都会睡不着。

　　可事实上，正如前文分析，“帝藉之田”不单是周王室的收入支柱，更是周王室的重要军事基地。为了防御可能来自各方的敌人，周王室在西周各地的军事要点上均设置了带军事备战功能的“乡”。在各“乡”内，都里采取周人传统“亦耕亦战”的藉田制度。名义上，这些“乡”内的田地都被冠上“帝藉”的名头，即“祭祀上帝之田”，以统战“先神而后礼”的商人。“帝藉”之田，按清华简《系年》的说法，有一个统一名号，就是“千亩”。每当战事爆发需征兵时，每一“乡”都各出一“师”，形成西周青铜器铭文中的“西六师”和“东八师”或“成周八师”。因此，“千亩”不但是养活周王畿治下百姓的经济制度，又是西周王畿内“寓兵于民”的基本军事制度。

　　从《系年》记载就可知道，所谓“千亩”，其实应该是周王室“帝藉”之田的统称，特指周王室直接管理下的“国营农场”，包含西周的“乡”和“遂”。而周王室的“乡”，也就是周王室直辖的军事功能区，是呈点状散布于周王畿的各个军事要地。“千亩”既然是周王室“国营”农场的统称，那当然就不是特指某个具体地方。从这个角度来说，说周王室的“千亩”是特指某一个地点，根本上就是种错误的提法。这就类似于“白马非马”的诡辩：白马当然不能代表所有的马，因为还有黄马、黑马、红马、花马等等其它颜色的马。因此，用白马来指代所有马，这肯定是一种错误。但是，反过来说又怎么样呢？“马”虽然不是“白马”，但“白马”也是“马”的说法，却肯定是正确的。

　　西周的各支军队是以“师”为单位，点状散布于周王畿各处的军事要点上，并非聚居于一处。隶属“西六师”的各师中，大多分布于周人故地“豳”的西北方向。这样的分布态势，是因为周人在西北地区同猃狁等游牧部落长期关系紧张，冲突较多。青铜器铭文中已发现的“西六师”中，“京师”位于陕西旬邑一带，“周师”即位于宗周附近的地区。（《西周金文中的“师”和西周的军事功能区》于凯著）考虑到晋、陕交界处戎狄混杂，维稳形势严峻，不排除在山西西北周王室也建立了数个“乡”，来维护当地治安。只不过，史料并没把周王室每一处“师”驻地的名称给保留下来，所以很多“乡”现代人都已无从知晓了。虽然史料没能保留下每个“师”的名字，但这些“师”所驻守的“乡”都属于周王室的“千亩”。

　　“千亩”非指一处，其实早就有学者意识到这点。杨伯峻先生在《春秋左传注》中就曾提到：“千亩之地有二……一为周地……一为晋地”。但是，过去由于史料限制，学者们大多还未意识到“千亩”之地其实远远不止两处。

　　综合以上，“千亩”的地望，最大的可能，就是前文所提到的各个地点都不为错，都曾经是周王室的“千亩”所在地。

　　在周宣王上台后，“国营农场”虽已全面私有化，但“千亩”这一称号，却沿袭传统，得以保留了下来。经济上，虽然解散“国营农场”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在军事上，这些“乡”的地理位置仍然是举足轻重，不能轻易放弃。

　　既然“千亩”分布在如此广泛的地域，在周王都附近有“千亩”，在晋国附近也有“千亩”，在其它各处“维稳”形势恶劣的地方都会有“千亩”，那么“千亩之战”是发生在山西境内的晋国附近或是陕西境内的镐京附近就都有可能。鉴于史书所提及的两次“千亩之战”时间差距太长，而且不像是古人误记，多数学者都倾向于周宣王的“千亩之战”与晋穆侯的“千亩之战”是两次不同的战争。

　　既然“千亩”非特指某一地点，那么就可以断言，太史公所记下的两次“千亩之战”爆发地点也绝不可能相同。

　　晋穆侯苦心经营的地域，都在今山西西南部翼城以南、绛县以西、运城以北这一大致范围内。所以，晋穆侯十年的“千亩之战”，大约是发生在今天陕西省闻喜县一带。（《周代“千亩”地望考》许兆昌 刘涛著）

　　而周宣王三十九年的“千亩之战”，孔晁说过：“宣王不耕籍田，天怒民困，为戎所伐，战于近郊”（《诗经·祈父》疏），可见这次“千亩之战”的发生地，应该就是位于周王都镐京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