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发勤 赵天惠（分别系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国际农产品贸易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近年来，美国精心炮制的中国“经济胁迫”论甚嚣尘上。不仅如此，美国还拉拢盟友和伙伴以此为由围堵打压中国。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日前在参加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时呼吁采取“协调行动”，反对所谓的中国“经济胁迫”。5月，七国集团（G7）峰会在日本广岛举行，七国集团发表联合声明炒作涉华议题，妄谈台海局势，并以所谓“经济胁迫”影射中国。然而事实上，自二战后美国成为主导世界经济和军事的霸权国，其霸权主义行径除采取军事行动或进行公开武力威慑外，也越来越多地采用多种经济胁迫的形式。特别是进入21世纪，美国陷入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其对战争的疲态推动了新一轮外交政策变革，经济胁迫由此成为其首要对外政策。

　　美国在全球经济和金融领域拥有不对称的结构性权力，全球化促进了经济网络中心枢纽的力量，而美国恰恰处于大多数中心枢纽的位置。例如，参与世界经济需要访问美元清算系统或者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SWIFT）金融网络，而这些网络节点的控制权牢牢掌握在美国手中，美国可以凭借这种优势将一个企业甚至一个国家从这些全球网络中剔除，从而产生深远的经济后果。

　　具体来看，首先，美国金融机构在全球金融体系中居于主导，美元在跨境金融交易中具有突出的霸权地位。其次，美国市场规模吸引力大，美国经济规模使得限制进入美国市场的威胁成为美国有效的威慑工具；同时，在全球供应链中美国对关键技术具有控制能力，绝大部分非美国公司需要依靠获得美国的技术和知识许可来开发和制造自己的产品，美国具有限制非美国公司获取高科技产品的结构性力量；而且，美国跨国公司投资遍布全球，为美国政府“指导”美国企业境外运营带来优势。

　　美国为实现一己私利，依靠其在全球的结构性权力，滥用国家力量，在全球范围内实施经济胁迫、操纵全球事务、打压他国发展，已日渐成为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最大威胁。例如，在美元跨境金融交易和美国跨国大粮商的控制下，形成了粮食金融化问题，给全球粮食安全带来巨大风险。2008年，由于美国的超级量化宽松政策冲击粮食市场，全球粮食价格飞涨，玉米价格上涨70%左右，一度严重影响了世界粮食安全。最近美元的密集加息措施也使得各国汇率大幅度贬值，增加了进口粮食的成本，使得众多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出现了危机，特别是非洲国家。

　　总体来看，美国经济胁迫的具体表现为金融制裁、单边贸易制裁、二级制裁、国会制定制裁性立法以及非制裁法律工具等。2000年至2021年，美国政府对外制裁猛增933%，已对全球近40个国家实施制裁，直接影响了全球近一半人口，不仅严重影响了全球经济的发展，也造成了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分析估计，在伊朗新冠疫情最严重时期，美国的制裁可能导致了多达1.3万伊朗人死亡。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远超西方预期。当前，中国对美国而言是一个既拥有巨大市场且技术能力又在不断增长的竞争对手，美国迫切地想要遏制中国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同时，美国国内经济和社会问题越发突出，美国政客企图通过鼓吹“中国威胁”缓解国内压力。因此，美国依赖对中国的部分结构性优势，持续对华采取经济胁迫的手段，主要体现在贸易、金融和科技方面。

　　美国利用国内立法对华进行贸易领域的经济胁迫。自特朗普政府时期以来，美国开始频繁对中国全方位地运用贸易领域的经济胁迫政策，如美国利用“301条款”对中国出口产品频繁加征关税，在中美贸易摩擦期间，美国对约三分之二中国出口至美国的商品征收关税。美国一系列更为复杂的非关税经济胁迫政策也在不断增加，强迫其他国家接受美国的贸易准则，以达到美国的目的。

　　在金融领域，美国对华采取多种金融制裁措施，给中美两国均带来较大的金融危害和风险。其一是针对中国实体和个人的金融制裁。2020年以前，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主要对涉及与伊朗和朝鲜贸易的中国公司实施金融制裁。2020年，OFAC进一步扩大了制裁范围，包括点名对与涉港、涉疆等问题关联的中国官员实施金融制裁。其二是利用美国金融体系透明度要求摘牌中国在美上市公司。2021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推出中国公司摘牌的临时规定。2022年，证券交易委员会又根据《外国公司问责法》将一系列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列入“预摘牌名单”，给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

　　美国在科技领域持续强化非制裁法律工具，对华实施技术封锁。一是实行对华出口管制。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进一步升级了对华出口管制政策，不断扩大现有监管法规，出台了三份“名单”，限制对名单内的中国企业出口。二是加大限制中国对美投资。美国国会于2018年扩大了美国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CFIUS）的审查权限，能够限制外国投资者参与“关键技术的使用、开发、收购或发布”。2019年，CFIUS迫使中国公司从之前收购的至少两家美国公司撤资。拜登政府甚至加大对CFIUS的授权。2021年6月，CFIUS以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风险”为由，下令暂停中国私募股权基金智路资本对韩国芯片制造商美格纳的收购计划。三是限制中国电信设备和业务。2019年，特朗普签署了《保障信息与通信技术及服务供应链安全》为禁止华为和中兴的服务作准备。2021年，拜登签署《2021年安全设备法》限制中国公司获得美国政府颁发的新的设备采购许可证，最终以“通信网络免受外国国家安全威胁”为由禁止中国电信运营商在美业务。四是通过一揽子对华法案。2021年美国国会通过《2021年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促进建立中国绝对无法超越的竞争优势”是其核心思想，以半导体、5G等数字技术为中心的对华科技遏制和竞争是该法案的重心，意图从技术研发体系和国际联盟等方面实现“数字去中国化”，将中国排除出战略性产业链。

　　美国对华经济胁迫政策已经深刻地影响了中美经济关系。中国是世界上一些大银行和重要跨国公司总部所在地，也是美国公司的重要供应国和销售市场，对中国采取经济胁迫措施对美国而言具有巨大的附带经济成本。美国在面临国家治理失效和经济复苏的考验时，还要“自食恶果”，承受其对华经济胁迫政策造成的负面影响。对我国而言，需要进一步运用法治手段开展对美斗争，提升自身的金融能力和技术研发能力，减少对美国金融和科技领域的依赖，从根本上抵御美国对华经济胁迫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