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辉）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持续开展，国家肯定了工程所取得初步和阶段性的成果，同时，也指出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还存在许多历史之谜等待破解，还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通过实证和研究达成共识。创立“古史辨派”的代表人物顾颉刚，曾经提出“东周以上无信史”的观点。那么，这一观点正确吗？西周时期有哪些重要历史观念需要修改或重新认识？有哪些重大问题需要通过实证和研究达成共识？

　　在西周时期的历史研究和考古研究中，当代中国学者们普遍认为西周王朝的统治为“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的王朝管理模式，简称为“封邦建国”。“封邦建国”是西周王朝的一种社会制度，由共主或中央王朝给王室成员、王族和功臣分封领地，属于政治制度范畴。武王灭纣后，论功行赏，大封功臣昆弟，作为周王室的屏藩。《荀子·儒效》说：“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要说西周王朝以“封邦建国”为立国根本，建立了一套全新的王朝统治管理模式，是没有问题的。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简练精深的中国语言，致使中国学者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或者一知半解，只看到“分封”诸侯的历史而忽视“和谐万邦”的邦国历史的重要性，导致对西周王朝历史研究无法深入下去，造成难以完整地还原西周王朝历史的本来面貌，无法全景式地呈现西周历史的全貌。

　　西周王朝“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的制度建立，实际包含了两部分独立的政策制度。其一，为人所共知的“封建亲戚”，周天子分封子弟、功臣等土地人口，广泛建立诸侯国，来管理统治西周王朝广大的疆域，护卫保护西周王朝的安全；其二，是周公东征后所采取的“和谐万邦”国策，对西周王朝东南地区众多臣服的外邦，采取团结、自治方式，使用“以蕃屏周”政策来巩固稳定广大的中国东南地区。历史研究成果表明，西周时期广大的东南地区无一西周分封的诸侯国，有着诸侯不过淮的历史现象。

　　西周建国之初，采用“封建亲戚”分封诸侯国，占据广大的中原地区，取代殷商王朝灭亡后留下的政治统治空白，既加强了西周王朝的统治，又奖励了为西周王朝建立立下汗马功劳的皇亲国戚、功臣。因此，“封建亲戚”分封诸侯是西周王朝建立的基础。但是，对于广大富裕的东南地区，因其在殷商王朝时期就是独立于商王朝统治的氏族部落力量，甚至在周武王伐纣灭商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着“纣伐东夷而陨其身”的历史结论。因此，在周部落建立西周之初，西周军事力量还不是很强大的情况下，西周王朝不可能也无力量抢占东夷南夷氏族部落的地盘，对东南地区采用“封建亲戚”分封诸侯的方式，实现对东南地区的有效统治管理。

　　由此，在周公东征胜利后，为了将广大的东南地区纳入西周王朝的统治疆域，周公采取了另一重要国策：“和谐万邦”“合和万邦”“和协万邦”政策，实现“以蕃屏周”，用团结藩邦、藩国作为屏障来护佑周朝。在“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后，西周王朝实现了“兴正礼乐，度制於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的天下太平局面。

　　因此，西周王朝的“封邦建国”包含两个国策：一个是分封诸侯，一个是合和万邦，建立了西周王朝，取代了商王朝对全国的统治管理。《礼记·乐记》中孔子对西周初年的这一历史过程进行了详细记述：“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夹振之而驷伐，盛威于中国也。”

　　为了稳定、团结广大的东南万邦氏族部落，在周武王伐纣灭商后的“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决策下，由周公、周成王完成了在诸侯国集团与东南万邦地区之间建立西周的东都成周城。成周位于诸侯国与东南万邦氏族之间，成为“最早的中国”，统治四方的诸侯与邦国。这就是《诗经·民劳》中所描述的“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中国，国无有残”的四方湖古城。实现了“故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馀年不用”的王朝诸侯国与东南邦国之间的和平局面。

　　因为西周王朝统治东方地区的东都成周四方湖古城，位于西周皇亲国戚诸侯国集团与臣服的东南邦国集团之间，在经过“成康之治”的盛世时期，当西周统治集团与东南邦国集团产生矛盾后，成周城也就成为西周王朝控制东南邦国的军事中心。于是，西周的大量青铜器出现了“在成周”进行征战和征伐“淮夷”“东夷”“南夷”“南淮夷”的历史记录。

　　对于西周东南地区的邦国势力，中国古代文献与出土的青铜器铭文都有记录。《后汉书•东夷列传》载：偃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韩非子•五蠹》载：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徐偃王志》载：穆王六年春，君朝于京师。是时徐戎方偪，天子分东方诸侯，使君主之。诸侯贽玉帛死生之物于我者，三十有六国；厉王时的钟铭：“濮子乃遣间来逆昭王，南夷、东夷具见廿又六邦”。从以上记录可见，东南地区的邦国势力集团是相当庞大的，他们与西周王朝之间呈现一种时和时叛的局面，左右着西周王朝的兴衰。

　　当西周王朝的东南邦国与西周王朝中央政权和平相处时，就是西周王朝的盛世时期，如“成康之之”“宣王中兴”；当东南邦国与西周王朝对峙时，也就是西周王朝的衰败时期。西周时期关于“在成周”征伐“淮夷”“东夷”“南夷”“南淮夷”的出土青铜器，无不显示在西周的乱世阶段。西周厉王时青铜器【禹鼎】记载：嗚呼哀哉！用天降大喪于下國，亦唯噩鄂侯馭方，率南淮夷、東夷廣伐南國、東國，至于歷内。王廼命西六師、殷八師，曰：“撲伐噩鄂侯馭方，勿遺壽幼。”，真实地反映了西周王朝调集全部军队“西六师”“殷八师”，对东南邦国的军事行动，以维护西周王朝南国、东国地区的利益。

　　以成周四方湖古城为中心，东南地区为臣服西周的东南邦国，属于西周王朝的外族邦国；成周之西北广大地区为西周王族的诸侯国地区，属于西周王朝的“内国”。但淮夷反叛西周王朝时，首先进攻的就是成周之西北地区，也就是属于西周王朝的“内国”诸侯国。西周青铜器【录尊】记录下这一历史“王令冬戈日:戲淮夷敢伐内国，汝其以成周师氏戍于古师”。显示了西周王朝的诸侯国与邦国之间的差异与亲疏，这也是西周东南夷的邦国与西周王朝经常产生军事冲突的基本原因。

　　西周王朝分封诸侯国的国君，称为“诸侯”；东南臣服于西周统治的邦国首脑，称为“邦君”。“邦君”与“诸侯”每年到成周朝拜周王，交付贡赋，是诸侯国与邦国听命于天子的义务。“濮子乃遣间来逆昭王，南夷、东夷具见廿又六邦”，经过周王的征伐，东南夷的二十六个邦国，重新又恢复了对周王的臣服朝拜。

　　对于臣服的南方邦国邦君，周王也是显示了怀柔政策。青铜器文盨铭：“唯王廿又三年八月，王命士曶父殷南邦君诸侯，乃锡马，王命文曰：率道于小南。唯五月初吉，还至于成周，作旅盨，用对王休。”。当周幽王被杀，西周灭亡后，因为周平王与周携王的两王并立，虽然东都成周还在，但西周王朝的两大支柱“诸侯”与“邦君”从此不再朝拜于周王。《诗经•雨无正》“周宗既灭，靡所止戾”“邦君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为恶”。《系年》：“周亡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西周王朝的两大势力集团“诸侯国”与“邦国”，在失去了中央王朝的制约后，开始进入了春秋争霸与相互兼并时期。

　　综上所述，西周王朝是建立在“封建亲戚”分封诸侯以接替商王朝退出历史所留下的统治空间，“合和万邦”团结安抚东南地区的臣服邦国，维持东南自治，以拓展西周王朝的统治疆域，实现了“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封邦建国”的战略目标，使得中华文明历史得以进一步发展，最终让中华文明在两周时期得以成熟成型，成为中华文明取之不尽的精神、文化与思想源泉。（作者：赵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