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百日新政”自2025年1月20日正式启动以来，延续了第一任期的保护主义路线。美国政府正通过新一轮关税战向中国施压，旨在促进美国制造业回流与增加财政收入。目前，美国的关税政策已致中国输美产品最高面临245%的巨额关税。

　　长期以来，美国对外贸易持续逆差，且逆差额呈不断扩大的态势，这是由国际分工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发布的数据，中美贸易战爆发后，中美贸易逆差由2017年的3752亿美元小幅降至2024年的3611亿美元，占美国贸易逆差总额的比重由47%下降至39%。但与此同时，美国对其他贸易伙伴的逆差在逐步上升，主要是对墨西哥、越南等新兴市场经济体。

　　近期特朗普政府的所谓“对等关税”政策，令当前国际贸易体系面临单边主义关税壁垒与技术性贸易限制叠加的复杂局面。美国推行的所谓“对等关税”已构成国际分工秩序混乱的关键变量。这种以关税杠杆重构国际贸易权力结构的做法，正在引发单边关税与WTO最惠国待遇原则形成根本性冲突，且极易招致贸易伙伴的强烈抵制和坚决反制。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政策不仅会导致全球国际分工体系瓦解、供需网络断链、价值创造机制损毁，更将促使全球国际贸易格局发生重大变动。最终将令世界经济面临长期增长乏力、发展动能不足等系统性风险。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构建与演进，本质上是市场经济作用下生产要素跨国高效流通的必然结果。中美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基于各自生产要素的禀赋差异化优势，在产业组织、技术配置和营销网络等诸多领域形成了深度互补的国际分工格局。这种由市场自发选择形成的国际分工协作体系，已成为中美两国资源配置效率最高、抗市场风险最强的双边贸易系统，是符合亚当·斯密绝对优势理论的最优解。从技术共享到市场应用，以往中美双方企业的技术合作与产能协作，充分验证了国际分工体系的内生稳定性，这种基于比较优势构建的全球价值链体系，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美经贸联系，正是当今世界经济得以持续增长的基本动力。

　　中美贸易在推动美国产业结构优化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并为美国消费者降低了生活成本。美国通过从中国进口质优价廉的消费品、中间产品和资本货物等，不仅完善了美国制造业的供应链体系，还通过增加市场供给有效平抑了通货膨胀水平，并直接提升了美国中低收入家庭的实际消费能力。中国作为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全部41个工业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的国家，形成了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美国企业通过全球产业链布局，将生产制造环节转移至中国，从而释放出更多资本、技术和管理资源投向美国更具比较优势的研发、设计、创新等领域。中美互补性经贸往来使美国得以将生产要素科学精准配置，这种国际分工格局不仅驱动美国向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转型，更降低了美国资源能源消耗与环境治理成本，为其产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型升级开拓了发展空间。

　　实践和历史表明，以WTO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是符合全球贸易伙伴最根本利益的基石，任何奉行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者都是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健康发展的麻烦制造者、国际分工秩序稳定的挑战者、全球贸易规则的破坏者。当前，全球经济正处于增长乏力的关键时期，中美作为世界上重要的两个经济大国，应当充分利用对方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为己所用，而非竖壁垒、搞歧视、造孤立，需要以伙伴思维替代零和博弈，将对方当作可以信赖的贸易伙伴而非对手，积极为全球经济治理注入稳定性要素，共同呵护健康的全球经贸秩序，担当起大国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