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创新研究院院长刘坚做过一张“教育发展生态图”，试着从数学的角度讨论教育问题。他发现，在知识、技能、认真、勤奋、刻苦、踏实、谨慎等基本特征方面，中国学生没有什么问题；但在实践能力、创造性、好奇心、兴趣爱好等方面，却有一定结构性的缺失。

　　在前不久举行的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第九届年会上，刘坚分享了这一观点。他表示，一些学生缺乏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的问题值得关注。这个问题背后指向教育领域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高分低能”；而解决这个问题的“药方”，也指向另一个关键词：“教育的情感转向”。

　　在国际教育领域，社会与情感能力是一个热点，不少教育专家认为，该能力是21世纪的关键技能，教育学正在经历由“认知”向“情感”的转向；在国内，随着“双减”政策的实施，越来越多的人也认识到，单纯的知识学习是远远不够的，提升学生的社会与情感能力，形成健康的身体、健全的心智和积极情感，有利于学生的教育福祉和心理健康。

　　如何促进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发展的家校共育、整校推进？如何通过系统设计，在“五育”发展的过程中使社会与情感能力得到培育与提升？这些问题引发三十人论坛上专家学者的深入探讨。

　　当前，一些学生在情感上出现了危机问题。“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教育对情感重视不够？”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项贤明认为恰恰不是。

　　在他看来，真正的原因主要还是应试教育对学生情感的扭曲，导致人的情感发展出现很多危机。

　　项贤明谈到，通过科学控制的教育，很有可能培养出像演员表演一样的情感——这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情感。情感转向不能是脱离生活的情感，教育不能去训练孩子的虚情假意。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袁振国谈到，社会与情感能力是一个学名，通俗地讲，就是情商——在特定的环境下，对特定环境的认知，实现自己需要的调控能力。

　　袁振国表示，工作以后，人的智商、知识、能力或许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更重要的是人和人相处的能力。情商的重要性在生活和工作中，可能比智商、知识更重要。

　　“通常来说，人的智商平均水平是100到110之间，高的可达120，低的会到80，即使有障碍的人，也有八九十。但是人的社会情感能力却可能出现负数，比如人处于一种消极的状态下，在暴躁的社会情感下，可能会对社会做出一些不负责任的行为。”袁振国说，随着社会活动的变化越来越多样，不确定性越来越高，社会情感的能力也显得越来越重要。

　　为什么存在“高分低能”？袁振国称，发展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和方面，就是要从“认知能力”转向“情感能力”的拓展。当前更多强调“认知”这部分，而对于“情感”部分的认知才刚刚开始。

　　经合组织（OECD）教育与技能司创新和测量发展部主任蒂亚·卢科拉介绍了对于社会与情感能力的研究：社会与情感能力和学生的学业成功、福祉密切相关。好的师生关系也与更高的社会与情感能力密不可分。

　　她还分享了一项调查结果，有创造力和好奇心的学生，在其他的社会与情感能力上也更强。

　　香港大学原副校长、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程介明认为，学习是人的天性，教育却不是，教育是人类为人类设计的学习系统。他谈到，现在世界变了，社会变了，经济生产变了，生产的形态变了。以前是一条直路，拿到教育学历，就前途无限。现在像攀岩一样，每一步都需要思考。

　　“这对个人的要求也不一样，就需要我们学会共处，也要学会自处。”程介明说。

　　新教育研究院院长、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原校长、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李镇西表示，长期以来，一些学校教育过于注重书本知识传授，忽视社会与情感能力培养，造成一些学生的社会与情感能力不足，导致了一些消极的社会现象。

　　“不过，‘双减’实施以来，我国教育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此背景下，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提升学生的社会与情感能力，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李镇西说。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主任黄忠敬介绍，从国际视角来看，社会与情感能力的转向经历了三次。第一次转向是从认知到情感的转向，也就是从智商到情商的转向；第二次转向是从心理到教育的转向，从心理学领域转到了教育学领域；第三次转向是从国家到国际的转向。从国际层面来看，尤其是发达国家，把社会与情感能力作为一个政策的优先发展领域。

　　“社会与情感能力的崛起，意味着教育领域一场具有颠覆性的变革正在到来。”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21世纪教育研究院名誉理事长、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杨东平说，“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是指“可以接受的”标准，主要体现在办学条件上，今天需要发展人的社会与情感能力，教育需要增进幸福感的作用。

　　李镇西也认为，在社会各界日益重视培养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的同时，提高教师的社会与情感能力刻不容缓，且应被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事实上，教师对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强大的作用。不少实证研究显示，自身的社会与情感能力较高的教师，往往具有健康的精神状态和更为有效的教学，更有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在李镇西看来，学校是学生学习的主要场所，也是培养社会与情感能力的主要场所之一。学校如何实践社会与情感学习，怎样为孩子创建一个安全、快乐、包容并具有参与性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如何培养孩子积极地认识自我，建立与自己、他人的关系，如何通过构建心理安全促进学生心理健康成长，都是需要进一步回答的。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文东茅认为，教育学正在经历从认知到情感的转向的，提升师生幸福感既是实现这种转向的途径，也是这一转向的最终目的。

　　“幸福不仅来自需求满足的愉悦感，更源自真爱、奉献、尽责、成长等带来的价值感、意义感。促进师生不断向上向善、共同成长是幸福教育的真谛。”文东茅说。

　　社会与情感能力如何测量？袁振国表示，现在对认知能力的测量有成套的试卷，而且使用得非常成熟。情感能力如何测量、用什么样的手段和方法进行统计和分析，这些研究和实践才刚刚开始。

　　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王旭明认为，社会与情感能力是在关系中构建和发展的，好的关系胜过许多教育。但当今教育面对“三独”：独生子女、身为独生子女的教师和同样是独生子女的父母。很多家长最关注的是孩子的学习情况，一些孩子的情感问题却在冷漠、疏远、缺乏交流的环境中被掩盖。

　　如何帮助家长提升对“社会与情感学习”的认识，家长在与子女共情上具体要怎么做，怎样营造重视家庭培养社会与情感能力的社会氛围，在不少专家看来至关重要。

　　刘坚曾经做过一个有关我国教育创新环境评估的研究。结果显示，2022年我国教育创新环境指数总体与2021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其中政策环境改善相对明显，社会环境有所下降。值得注意的是，家庭氛围、成果交流是推进教育创新的关键短板，教育创新的社区支持与共同体建设维度下降幅度最大，围绕教育创新的评估问责政策有待加强。

　　“当学校教育已经占去学生的主要学习时间，那么学生们势必要牺牲家庭生活、社区生活，甚至牺牲睡眠时间，去为100分而努力，为第一名而努力。这时候我们去谈社会实践、社会生活和家庭教育，似乎意义不大了。”刘坚说。

　　王旭明认为，教育的情感转向应该是在技术突破前提下的坚守，坚守基础上的转向。

　　他表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必须科学理性地认识目前教育信息技术面临的情感困境。教育情感转向的条件与时机，一定是人工智能技术或元宇宙的理念成熟，能够从技术上为教育情感性带来保障，为个性化学习提供技术支撑。只有到那个时候，教育的情感性才有可能存在转向或根本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