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成立于2017年1月，同时承担着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委托的“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秘书处”相关职能。我们以推动全国高校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为己任，汇聚全国各方力量，促进学术交流合作，为国别和区域研究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资政服务和国际交流提供平台。本院编辑的《国别和区域研究简报》每月为读者提供国际新闻动态和观点，并特邀海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就当前热点问题撰写时评。

　　德米特里·特列宁（Dmitry Trenin）：俄需制定策略应对拜登新遏制

　　莫斯科预计，乔·拜登的胜利将导致美国与其欧洲盟友大幅协调对俄政策。对俄政治过渡及其权力体系的转变来说，拜登的任期可能是决定性的几年。

　　在拜登的对外政策中，俄罗斯将依旧遭到美国制裁，必要时还可能受到新制裁。拜登视俄为威胁而非竞争对手。拜登认为，俄罗斯正在经历巨大的衰退：缺乏竞争力的原料经济、人口负增长和二流军队。

　　拜登执掌的白宫将从地缘政治方面遏制俄罗斯。美国和欧盟在诸多问题上的立场仍将不同，但在拜登执政下双方的对俄立场将显著靠近。柏林不久前收紧对俄政策（巴黎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已然是在这个方向上迈出的一步。

　　俄罗斯对与欧盟关系的前景持十分怀疑的态度，至少从短期来看是这样。此外，俄罗斯与日本的和平条约谈判进程陷入僵局，莫斯科的战略伙伴印度因与中国的竞争而与美国靠拢，海湾国家依旧严重依赖美国的军事支持，种种因素令俄有可能陷入自与西方对抗以来最不利的地缘政治境况之中。

　　在遭遇这样的内外困境之际，俄精英按照自身集团的利益划分为两个阵营。第一个阵营包括有威望的政治现代化支持者、制度自由主义者和具有全球利益的大型企业。他们认为，俄已在西方面前捍卫了自身主权。在进行军备更新后，俄军可以保证安全，继续当前的对抗不但不能为国家带来任何好处，而且将造成经济损失，导致社会不满情绪和政治动荡。第二个阵营由强力官员领导，但许多民众精英也加入其中。他们反对任何哪怕是光荣的让步。俄应当继续抵抗西方的施压，不时进行反击。

　　目前普京总统立场居中，对两个阵营不偏不倚，他奉行自己的方针，即柔中带刚地展示力量。一方面他表示，“可以想象”俄中军事联盟，两国的军事合作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另一方面，他允许释放美国投资者迈克尔·卡尔韦，后者因受经济犯罪指控而被软禁，他被拘捕遭到商业利益与俄相关的西方商务人士的痛批。

　　俄罗斯的回应可能包括先于敌人行动和自己处理自身弱点。这指的是按照任人唯贤和问责制原则更换执政精英；修改国内政策以使社会更加团结；基于对国家利益问题的广泛共识采取新外交政策方略。生存已然提出了所有最重要的任务，问题仅在于，俄是否能在自身弱点被别人利用前顺利完成这些任务。

　　在当下，伙伴和盟友们开始不再信任美国。因为信任往往与真相息息相关。特朗普总统的撒谎水平在国际上早已闻名遐迩。需要承认的是，所有的美国总统都撒过谎，但从未到如此厚颜无耻的程度，以至于降低了信任的价值。国际民调显示，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美国软实力的吸引力已急剧下降。

　　当选总统乔·拜登能再次重构这种信任吗？短期来看，或许是的。自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以来，许多美国总统经常对国家利益持宽泛和清晰的分野，没有将其与自己的个人利益相混淆。

　　特朗普主义崛起的推动力源自于美国政府和其他机构公信力的下降。半个世纪以来，美国人民对政府信任度的降低一度成为美国政治的一大弊病。也许2020年的总统大选是美国民主文化潜在力量和韧性的最好证明。

　　但包括拜登在内的美国人仍将面临盟友的发难，即美国是否可以被再次信任，不会在2024年或2028年选出另一个特朗普。他们注意到了美国政党政治严重的极化现象——特朗普拒绝接受自己的失败，以及国会共和党领导人拒绝谴责他的行为，甚至拒绝明确承认拜登的胜选。

　　对美国的盟友们来说，幸运的是，虽然拜登的政治技能将受到考验，但美国宪法在外交政策方面比在国内政策方面为总统提供了更大的回旋余地，因此短期内的合作改善将是线年特朗普当选时所不同的是，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70% 的美国人希望推行外向型合作的外交政策，这一比例创下了历史新高。但是，“盟友能否相信美国不会产生另一个特朗普”这个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无法得到完全且肯定的答复。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控制疫情、恢复经济，以及拜登处理美国国家政治极化问题时的政治技巧。

　　埃里克·勒布歇（Eric Le Boucher）：法国应该与欧洲一道捍卫“再全球化”观念

　　企业回迁是当下的潮流。但把工厂迁回我们的山谷、把服务业迁回我们的办公楼始终是小规模变动。企业回迁的出发点或许是好的：必须给法国创造好的工作岗位，而且去那么远的地方搞生产会非常冒险。

　　但在法国国内，生产成本太高，所以回迁不可能变成大规模运动。尤其要注意的是，未来的趋势并不是“去全球化”，不是在自家生产，也不是国际贸易的终结。

　　如果非要有证据去证明这一点，那就看看三周前在越南河内签署的贸易协定。这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贸易协定涵盖全球30%的人口。在中国的守护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将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东盟十国纳入其中。那些坚称唐纳德·特朗普起码在对华政策强硬这一点上做对了的最后的拥护者们，心都凉透了。特朗普选择的关税战未能削弱和孤立中国，中国反而因此立威。民族主义-保护主义政策行不通，鼓吹“去全球化”的特朗普之流只会孤立自己。

　　奉行保护主义的美国总统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这么做的后果是让位于北京。RCEP让中国获得了一次辉煌的历史性胜利，中国凭借自己的分量占据区域核心地位并争取到了西方盟友，无论是日本、韩国这样从1945年开始成为西方盟友的国家，还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样有史以来一直是西方盟友的国家。

　　从中国来看，这份RCEP从逻辑上反映了西方的崩溃。西方自认为全球领先，结果它的尖端科学并没有避免数十万人死于一场大流行，受种族主义侵蚀、被贫富差距撕裂的社会支离破碎，“自由灯塔”的口号如今再也无法掩盖共同利益的销声匿迹。更不用说还有美国政治系统可悲的危机。北京感觉自己的路线更加稳固，可以称自己代表着增长、开放、合作和对抗气候变暖，简而言之就是代表着未来和诚意。

　　选择回迁和保护主义对法国而言是自取灭亡。相反，法国应该与欧洲一道捍卫“再全球化”观念。

　　安德鲁·哈蒙德（Andrew Hammond）：中俄在西方敌意下持续走近

　　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国际关系的一个关键特点是莫斯科和北京加强了联盟。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西方的敌意，但两国之间也存在未得到充分认识的升温。中俄两国总理日前举行会晤是这方面的最新证据。当他们讨论从政治、安全到经济的诸多话题时，两人间明显有着亲近感。在疫情期间，疫苗方面的合作加强了这一点。此外，有迹象显示，中国和俄罗斯将加强它们的军事合作。

　　这凸显出，北京和莫斯科近几个月来正在更加密切地合作，不仅是为了促进共同利益，而且也是为了防备在拜登担任美国总统期间，它们与西方的关系保持冷淡的可能性。例如，在中国方面，虽然拜登的对华政策将与特朗普的不同，但相比奥巴马的对华政策，拜登的对华政策会有一些更强硬的东西。

　　同时，美俄关系也保持半冻结状态。尽管特朗普曾寻求缓和关系，但事实证明，这一努力在实践上不可能成功，而拜登对莫斯科的政策可能要强硬得多。

　　此外，莫斯科与一系列西方重要角色——包括欧洲一些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日益紧张。由于因乌克兰和克里米亚问题对俄罗斯实施的多年制裁，以及对莫斯科所谓“大规模干预西方选举”的担心，西方与俄罗斯的关系已经恶化。

　　作为对这种外交疏远的反应，中俄都在全球其他地区彰显力量。这一时期国际关系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也是双边关系的新暖意。在政治和安全方面，两国会定期举行陆上和海上联合军演。它们还有着广泛的经济对话，俄罗斯有着与中国开展众多合作项目的计划。合作的加强使两国能够在关键的地区和全球问题上采取更有力的共同立场。

　　因此，由于北京和莫斯科同华盛顿以及更广泛的西方国家的关系在拜登担任总统期间很可能依然紧张，这两个大国可能会越来越重视它们的伙伴关系。这一关系是由经济和政治对话的增多所支撑的，同时，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私人纽带也将巩固这种重新焕发活力的关系。随着进入本世纪20年代，两国关系可能会进一步大幅升温。

　　对许多坚持唱反调的人来说，对待中国唯一的出路是冲突。然而，还有另一条出路。2015年，澳大利亚和中国签署了一项高质量的自由贸易协定，该协定围绕两个完美互补的经济体设立：我们擅长中国所需要的，而中国擅长我们所需要的。自中澳自贸协定签订以来，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商业关系大大加强。然而，我们的政治关系却恶化了，这还是委婉的说法。

　　现在是修复政治关系的时候了。我们的商业关系是独一无二的，因此我们的政治关系也必须如此。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理解这一点，但总能找到出路的。对于我们这个国家的发展道路，我们需要认清历史背景，从2020年的视角看待中国，认清诸多积极因素，专注于促进尊重和信任这一永无止境的任务。

　　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都是全球政治和经济的重心。19世纪和20世纪，中国遭受了外国列强的欺凌。然而，仅仅是在过去20年里，中国在许多方面就发生了难以想象的变化。中国已是一个现代经济体，改变了现有的世界秩序。它是全球贸易的主要参与者。它不会退出的。

　　全世界的国家和企业现在都很容易受到这个市场的影响，这完全是由其经济规模造成的。目前，寻求国际市场增长的企业和国家都无法忽视中国市场。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是独一无二的。两国的商业关系一直是非常积极的。自2015年以来，中澳之间的贸易每年持续增长。即使在疫情期间，贸易额也比去年有所增加。我们都需要更加努力地理解和尊重支撑我们两个社会的不同的习俗和根基。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并且适用于我们所有的努力。

　　建设性的、积极的共同努力是无止境的。让我们集中精力寻求积极的解决办法，欢迎合作，并坚持下去。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关系没有陷入僵局，只要有善意和目标，总会找到出路。

　　马塞尔·弗雷茨彻（Marcel Fratzsher）：欧盟必须打破英国退欧僵局

　　本周将最终确定是否可以达成英国脱欧协议。无论做出什么决定，这都将对欧洲产生重大的长期影响，不仅影响贸易条件和共同规则，还影响欧洲联盟在世界上的地位。为了能够立足自己的立场并捍卫其对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欧盟必须与英国保持牢固的关系，并证明它可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全球动力。

　　毕竟，无协议的情况会使欧洲失去与英国建立未来关系的基础。几乎所有人都同意，目标应该是建立一个强大的长期伙伴关系，并给予双方足够的空间追求其利益。无协议退欧将传递给世界其他地区的信息将对欧洲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这表明其他主要大国不必担心在关键政策领域尊重欧洲的意愿。

　　此外，建立牢固的互惠关系对欧盟和英国都同样重要。在欧洲缺乏的地区，英国可以提供很多服务。例如，作为欧洲大陆唯一的全球金融中心，伦敦市可以在维持欧洲作为国际投资的吸引力之地和金融创新的领导者的地位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并在此平台上加强国际地位欧元。

　　当然，未能达成协议也将严重威胁英国，英国的国家诚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1998年的《耶稣受难日协议》以及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之间没有实际边界。但是，正如波兰和匈牙利最近的内部挑战所表明的那样，欧盟也不能视自己的诚信为理所当然。认为对英国采取强硬立场会阻止这些政府扮演破坏者的角色，这真是愚蠢的，更不用说使将来更容易应对急需的欧盟改革了。

　　因此，理性的决定是让每个人在本周达成协议并继续前进。欧盟在这些谈判中处于相对优势。它知道英国退欧在其内部职能方面将不会有太大变化，而且英国正面临一项艰巨的任务，即要重建其机构并在欧盟之外制定新的政策方针。因此，可以为下一个参与阶段打下坚实基础的友好协议至关重要。欧盟委员会以及德国和法国政府最好采取长远的眼光，因为这将向他们表明，目前唯一的合理步骤是打破僵局。

　　作者：欧洲中央银行前高级经理、柏林智囊团DIW的总裁兼柏林洪堡大学宏观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

　　安德烈·科列斯尼科夫（Andrei Kolesnikov）：普京的宪法专制政体

　　今年早些时候，俄罗斯议员和选民批准了对该国宪法的修正案，该修正案将允许普京总统重设任期，并将其任期延长至2036年。这将大大扩大前俄罗斯总统的刑事豁免权，这将保护他免遭起诉。这些变化告诉我们关于俄罗斯建国状况的哪些信息？各国在经历重大的社会和政治变革时会改变其宪法。

　　苏联1936年的宪法巩固了斯大林极权主义的建立，并达到了与斯大林主义建筑相同的目的-成为郁郁葱葱的装饰性面。尽管尼基塔·赫鲁晓夫曾想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宪法中记录自己的统治成果，但这与1977年的《勃列日涅夫宪法》（1973年起草第一版）的故事相同。同样，1993年《叶利钦宪法》记录了十月危机造成的变化。它影响了俄罗斯建国的现实，但是，1993年《宪法》建立了总统共和国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俄罗斯的政治体系不可避免地会朝着专制方向倾斜。一些人坚持认为，从西方借来的政治机构在俄罗斯不起作用。但是在1993年之后，俄罗斯有了真正的议会，总统和政府必须考虑到这一点，以及真正的选举。此外，俄罗斯人民绝对为民主做好了准备，并利用了民主，包括通过行使其根据宪法第二章获得的新的人权和公民权利与自由。

　　通过最近的宪法修正案，普京纪念了他20年执政期间发生的政治和经济变化，同时阐明了自己的未来前景。总统任期的重新设定废除了权力轮换的基本宪法原则，其他宪法修正案也确定了如今成熟的威权国家的意识形态框架。

　　结果，在一部宪法的正式框架内，俄罗斯现在有了两项基本法律。叶利钦的遗物作为装饰，而普京的基本规定在实践中得到应用。

　　如果俄罗斯的国内政治反对派去年夏天选择保护1993年宪法为其口号，那它将按照苏联持不同政见的传统行事，要求遵守波将金宪法。不幸的是，反对派也没有认真对待宪法，因此完全无视普京政权滥用俄罗斯国家法律基础的情况。

　　19世纪的俄罗斯作家米哈伊尔·萨尔蒂科夫-谢德林（Mikhail Saltykov-Shchedrin）构成的著名困境“要么是宪法，要么是辣根鱼（象征着丰富）”仍然困扰着我们。但是民主宪政是经济财富和共同利益的必要条件。如今，在俄罗斯没有它，就意味着没有民主，而且对于大多数俄罗斯人来说，鱼也不多。

　　乌萨马·沙里夫（Osama Al-Sharif）：土耳其正处于十字路口，欧盟、美国考虑实施制裁

　　土耳其最近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欧洲邻国和美国盟国针对被认为具有破坏性，挑衅性和破坏性的政策采取惩罚性措施，以及对莫斯科施加威胁。

　　埃尔多安（Erdogan）担心欧盟的敌对情绪日增。上个月，在淡化制裁对他的国家的影响的同时，他宣称土耳其一直在争取加入欧盟，仍将自己视为欧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不会屈服于攻击和双重标准。德国一直在努力缓解埃尔多安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收效甚微，近几周来这种紧张局势已一发不可收拾。

　　面对国内挑战，这两个男人都试图表现出更大的区域影响力。它们在叙利亚，利比亚，政治伊斯兰，安卡拉与莫斯科的关系及其对北约统一的影响以及现在土耳其和希腊之间的冲突方面存在分歧。在一片加热对答，埃尔多安上周五呼吁法国在投票箱倾倒在2022年他们的领袖，当万安有望谋求连任。

　　但是，埃尔多安的助手已在本周欧盟峰会之前向布鲁塞尔发出了和解信号。领导人将尽力避免与土耳其的正面冲突。如果批准，制裁将由土耳其衡量，并以未来的挑衅为条件。埃尔多安最近建议北大西洋联盟取代土耳其在利比亚的军事存在。毫无疑问，随着特朗普即将离开白宫，埃尔多安知道华盛顿对他的国家和在其他地区问题上的行为将发生巨大变化。下一任总统拜登将寻求重建美国与欧盟的军事和商业联盟。北约将再次成为该联盟的基石。土耳其将不得不选择是要成为北约的组成部分，还是要与俄罗斯和伊朗站在一起。

　　埃尔多安面临的国内挑战，疲弱的经济，惨淡的人权记录以及昂贵的地区冒险活动都会再次困扰他。尽管埃尔多安具有特立独行的作风，但他内心还是一个实用主义者，由于土耳其是欧盟的第五大贸易伙伴，他不太可能牺牲自己与欧洲的关系。此外，美国和欧洲将不接受土耳其对希腊和塞浦路斯主权的进一步侵犯。

　　在未来几周内，我们很可能会看到对埃尔多安的反抗程度降低。随着美国在拜登的领导下转向多边主义，他将重新考虑该国的长期区域优先事项和利益，与邻国的关系以及战略联盟。为了回应土耳其的最新提议，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斯雷尔（Josep Borrell）试图作出回应，上周表示欧盟和土耳其在“建立一个良好的邻里方面有着共同的兴趣”。他补充说，欧盟领导人已决定寻求与土耳其接触，并根据是否会从土耳其方面看到更积极的态度来评估局势。

　　多米尼克·莫伊西（Dominique Moïsi）：疫情是规模最大的历史加速器

　　对2020年，我们可以作出的第一个地缘政治总结是什么？2021年1月世界经济论坛从达沃斯改到新加坡一事颇具标志性，似乎是新冠肺炎对世界新平衡造成冲击的一个完美总结。世界经济论坛史上共有两次改变了举办地。第一次是2002年1月的那场，在“9·11”发生后。

　　世界经济论坛这次改址新加坡是在传递对亚洲有信心的讯息。2020年年末，达沃斯论坛改址只是证实了大流行暴发之初的一个地缘政治假说，即新冠肺炎很可能是一个规模最大的历史加速器。而且如果疫苗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或者简单来说没能在“应该的时间”（也就是2021年秋）恢复“几乎正常的生活”，这场加速可能会快到令人头晕目眩的程度。有人想淡化新冠肺炎的重要性，把它说得像一场小流感，还批判限制自由的措施是防护过度且妨害自由，他们都大错特错了。美国疫情期间的单日死亡人数有时比2001年9月11日和1941年12月的珍珠港都高很多。

　　疫情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包括在地缘政治领域，但它带给我们的诸多教训有些是相互矛盾的。

　　新冠肺炎在表明一切保护主义欲望是多么虚无的同时，反而加剧了民族主义和退守本国的趋势。我们虽然清楚仅凭一己之力无法获救，却还是不由自主地产生这种强烈的欲望。在欧洲，疫情初始出现的民族自私主义抬头让意大利沦为第一个受害者。这份最初的孤独感是否会在意大利人的精神深处留下痕迹并影响他们与欧洲的关系？相反，随着时间推移，疫情迫使欧盟国家（特别是德国）打破受本国文化影响对举债抱有的迟疑态度。这是新冠肺炎的第二个矛盾点。疫情的出现可能会让欧洲在全球的存在感下降，亚洲的存在感上升。但就欧洲本身而言，“欧洲感”有所提升，团结和一体化程度增强了。

　　大流行在增强一体化的同时也加快了与此相对的去一体化进程。在经济层面，虽然各国付出了努力，但贫富差距和更深层次的生活条件差距加剧。贫困激增是对全球稳定最严重的威胁。

　　经济和社会领域差异加剧，体现在学术和政治领域就是思想极化。对新冠大流行的观点分歧强化了已经存在的鸿沟，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家之间。

　　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冠肺炎已经变成对一个世界的隐喻甚至是总结，而关于这个世界，我们对它并不比对这个疾病本身的了解多。

　　尤西·梅克尔伯格（Yossi Mekelberg）：在动荡的一年后，以巴和平的前景仍然黯淡

　　2020年底也代表了特朗普政府的终结，特朗普政府对以巴事务产生了巨大的，主要是负面的影响。拜登的美国总统选举产生了希望，华盛顿的新的领导班子将在改善这些邻国之间关系中发挥更具建设性的作用。以色列与西岸和加沙地带的三角关系以及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内政治的影响。

　　特朗普揭露了中东和平的“愿景”，美国总统宣布了一项不可能的计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站在特朗普一边。这项计划并非得到所有以色列人的全心全意的支持，但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它包括了几乎他们不同意的一切，包括在谈判甚至开始之前就承认对西岸至少一部分的占领，并被迫接受其国家毫无防备并受其更强大邻国的摆布。但是，对于那些以色列政治家而言，无论羞辱的先决条件如何，仅仅提及一个巴勒斯坦国都是不可接受的，因此他们也拒绝了这一计划。

　　在特朗普的计划之前，世界被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所吞没，大流行将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平进程推到了国际议程的底端。美国已成为COVID-19打击最严重的国家，尤其是种族关系方面的深刻分歧也全面发挥了作用。以色列，西岸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和加沙的哈马斯也有必要将注意力转移到遏制大流行上。该病毒没有边界和政治争端，在两国共同经营的狭小空间内，随着以色列和被占领土之间的人口流动，缺乏合作是灾难的根源。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可以预见，但这种缺乏合作是显而易见的，所有社区的案件目前都在飙升，这表明了三个领土上当局的无能，他们无法超越彼此的互不信任，并且既得利益优先于一切确保人民的福祉。

　　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吞并西岸近三分之一的承诺只是一种旨在吸引被占领西岸犹太定居者及其支持者投票的手段。但是，吞并的威胁使巴勒斯坦当局在警告停止与以色列的所有合作，特别是与他们的安全协调方面作出了努力，这是其最有力的手段，因为它试图使内塔尼亚胡摆脱其吞并计划。

　　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之间关系的基本关系保持不变，不太可能很快改变。以色列，法塔赫和哈马斯的所有三个领导人正在遭受越来越少的支持和信任。同时，以色列正在巩固对西岸的占领和对加沙的封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关系的最重要方面是以色列的占领和封锁，这使普通巴勒斯坦人的生活陷入痛苦。加沙的局势继续恶化，使200万巴勒斯坦人沦为自己家中的囚犯，而西岸那些人的人权遭到以色列安全部队或犹太定居者的任意侵犯。只要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定居点在不断扩大，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政治体系仍然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那么和平与公正共处的愿景就仍然像以往一样遥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