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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关注的2021年“两会”正在进行中。今年两会代表、委员们将会带来哪些备受关注的教育热点话题？哪些提案议案最能反映出家长和师生们的关切和心声？快跟着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3月6日下午，习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联组会。
3月5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北京开幕，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教育的内容，在两会代表委员中引起热烈反响。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努力让广大学生健康快乐成长，让每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那么，如何理解人生出彩？让学生的人生能够出彩，学校要做哪些工作？学生应该树立怎样的人生观、价值观才能活出精彩人生？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十二中联合学校总校校长李有毅从三个角度谈了她对人生出彩的看法：第一，要将育人的目标回归到人的本身，教育要开发人的潜能，唤醒个体的正能量，为个体的人生出彩创造机会；第二，需要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第三，要尊重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应推进学校特色化发展路径越走越广。
李有毅表示，在实现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方面，北京十二中一直在进行探索和实践。学校坚持五育并举，构建了真善美交融的课程体系，拓宽育人途径，在课程育人、活动育人、实践育人、管理育人、协同育人上做了一系列工作。
“学生在学校获得的是精神层面和智慧层面的双成长。”李有毅指出，学校要教育学生形成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从个人层面看，要善良，有同情心和同理心；而在更高的层面，要有感恩国家的心，做对社会有用的人。
3月5日，全国政协委员宋治平接受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建议出台生育福利政策,助力解决女性就业难问题。
宋治平表示，当前,女性就业一直是难题。因为企业不愿意承担女性产假、哺乳期造成的劳动力损失，特别是二胎后的女性找工作更难。且多数家庭的家务、子女教育、照顾老人等都由女性承担，女性职工存在经常请假、不能出差等情况，确实给企业带来诸多不便，因此多数企业只雇佣已经生育的女性或根本不招聘女性职工。
“国家想通过鼓励生育二孩来改善人口结构不合理的现状,可以多方考虑出台更多二孩福利政策、解决女性就业难的政策，否则一味的让企业承担压力,结果可能会间接造成不利女性就业的因素增加，女性就业机会减少。”
宋治平为此建议：建议产假延长至3年到6年，以便于孩子在上幼儿园或者小学前能得到好的照顾和教育；减免二孩入园、入学费用等，同时给予一定补贴，减轻二孩家庭因抚养、教育支出造成的经济压力；鼓励企业聘用女性职工，同意产假女工停薪留职并继续发放五险一金，但必须减轻企业负担，政府可通过退回企业总社保比例数额来给企业补贴。
宋治平建议，延长幼儿园、小学放学时间至晚6点，以便于双职工父母下班后接送,以免因无法接送孩子造成女性职工离职，同时也可减少课后托管班的费用支出。
3月8日上午，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举行视频会议。12名委员作大会发言。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陶凯元代表民进中央以《呵护青少年心理健康，助推健康中国建设》为题作大会发言。
陶凯元说，青少年心理健康是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青少年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堪忧，由于心理问题导致的极端事件屡见报端。2020年疫情期间，青少年学生心理问题更为突出。她认为，我国在青少年心理健康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学业负担重，升学压力大，导致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不佳。社会环境中的消极因素，对青少年心理发展带来严重负面影响。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社会性支持严重不足。
陶凯元呼吁，“十四五”时期全社会更加重视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推进落实健康中国行动，采取新的治本措施，为青少年的积极人生、幸福人生奠基。
一要深化教育改革，营造积极健康的学校教育环境。落实教育评价制度改革，鼓励中小学特色化发展，切实关爱每一个学生，做到因材施教，人人有发展的机会。淡化学校教育环境中过度的个体竞争氛围，引导学生在群体合作中实现自身发展，学会自尊自爱和欣赏他人，加强学校体育工作，为学生群体性体育活动创造更好的条件，引导教育学生合群、乐群。
二要营造积极健康的社会环境，净化网络环境。用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方式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青少年的自我认同和价值认同，加强网络内容监管，净化网络空间，对青少年的上网时长和内容进行管控。
三要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支持体系。全面加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加强相关课程建设，按规定配齐有资质的心理健康教师，推动导师制试点。引导家长摒弃功利主义的成才观，弘扬中华家庭教育优良传统。整合社会心理健康服务资源，构建家、校、社协同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积极行为支持体系，建立青少年极端行为预警数据平台，及时发现心理困境青少年并给予专业的援助。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北京市委副主委、希肯琵雅国际文化董事长、仙童戏剧董事长安庭，在今年两会中的提案《鼓励大中小学定期开设学农类实践课程的建议》引起关注，登上微博热搜，阅读量超过2.5亿。
“在我国现代教育史上，各类学校有开设学农类课程的优良传统，目前没能很好地全面延续。”安庭委员表示，互联网条件下的城市生活，学生们更易沉溺于电子产品，患上“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城市病。每年两会安庭都会为避免学生沉溺于电子产品建言献策，今年他提交了鼓励大中小学定期开设学农类实践活动的提案，他表示，在乡村振兴的新时代要求下，要实现传承优秀的农业文明、农业科技成果、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振兴目标，就要从娃娃抓起，传承“吃苦耐劳、团队合作”的精神，让“中华社稷”根植孩子们的心田。
“‘社稷’的本义中，‘社’为土地神，‘稷’为五谷神，意为‘三农’与‘乡村’为国家之根基。回顾历史，中华民族的‘江山社稷’与农业和土地密不可分，耕读传家一直是我们优秀文化中的看家宝。现在的孩子，许多也都是农二代、农三代，可在城市化进程中，他们跟随着祖辈、父辈远离农耕生活，更与现代的农业和农村疏离。”
安庭建议，鼓励大中小学定期开设学农类实践课程，这种课程应该是全方位、多层次的，可以依托各个层级的农业科研院所及其试验田、试验圃、试验棚、实验室，协调组织对接大中小学的学生开展现场观摩、专家讲解等活动，以此为契机让孩子接触到我国农业科学的基础研究，打开“四个面向”的科技之窗。有条件的城镇，可以根据不同的农忙季节组织大中小学生参与劳动实践，体验劳动成果，以“农”为主题，丰富共青团、少先队的组织生活。在常态化防疫的背景下，可以开设网上“学农”课程，或是用游戏的方式寓教于乐，或可通过田园管理的监控设施远程观察、了解农作物的生长过程，或可邀请农业专家进行科普。“学农”类课程还可以进一步拓展视野，与养殖业、观光农业、都市农业进一步对接。新时代的“学农”既需要传承以往“吃苦耐劳、团队合作”的精神，更需要结合乡村振兴的各个领域进行综合设计与拓展。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关注高层次艺术专业人才培养的话题。他建议，建立高层次艺术人才全程培养机制，深化改革人才培养模式。
目前，艺术院校仅设立学术博士学位，主要培养艺术学理论专业的博士。此举虽然推动了我国艺术教育中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拓展与深化，但一批具有优秀创作能力的实践型人才或碍于学位属性，无法获得高层次教育，或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将主要精力用于论文写作，不能精进创作实践，在教学组织上难以精准施策，研究生教育评价上也难以精准衡量。为此，范迪安建议加快设立艺术学“专业博士”学位，培养“创作型”高层次艺术人才。
范迪安呼吁，实施“硕—博”学位连读，并建立高层次艺术人才全程培养机制。创作型人才的培养，需要长期磨砺艺术技能功力，积累创作经验，形成相对成熟的艺术创作方法论。不少作品从构思到完成需要长时间的精练和打磨，作为人才的培养需要“长时段”的教学与实践，为此应拓宽“硕—博”连读口径，完善贯通“硕—博”学位的机制。在人才选拔方面，他建议由“知识水平测试”向“综合研究素质与创造能力考察”转变；在教学中加强创作实践，围绕重大主题、艺术课题、艺术方法论等，着力培养学生的创作性思维和艺术创作能力。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小学校长刘希娅表示，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人工智能、互联网技术等在教育领域的应用逐渐增多。在刘希娅的调研中发现，部分教育App与在线学习平台缺乏教育的专业性和长远性，可能导致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效果下降，而这一块的监管对于我们国家来说，还是一块空白区域。
因此，刘希娅建议，应该加强人工智能、互联网技术在基础教育阶段应用的专业研究，完善相关平台技术运用于基础教育领域时的准入机制、监管机制和退出机制，为孩子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
全国人大代表李甦雁表示，创新教育评价机制，把包括视力状况在内的学生体质健康状况纳入衡量学生综合素质的标准，作为评价地方和学校工作的重要依据，“切莫牺牲孩子的视力来换取高分数和好成绩”。
全国政协委员、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刘三阳表示，小学入学年龄应以年度划线，将学龄时段的划分节点从每年8月31日调为12月31日。
全国政协委员、河北远洋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彦明表示，除了外国政府委派的来华留学生可以降低录取分数外，其他所有自愿来华留学生都必须满足应有的录取学分标准。努力招收高层次、高质量的留学生来华学习，不可滥竽充数。
音乐是最美的艺术形式之一，在美育教育中拥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能够陶冶情操，给予人们很多正面的思考，但近年来，中国交响乐团副团长、首席指挥李心草却发现，有相当一部分青少年儿童“痛恨音乐”。究其原因，李心草认为，这与目前的“考级”制度有关。今年两会，全国政协委员李心草建议：调整音乐类考级方式或取消音乐类考级制度。音乐考级的目的在于促进艺术普及教育以及社会音乐教学的科学化和规范化，但李心草注意到，随着音乐考级的普及，功利色彩也随之变得越来越重。“学琴为考级，考级为拿证”是绝大多数的琴童和家长抱有的学习原则，至于是否真正热爱音乐、是否能在音乐中获得某些思想等等，似乎并不重要。教师们的日常教学也常常存在急功近利、拔苗助长的现象，为求速成和“跳级”，教师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和学生一起打磨考级曲目。还有某些教师受经济利益驱使，为招收更多的学生、标榜自己的水平，直接把考级教程作为教学大纲，教学内容也只局限于几首考级曲目，对其他作品几乎不闻不问。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学生如愿获得了一定等级的证书，他们的读谱、试奏等基本功以及音乐的表现能力都不扎实，绝大部分孩子连乐曲的作曲家、历史背景、音乐表现内容等都一无所知。非正常、超负荷的身心压力会让他们对音乐失去好感，打击信心和自我观感，从而逐渐厌学并且开始厌恶音乐。
长远来看，孩子们日后的音乐学习将寸步难行，甚至影响一生的美学观。这些现象，显然已经违背了音乐学习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循序渐进掌握的原则，也背离了艺术教育的初衷。
李心草建议，有关部门和专家应认真讨论、研究、论证考级的教学大纲制定、曲目制定以及最后的考试方式制定等方面的内容，尤其是加进一些辅助教学内容，主要针对如何提高孩子们对音乐真正的认识、培养对音乐真正的兴趣。而如果不能有效地改变现状，不如取消考级。
“音乐考级是一块大蛋糕，直接关系到很多人和机构的实际利益。”李心草坦言，提出这些想法，他考虑了很久，“相比于我国青少年儿童在美育教育中的身心健康成长，孰利孰弊呢？作为一名艺术工作者，很多现状让我觉得痛心。”
与此同时，李心草建议，降低和调整艺术院校舞台表演专业的教师准入门槛。就某些艺术类表演专业来说，舞台和创作的实际经验更为重要，用文凭作为教师准入门槛的标准，反而把很多具有非常丰富和宝贵舞台经验的人才拦在了艺术高校门外。2019年两会期间，李心草曾就此问题提出观点，后续引发了业界强烈关注和探讨，今年，他继续呼吁各界加以关注。
3月7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厅，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举行第二场“委员通道”，邀请部分全国政协委员通过网络视频方式接受媒体采访。
在回答“教育的真谛”的问题时，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校长唐江澎说：“孩子只有分数，赢不了未来的大考；教育只关注升学率，国家就没有核心竞争力；分数不是教育的全部内容，也不是根本目标。”他举例说，现在的孩子发育很好、长势喜人，但孩子们的身体素质却亟待提升。
唐江澎说，好的教育应培养终身运动者、责任担当者、问题解决者、优雅生活者，让孩子们以健全和优质的人格赢得未来。到2049年，现在参加高考的孩子们正值人生盛年，是家国栋梁，我们注定将生活在学生，和学生的学生创造的未来社会。“今天孩子的全面素质，就是国家未来的整体实力，就是社会的幸福程度。”
“教育要‘培根铸魂、启智润心’。”他用习的重要讲话概括教育的使命和价值，“在我看来，让幼儿园的孩子养成整理东西习惯远比让他们早识字重要，让他们多读书远比做阅读理解题重要。”
她说，35岁是一个人做事业最好的黄金年华，也正处在一个艰难的人生阶段，上有老下有小。很多35岁以上者在二次就业时遇到年龄歧视，不应该有这种歧视，最重要的是看人的能力和认真工作的态度。
此前，据中国妇女报消息，全国政协委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教授孙洁与其他委员联名提交一份提案，建议取消部分地区落户和招聘中对应届生的硬性规定，促进有生育安排的女大学生就业。将应届生身份保留年限从当前的2年延长到5年甚至取消，打破当前“毕业-就业-结婚”的模式。
如果，一个乡村连一所高质量小学都没有，‘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推动乡村人才振兴’也就无从谈起。”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钟茂初向大会提交《关于以“一村建设一所高质量小学”为抓手推动乡村振兴的提案》。
乡村教师的素质水平，是保障乡村小学教育质量的根本。钟茂初建议，乡村教师的工资水平，应大幅高于城市同职级教师工资、可比公务员工资水平（根据艰苦程度，应增加50%—200%），乡村教师的工资应由省级及以上财政承担，县级财政难以承担。应明确设立相应的补贴和其他方面的优惠待遇。建议修订《教师法》相关内容，应有明确的条款予以保障。
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末，我国流动人口规模达2.36亿，18岁以下流动儿童（流动人口子女）近1亿，这意味着我国平均每3个儿童就有1个受到人口迁移流动的影响。而当前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在超大城市尤为凸显，如保障政策未能充分落实；入学面临准入门槛；公立学校针对流动儿童开放学位不足等，流动儿童在超大城市平等受教面临各种困难。
为此，全国政协委员、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在提案中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修改《义务教育法》，切实保障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就近入学；二是将“就读率”的稳步提升作为衡量各地教育部门落实流动儿童入学情况的关键指标；三是保障流动儿童入学待遇同城化，增加公办学校学位供给；四是关注流动儿童特殊需求，鼓励社会组织参与解决流动儿童校外学习问题。
3月6日下午，习来看望医药卫生界和教育界的委员。其间，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史家教育集团校长王欢汇报了有关基础教育的一些思考，也聆听了习的重要讲话。
王欢校长表示，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们要牢记习的嘱托，紧紧围绕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做好教育工作。
一是要确保方向与活力，提升治理能力，把中小学校党组织建成教书育人的坚强堡垒和促进改革发展的红色引擎。
二是要统筹城市与乡村，实现一体化发展。要结合乡村振兴计划，做好系统规划和精准测算，有效解决“乡村弱”与“城镇挤”问题，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形成城市与乡村教育伙伴成长和双向共赢机制。
三是要协同校内与校外，净化育人环境。“学生沉迷网络游戏”“校外培训机构乱象”等问题引发家长和社会广泛关注，必须加以规范和治理。要加强政府统筹，调动各方力量，关心支持教育事业和孩子健康成长。要扩大公益性优质校外教育服务供给，让社区、博物馆、文化资源单位免费向学生开放，不断开发优良课程，成为学生校外活动的重要渠道。
四是要优化结构与效能，实现高位均衡。要继续确保4%的教育投入，为教育优先发展夯实基础。现在，学校的硬件已经有了很大保障，关键是把钱更多地用到人身上，激励教师安心从教，营造全社会尊师重教氛围。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九龙坡谢家湾小学校长刘希娅表示：校外培训班的乱象，已经不单单是一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问题。目前，已然形成了由补习机构、线上教辅平台、媒体等相关群体组成的利益链条。这样的现状，需要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综合治理。主要有以下四个治理关键点：
一是严格准入和督查机制。各地党委政府加大治理力度，对培训机构的办学条件、培训内容、教材教案、教师资质等进行全方位治理，严格准入和督查机制。
二是加强对招生环节的优化和监管。公办学校严格落实免试入学、就近入学原则。
三是加强对媒体的监管和问责。媒体对校外培训机构包括对线上教辅APP的宣传，要有标准审核、质量保证和追责机制。
四是加快落实评价改革方案。通过优化评价导向、评价机制，改变培训机构对教育绑架和裹挟的局面。
一直以来，两会代表委员都十分关心教师职称问题。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小学校长刘希娅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建议下放中小学教师中级职称评审权到学校，优化中小学教师职称指标分配。
她同时建议，在实际评审中，要进一步完善教师职称评审方式，强化现场实践评价，让教师职称评审更具真实性，凸显教师教育教学的专业水平。
另外，刘希娅代表还建议优化中小学教师职称指标分配。职称指标向偏远地区学校和教育教学改革成效丰富、优秀教师数量多的学校倾斜，以促进乡村学校、薄弱学校的发展，同时调动教师积极开展教育教学改革的热情，提升义务教育质量。
“有的县（市）高考奖励额度很大，动辄高达数千万元，这些奖励的发放都是根据当年所谓高考成绩确定的。现在，有的县市的高中布局很不平衡。为了追求高考升学率，优秀师资和生源越来越向个别最优秀的高中集中。这样，在这个县域内，高中布局就形成了‘金字塔’的形态。”这是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志勇在调研中发现的状况。
张志勇指出，中小学教师业绩奖励体系是国家教育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尊重教师劳动，调动教师教育教学积极性、创造性的重要政策工具。因此，他建议改革和调整中小学教师业绩奖励体系。
第一，要保证教师业绩奖励资金来源。各级财政应把中小学教师教学业绩奖励资金全额纳入当年财政预算。
第二，科学确定教师业绩奖励额度。总体上，小学、初中、高中阶段教师的业绩奖励额度应该是一致的，各个学段、学校之间可以根据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有一定系数差异，但绝对不能依据考试升学成绩分配教师业绩奖励额度。
第三，科学确定教师业绩奖励标准。一是要把本校学生身心健康素质特别是体育素质纳入教师业绩奖励考核系数；二是要考虑每所学校学生学业成绩的增值水平，而不是简单地看一次性考试升学成绩；三是要突出教师教学业绩的团队奖励，特别是学科教研组和行政班的团队奖励，而不是仅仅奖励毕业年级的学科任教教师。
第四，科学确定教师业绩奖励方案。各学校教师业绩的奖励方案，要反复论证，科学研制。方案经教职工代表大会审议后方可实施。
全国政协委员、观澜湖集团主席兼行政总裁朱鼎健向大会提出《改革传统体育教学模式，实施选项考试、分级授课的建议》，建议增加小学体育课课时至每周5课时，保证小学生每天都有1小时运动时间，以全面提升学生体质健康水平。
朱鼎健了解到，目前我国多数地区小学1-2年级每周4课时体育课，小学3-6年级和初中每周3课时体育课，高中每周2课时体育课，这些课时仅能基本满足最基础的体育教学，对学生的个性化体育特长培养还难以保障，以至于近些年城市超重和肥胖青少年的比例明显增加，运动时间过少等健康问题引发关注。
朱鼎健建议，应改革传统的体育教育理念，突破传统的授课模式，从顶层设计和机制创新方面出发，让体育成为青少年伴随终身的兴趣而不是负担，让运动成为国民终身受益的生活习惯。
他建议，体育课的授课内容应突破田径传统项目，实现项目多元化，与此同时，建议中小学体育课采用分级授课的模式，根据每个学生不同的体能、体质和特长状况，分为不同的体育级别，跨班级甚至跨年级上课，而无须拘泥于以往固定的按班上课的方式，把统一化的体育课堂转变成有趣多元、因材施教、最大限度激发学生投身体育运动的兴趣课堂。
近年来，小学生“三点半难题”逐渐成为全国性的社会问题。今年，农工党中央提交的提案聚焦小学生托管问题的解决。
农工党中央在《关于实施小学生免费托管的提案》中提出，石家庄市在主城区210所公办小学全面实施了小学生免费托管服务，实现了主城区“公办小学全覆盖、申请学生全纳入”，给其他城市提供了经验借鉴。
农工党中央建议，创新托管模式，充分挖掘社区、高校、社会机构及学生家长等社会资源，形成托管合力，构建以学校为主、社会多方参与的小学生托管服务体系，例如“教师+志愿者”的托管服务模式，选派有资质、有意愿、素质高的社区志愿者、“五老”志愿者、大学生志愿者进校参与托管，在学校统一组织下开展形式多样的托管活动；构建家校联合托管模式，动员有积极性或有特长的学生家长轮流到校协助托管，为教师分担托管压力等。
每年高考录取结束，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刘焱都会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一些学校门口点名道姓、图文并茂地张贴“我校某某同学被某某大学录取”“我校有某某位同学被重点大学录取”的大红横幅或喜报。
不仅如此，在校门口介绍学校情况的宣传栏里，刘焱发现，大多数学校都会把毕业生里出了几位院士、教授、名人等作为学校的金字招牌和办学质量的铁证，很少看到敬业爱岗的普通劳动者出现在宣传栏里。
“这种宣传助长了教育的功利化、短视化倾向，加剧了学生和家长对于升学的压力和焦虑，把学生和家长都驱赶到‘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狭窄人生赛场，已经成为阻碍我国基础教育健康发展的重要问题，必须加以改变。”刘焱说。
刘焱认为，教育评价是教育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学校门口的标语和宣传栏反映学校教育评价的价值导向，直接影响学校的办学行为、教师的教学行为和学生的学习行为，深刻影响家庭的教育选择和社会教育生态。
与此同时，“五唯”压力带来的心理健康问题也不容小觑。刘焱告诉记者，有研究表明，我国中小学生的生活满意度、对学习的积极情感体验（如喜欢、愉快、有信心、成功体验）等指标随年级升高而逐步降低， 对学习的消极情感体验（如不喜欢、痛苦、疲倦、枯燥等指标）呈逐年上升趋势。
“要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改变用单纯的考试升学‘指挥棒’指挥和评价学校教育的倾向，必须落实到每一所学校，从学校门口做起。” 刘焱呼吁。
为此，她建议，明令禁止学校悬挂人为制造攀比、加剧考试竞争和焦虑的标语和横幅，多宣传毕业生中爱岗敬业的普通劳动者，塑造尊重普通劳动者、“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人人皆可成才”的社会教育生态。
针对网课多，上网时间长等问题，全国政协委员，何氏眼科集团董事长何伟建议控制网课和网游时间，并建立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电子档案国家大数据库对学生用眼数据进行跟踪。
“网课太多了。现在孩子眼睛的压力特别大，要改变孩子的用眼习惯，特别是上网的时间，游戏的时间，需要有所控制。”何伟在《关于“数字化”赋能 助力儿童青少年近视精准防控的提案》中提到，但更重要的，近视预防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凝聚政府、校长、教师、学生、家长、医疗卫生机构的力量和智慧持续预防，将近视预防推向深入。
何伟表示，青少年儿童每日光照和户外运动不能少于两个小时。近用眼的时间过长，一切防控方式都无法起到实际作用。提高公共意识对于青少年近视预防将起到关键作用。
为此，他建议，首先，要建立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电子档案国家大数据库。依托云端大数据平台，将每一个孩子的眼健康数据，及时更新到视力健康电子档案中，匹配唯一识别码，终身制数据持续跟踪，实现入园和入学等实时转移，确保数据真实、完整、准确、可追溯、可管理，及时对监测数据进行分析研判。
对于视力异常或可疑眼病的学生，通过大数据分析，指导临床干预，由专业医疗机构精准推送个性化防控措施，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诊治，预防控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
其次，要借助基因检测技术，预防高度近视发生。通过检测人体与生俱来的近视易感基因位点变异，对高度近视发生风险进行评估，从遗传学角度找到基因中影响高度近视的隐患，有针对性地规避生活中导致其发生的危险因素。
最后，要筑牢筑实“四位一体”近视防控体系。由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家长、学校及医疗机构密切配合、联防联动，统筹协调全社会关系，通过大数据和创新科技赋能，筑牢筑实“四位一体”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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