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快速流变的数字智能时代，媒介技术所激发的社会高速变迁，已对经典的新闻传播学理论及媒介理论形成了颠覆性的挑战。在此背景下，融汇各区域、多学科理论，立足中国本土语境，构建中国特色媒介理论愈发具有重要意义。8月25—26日，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举办的“媒介研究：中国与世界”研讨会上，国内媒介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讨论了中国媒介理论的前沿发展、媒介与人类生存及世界的关系，共商数字智能时代媒介理论的中国化发展道路。

　　作为大众传播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50年代末，媒介效果研究随着电视的引进和欧美传播院系的成立，成为传播学界关注的焦点。而将视域从美国主导的传播学传统拓展至更广阔的土地，学者发现，近年来拉丁美洲等其他地区的媒介思想为传播学研究带来了更多元的启发性和替代性视角。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教授朱振明表示，目前中国对外传播依旧受美国主流传播思路影响，关注媒介对个体或群体的直接影响。而拉丁美洲传播效果研究更多聚焦于信息流动的末端效果，认为媒介化是话语生产的条件。效果研究转向的意义在于，考虑对外传播的媒介效果时，除了要关注直接效果，也要关注媒介化、中介化的过程，即信息传播后经过当地受众多元化的意义再生产所形成话语产生的效果。

　　随着媒介更新迭代，20世纪中叶以来，跨媒介的冲动与相关探讨越来越成为一种艺术潮流。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施畅认为，立足数字时代，应以跨媒介的本体论审视媒介，关注数字媒体的重塑与变革。

　　立足当下技术乌托邦与技术恐惧的辩论中回望，人类历史也可以被视作一部“反媒介史”。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胡翼青认为，当下我们正走向“平台世界”，面对强大的“平行行动者”，我们正重返反媒介传统，将其看作“大他者”，既高度依赖媒介，也高度担忧媒介。此种二元的纠结也是未来媒介研究框架生成所基于的社会语境。

　　立足底蕴深厚的中华文化，传播学者们也致力于发展出更具本土性的概念、理论，与西方研究进行对话。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潘祥辉提出，“光宗耀祖”的文化观念可被看作中国人的传播行为与观念，与西方信仰形成差异。在此视角下，本土观念需要并催生本土媒介，本土媒介影响并强化本土观念。因此，应当重视比较研究与本土视角，将媒介研究与观念史、思想史结合起来讨论。

　　汉字作为一种媒介，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紧密关联。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孙藜提出，我们可以通过对汉字的理解，重新把握中国式的媒介存在论，看到在历史的断裂与连续中汉字作为一种生存结构如何参与当下新媒介环境的种种演化与新生。

　　数字城市的混杂空间带来了更多复杂性与个人的即兴创生，也成为学者们进行理论创新的重要起点与经验场域。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潘霁提出，媒介技术系统或公共系统的运作发生于具体文化、经济系统中，与某一具体时空参数范围内的要素紧密相关。媒介地理学研究的兴起以跨学科视野和问题意识，发掘出更多新的媒介切入口。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袁艳将“纺织”作为一种分析方法与框架，反思媒介研究，提出编织的概念，关注“线”的相遇与缠结，而非“点”的聚合。提出地方是编织出来的，而非制造出来的。由此，我们也可以重新反思人类与地方的关系。

　　随着“后人类”一词进入学界与大众的视野，如何反思人与其他物种的边界、物种间的关系，成为广泛讨论的前沿问题之一。中国传媒大学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张磊提出，目前将媒介概念定义为人类使用的信息传播工具已经过于狭隘，广义的媒介应涵盖所有生命体与所处世界之间的“居间之物”。当下可以发展一种跨物种界限的媒介，甚至反思“物种”这一概念。此种媒介超越人类感官、关系与意图，将会重新构建人和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

　　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助理教授章戈浩认为，技术影响着人类对现实生活的认知，“后人类”中存在的各种超现实想象，其实是技术对人体进行改造的结果。精神性的概念极大地拓宽了人类的生活范围，使人类的精神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所以从后人类的角度来理解媒介，人们不仅可以研究机器人、生物技术、纳米技术等技术本身，还可以研究让某种精神性的概念得以存在的媒介技术。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曾国华同样认为，媒介的传统意义相对狭窄，局限于实体化、建制化的存在。如果从人类传播的角度来看，这一概念就会慢慢扩展开来，同时关注人、物、媒介信息在空间中的移动。当我们超越信息，关注基础设施，媒介则可以被看作一个传播的稳定系统，而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近年来，以ChatGPT为主导的机器体系的出现与发展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方式，也促使学者们重新思考媒介伦理研究的主体性问题。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王金礼提出，伦理必然是人的问题，以人为中心。然而如今强大异己力量的出现，促使我们在思考传播伦理时，需要纳入媒介性的相关思考。本体思考的非人性与伦理思考的人性之间的博弈和媒介对我们的构成性，都应成为我们当下思考传播伦理的重要问题。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吴璟薇表示，借助媒介网络理论，人与技术呈现出相互交织而非对立的关系。从17世纪到21世纪，人们往往围绕着“器官”这一关键词探讨人机关系，并形成机械论与有机论的漫长辩论。基于器官学说，人和技术、有机与无机达成了统一，而在此之外，还有一个相关的、外在的关联环境。应将更多元的因素纳入整体人机融合、技术治理的考虑中。

　　关于媒介研究在人类中心主义的传统和后人类主义中的视角下是否存在矛盾这一问题，潘祥辉认为，传播学研究应该去人类中心主义，人和环境的关系应当被重新审视。在胡翼青看来，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中，除了物竞天择或者说自然选择，进化的人工选择也是其论述的重点。今天的机器、人、自然进化，都在进行着选择，关键在于谁掌握了进化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