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在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明代文学家杨慎用五种颜色对此书进行批点。为了展示杨慎的五色圈点，明代吴兴闵、凌两大出版家族合作刊刻了五色套印本《刘子文心雕龙》。这部珍贵的古籍现藏于辽宁省图书馆。杨慎批点《文心雕龙》，倾注了自己的见解，开创了明代系统地研究刘勰文学理论的风气。

　　《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文学理论专著。辽宁省图书馆珍藏国家珍贵古籍《刘子文心雕龙》二卷和附注二卷为明朝刻本。《刘子文心雕龙》由南朝梁文学理论家刘勰著，明代文学家杨慎、曹学佺等批注，而附注二卷由明代学者梅庆生撰。

　　辽宁省图书馆古籍文献中心主任刘冰介绍，“刘子”指的是作者刘勰，这部书中有明代学者曹学佺于万历壬子年(1612年)写的《文心雕龙序》。序言中介绍了刘勰生平和这部书的内容，还提到北宋诗人黄庭坚曾评价：“作文者不可无《雕龙》，作史者不可无《史通》。”黄庭坚将《文心雕龙》与唐朝刘知几的《史通》并称为“不可不观，实有益于后学”的文史类批评名著。

　　关于刘勰的身世，《梁书·刘勰传》载，“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刘勰历任临川王(萧宏)记室、东宫通事舍人、步兵校尉等职，后人称之“刘舍人”。

　　《文心雕龙》共50篇，总体分上、下两编，上编包括5篇总论及20篇文体论，论述写作的根本原则及楚辞、诗歌、乐府、赋、史传、论说、章表等各种不同文体的始末源流与写作规范等;下编则是创作论和批评论，探讨创作过程中的构思、风骨、文采、继承与创新等，涉及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的鉴赏、作家的才能与修养等问题。

　　关于《文心雕龙》的书名，刘勰在《序志》中解释：“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文中提到战国学者邹奭，因为其著述特别雕琢修辞，“饰若雕镂龙文”，故人称“雕龙奭”。

　　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李贵银向记者解释，通俗地说，书名的意思就是用心写出精美的文章。从作者创作的角度讲，文章是“情动而辞发”的结果;从读者鉴赏的角度讲，阅读要“披文以入情”。《文心雕龙》这一题目其实寄寓了刘勰“情”与“辞”并重，不可偏废的主张。

　　《文心雕龙》原著是用精美的骈体文写的，语言精练、对仗工整，引用典故很多。遗憾的是，这部书经过历史上无数文人的传抄，错字不少，以致读起来相当难懂，直到明代正德至万历年间，杨慎、曹学佺等人为《文心雕龙》做校对与评注。

　　杨慎(1488年-1559年)是明代著名文学家，曾被授“翰林修撰”，被誉为“明代三才子(杨慎、解缙、徐渭)之首”。他诗文并工，兼擅词曲，对《文心雕龙》批注见解独到，颇有价值。

　　在《文心雕龙序》中，曹学佺表明了出书的缘由：“《雕龙》苦无善本，漶漫不可读，相传有杨用修批点者，然义隐未标，字讹犹故。予友梅子庾(即梅庆生)从事于斯，音注十五而校正十七，差可读矣……而少补兹刻之，易见事易诵者也。”意思是说，此本在杨用修(杨慎，字用修)批注基础上，经梅庆生音注、曹学佺等人考评、校正而成书，以方便人们阅读。

　　该书序后，还有《杨升庵先生与张禺山书》、闵绳初《刻杨升庵先生批点文心雕龙引》、凌云《凡例》《刘舍人本传》《文心雕龙校雠姓氏》等内容。

　　套印就是先取一块版，把印黑色的字刻好，再取一块大小相同的版，把印红色的字刻上，分成两次印刷完成。因必须使再次加印的版框严密吻合，所以技术上要比一色印刷复杂得多，而五色印刷更加复杂。“这部《刘子文心雕龙》是明代万历年间，吴兴闵、凌两大出版家族中凌云、闵绳初合刻的五色套印本，版本价值极高。”刘冰说。

　　凌云在该书《凡例》中点明，五色套印源自杨慎采用红、绿、青、黄、白五种颜色的批点。为了展示杨慎的五色，让读者一目了然，闵凌两家联手推出五色套印本《刘子文心雕龙》。为了印刷色彩灿烂醒目，五色套印本把杨慎五色批点中的黄色换成了紫色，白色换成了古色(黄色)。因为多色印刷相当烦琐，《刘子文心雕龙》也成为闵凌两家唯一一本联合刻印的五色套印本。

　　其实，在杨慎五色批点之前，并没有人采用五色批点文学选本。明刻书家闵绳初在该书卷首的《刻杨升庵先生批点文心雕龙引》里，提到“若夫握五管，点缀五色文，则吾明升庵先生实始基之”，这句话交代出“五色文”是从升庵先生(杨慎，号升庵)开始，点明用五色批点名著是杨慎首创。

　　细看杨慎在《文心雕龙》里的批注，都十分简略，而且许多篇目只进行了五色批点，并没有附上文字点评。李贵银认为，杨慎批注《文心雕龙》，主张“不必说破”，更多的是文学鉴赏，是用批点提示读者自行领会字句的精神内涵。杨慎对自己发明的五色批点法颇为得意，自认为比起宋朝人点评时的“说破”更为高明。

　　那么，这五种颜色又代表哪些内涵呢?李贵银说，正如凌云所说：“若用修下笔，每色各有意。”红黄批点的地方都是议论精辟的警句，青色批点的是对仗工整句，白色批点为引证注解句，绿色批点则很少。杨慎是明代《文心雕龙》的第一位校勘批注者，开创了明代系统地研究刘勰文学理论的风气，在《文心雕龙》研究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文心雕龙》是我国文学评论开山之作，刘勰对文学本质的看法，集中表现在《文心雕龙》的第一篇《原道》中。《原道》篇第一句话开宗明义：“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刘勰认为文章的作用很大，与天地并生，而文章的来源是自然之道，即从客观存在中得出的自然规律。

　　刘勰举例，如“日月叠壁”为天文，“山川焕绮”为地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则是动物之文。他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外在表现形式，这便是广义的文，而任何事物又都有它内在的本质规律，这便是道。作为万物之灵的人，乃是“五行之秀”“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人有了内心活动，便有了语言，语言日渐丰富，写成文章就文字流畅、观点鲜明了，这是自然的道理。

　　李贵银说，刘勰的见解精湛透辟，富于独创性。如现代人论诗，经常谈到“建安风骨”，而有关文学批评的“风骨”一词，始见于《文心雕龙·风骨篇》：“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于风者，述情必显，锤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

　　那么，刘勰所说的“风骨”，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品读其文章，可以理解为风力与骨鲠：风力，即激发作者提笔创作的潜在力量、气势;骨鲠即文章的骨架结构。风骨的力量会促使文辞锤炼得更加妥帖，结成的音响融成一气，不会壅滞。

　　刘勰还以鹰隼和雉鸡为例，解释二者的关系：“夫翚翟(山鸡)备色，而翾翥(读xuān zhù，低飞的意思)百步，肌丰而力沈也;鹰隼乏采，而翰飞戾天，骨劲而气猛也。文章才力，有似于此。”他认为，山鸡毛色缤纷美丽，但身体较为笨重，只能在百步之内飞翔;鹰隼虽然羽毛缺乏光采，却能冲上云霄，因为它身子骨结实，又有一股猛劲。写文章也是如此，只有兼具风骨和文采，才能像九天的鸣凤一样，成为完美无缺的好作品。

　　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著作的巅峰和代表，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了很多独创性的观点，如划分并总结了各种文体的写作要领，讨论了创作过程中的重要原则，开列了文学鉴赏的6条标准等。而刘勰明确提出的“文德”说，则贯穿于其多篇创作论和批评论中，这是刘勰文学理论中的重要内容。他认为，作家不仅要长于美文，也要注意品德修养，德才兼备才能堪称栋梁之材，这一思想在当今社会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文以行立，行以文传。”这句话出自《文心雕龙·宗经篇》。意思是说，文章因为作者的品行而立于当世，品行因为作者的文章而传于后代。

　　《文心雕龙·程器篇》更是刘勰集中讨论文人品德修养的篇目。“程”，引申为衡量、考量;“器”，引申为具有道德、人品和实践的栋梁之材。“程器”二字，即为衡量一个作家有没有包括道德品质、政治见识在内的全面修养。

　　刘勰所说的“文德”，应该从哪些方面来理解呢?其一，是指“文为德行”，即主张形式必须有内容依附才有意义，文采要为情志服务。其二是指文人的道德与文章，主张文人要有才有德，倘若有才无德或重才轻德，都会影响到创作和作品质量。刘勰批评了扬雄、司马相如等人，“相如窃妻而受金，扬雄嗜酒而少算”，指摘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私奔，做官后收受贿赂;扬雄好饮酒又缺少计算，他认为二人虽有文才，但缺乏文德，所以始终处在低下的职位，“彼扬马之徒，有文无质，所以终乎下位也。”这也是对当时社会重文轻质、重才轻德的偏见提出批评。

　　那么要怎么做呢?刘勰提出“是以君子藏器，待时而动”，即君子要修炼品行，等待时机建立事业，充实才德于内，散发华采于外;要像楩木、楠木那样坚实，像枕木、樟木那样高大。“攡[chī]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写文章需要规划军国大事，从政必担起重任作国家栋梁，无论独善其身以文传世，还是建功立业回报社会，这才是栋梁之材，“若此文人，应梓材之士矣。”

　　捧读经典，我们发现，刘勰心目中理想的文人作家，是要有文有质、德才兼备，写文章也要应用于实际，对社会有益。一代文学理论家刘勰是站在更高、更远的视角，将文学与社会、人生结合起来，将立德、立功、立言统一起来，其德才兼备、经世济用的人才观，对今人仍具有启示意义。

　　研究古籍会发现一个奇怪现象，就是古籍的名称与封面名称不一致。如本期古籍的书面封皮为《文心雕龙》，而古籍名称却是《刘子文心雕龙》，类似的还有《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的封面为《昌黎先生集》……

　　辽宁省图书馆古籍文献中心主任刘冰解释，在古籍研究领域有一个规定，取古籍正文卷首端的名字为书名。这本书正文第一页写着“刘子文心雕龙卷上之上”，所以古籍著录为《刘子文心雕龙》。

　　流传至今的古籍，书皮大多损坏，由后世藏家重新制作，因此，取书的正文卷首端的名字为书名更能客观反映古籍出版时的原貌和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