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这个概念属于中国特色，在国外通常称之为政治报道。在中国，时政报道组往往被叫做“皇家摄影队”，意思就是跟着领导人跑。如果按照这种逻辑划分，那么，时政的概念就更窄了，几乎就等于是领导人新闻了。这就是中文的奇特之处了，对于老百姓来说，时事政治似乎囊括了所有的东西，至少在我小的时候，时事政治就是一种让人学习的东西，是向上的东西，如同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多年前，中国的政治记者就怕别人管自己叫政治记者，他们喜欢别人叫他们时政记者。如今，在称呼方面的变化好像不大。

　　当我们的领导人说要讲政治的时候，往往说明政治概念有弱化的现象，这时候的政治是向下的，至于下到什么级别，也要看情况。总之，在“文革”以后，全民政治概念已经被摒弃了。

　　在中国的时政报道中，有关领导人的报道一直占据重要位置。虽然在全世界范围内，领导人报道都是政治报道的重要一环，但是，比较起来，中国的领导人报道还是有它自己独特的模式。比如，中国领导人出现在会议的场合比较多，特别是在央视《新闻联播》这样的节目中。而西方国家领导人往往出现在新闻发布会的场合比较多。这两种场合相比较而言，会议新闻报道常常展现的是间接的领导人媒介形象，也就是说，它是通过领导人出席会议来表示一种政治权力的存在。而新闻发布会或者记者见面会则更多表现的是直接的领导人媒介形象，因为看上去领导人是主角。

　　任何国家的领导人报道一般都离不开会见外宾，这方面中外差别不大。看上去区别比较大的是在会见内宾上，换言之，中国电视新闻中展示的领导人媒介形象大多是在会见外宾，很少有国内宾朋，结果就是我们的时政新闻很像外事新闻。这种报道模式从新中国建立以后就已经有了，只不过现在的电视新闻代替了当年的新闻简报。

　　除此之外，中国模式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领导人深入基层，这在西方电视新闻中似乎是不多见的，因为西方领导人往往是在大选期间才有比较多的基层秀。而中国领导人在这方面已经形成了惯例，特别是在越来越强调民生的今天，领导人体察民情已成为电视新闻中最突出的亮点。这可以说是十多年以来领导人报道的最突出变化。电视新闻中领导人的高层会见和底层考察之间的反差是比较明显的，这种反差是中国特色。

　　这十多年中，给我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领导人报道主要有：每年一度的两会压轴戏总理答记者问，王志主持央视《面对面》节目的时候专访王岐山，还有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时候领导人亲临一线年温州动车事故发生后的现场答记者问。坦率地说，现在的中国电视屏幕上依然缺少一个领导人访谈节目，虽然两会的时候也有部长和省长访谈，但是，那毕竟不是常规性节目。我们也许可以把王志专访王岐山看成一个时政报道的节点，在那之后，《面对面》节目就转型了。

　　这是一个老问题。在很多老百姓看来，中国的时政报道基本上就是开会，等于是会议报道。新闻记者也离不开跑会和上会，最头疼的就是如何把枯燥的会议报道写得趣味盎然。总的看，十多年来会议报道量似乎在下降，这并不一定是说会议数量减少了，更可能的是抓大放小，集中报道大会，放开小会。

　　以每年的两会为例，在时政报道方面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两会可以说是中国目前最大规模的时政报道，它成了考察中国时政报道开放尺度的标杆。历史地看，央视还曾经直播过两会的小组讨论。那么，从什么角度来判断两会的报道状况呢？我们不妨比较一下地方两会和全国两会，从两会报道的角度看，地方两会应该是全国两会的预热。但是，从实际效果看，地方两会似乎是静悄悄的。给我的感觉，好像地方两会是务实，全国两会是务虚。这是地方政治和全国政治的区别吗？单纯从领导人的会议形象看，某些地方领导人仿佛更活跃。不过地方领导人明星化也有双重含义。

　　有一个问题过去探讨得比较少，就是两会中的领导人报道问题。领导人的会议形象传播如今已经进入了国家社科课题指南，两会可以说是考察这个问题的最佳角度。两会尾声的总理答记者问已经成了保留项目，也被业内许多人视为最有看点。

　　就中外领导人会议形象比较而言，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中国领导人多是以领导集体的媒介形象出现的。而西方领导人更注意个人形象，也就是领导人的个人魅力。那么，怎么看领导人的会议形象？从理论上说，它属于领导人媒介形象的一部分。

　　有很多人会注意到凤凰卫视的领导人报道和央视有所不同，与此同时，我们可以联系到新华社也在办电视，这里似乎是有一些微妙的差异，央视的镜头就好比是定妆照，属于国家画面。而凤凰卫视和新华社则不一定受限于此。这有可能是政治的需要。

　　另外，国家形象和媒介形象有什么关系？媒介形象应该是属于国家形象的一部分。媒介形象不好，就会影响国家形象。国家形象不完全等同于政府形象。如果媒介形象和政府形象重合，媒介独立性就会受损。媒介形象已经成为国家形象中重要的一环。国家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外的，而媒介形象是内外兼修的。

　　中国领导人的媒介形象如何？目前，对中国领导人的媒介形象影响最大的可以说是电视了。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领导人的媒介形象已经成了电视媒介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我们想把两会的报道搞得像是节日报道，仍然会涉及到全民政治和精英政治的问题。现在的两会报道已经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娱乐元素，比如，文艺界和体育界的代表委员获得了更多的关注，所谓的政治花边新闻，虽然我们还不能武断地称之为新闻娱乐化，但是，这已经足够让我们思考这样的问题，就是政治会议报道是否应该纳入频道专业化的范畴？是否应该让所有的人都关注政治？或者说这是否可能？“文革”的时候曾经尝试过这样的方法，结果失败了。现在叫做民粹主义。

　　实际上，总会有一些人不喜欢政治。可以想象，在“文革”中这部分人会多难受，因为那是一个要求人人都关心政治的时代。那也是一个不正常的时代。国外选举时的投票率通常被视为大众是否关心政治的标志。对一个社会来说，喜欢政治的人多好，还是少好？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有意思的是，如今的两会经常能够遇到活跃的网络评论，特别是微博的议论，它们对电视报道有什么影响呢？看上去网络更多取代的是民间报道，换言之，它对主流媒体的会议报道影响不大。但是，网络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印象媒介，在两会结束以后，给人们留下一定印象的往往是经过微博热烈探讨的话题。虽然网络给人的印象还不到深刻的地步，不过，这已经足够令人瞩目了。

　　在21世纪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时政报道基本上是局限于国内的，也就是说，它的范围是比较窄的。而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的时政报道明显有了更多的国际色彩。这当然和中国的国际政治发展有关，作为一个大国，中国领导人越来越多地登上国际政治舞台，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时政报道的格局。

　　坦率地说，中国的国际报道在目前是比国内报道更透明的。这相应地给了中国的国际时政报道更大的空间，不论是有关利比亚战争的报道，还是泰国红衫军示威的报道，都能够看到中国记者活跃的身影。以往的国际时政报道通常是围绕中国领导人出访国外来进行的，而今对外国领导人访华的报道也变得很活跃。实际上，这种变化从21世纪初的伊拉克战争报道就已经可以看出端倪。当时，中国电视新闻的报道量和直播量都有了质的飞跃，电视演播室的影响十分突出，国际问题专家非常活跃，比较起来，国内政治问题的专家就显得很少了。

　　说到国际时政报道，就不能不说新华社电视，新华社有庞大的海外分社，这是它发展国际电视报道的资本。国家能够允许新华社办电视，显然就是看准了它的国际报道能力。曾经有一段时间，凤凰卫视在国际报道方面一直占先机，而今，央视和新华社电视两翼齐飞，国际电视报道的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应该说国际时政报道对国内时政报道是有促进作用的，因为国际时政报道的竞争更激烈一些。

　　央视建立非洲分台的时候提到让非洲人讲述非洲的故事，由此令人容易想到央视国际频道的外国面孔。这似乎是国际传播的两种模式，一种是国际传播的本土化，另一种是本土的国际传播。CNN的亚洲部分也有类似的情况。

　　从全世界的范围来看，近十年国际传播变化最大的就是画面至上，这在视觉传播时代尤其明显。半岛电视台的崛起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此，电视在国际传播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国际广播逐渐萎缩的时候，在报刊越来越难以走出国门的时候，电视唯一的竞争对手似乎就是网络了。考虑到在国际新闻报道竞争中，意识形态的对立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对于中国的国际时政报道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我自己就有这样的体会，当我们年终回顾新闻报道的历史的时候，会发现我们好像不得不用影像整理历史。过去，回首历史时，总会先想到文字。而今，回眸大事时，竟然先联想到电视画面，并且更奇怪的是，这些事还很难用文字表达出来。看上去这似乎是影像史学的开始。因为那些镜头太有影响了，它们抹去了记录历史的文字。反过来说，今天发生的许多历史大事都和视觉传播有关。

　　这十多年来，还有一个流变值得关注，这就是用文化来包装政治报道，这几乎是全球性的现象。当我们要对外传播时，甚至娱乐都变成了文化。而在国内传播中，文化变成了娱乐。西方记者对中国的很多报道也是这个路子，特别是考虑中国是文化古国，通过文化来理解政治就更容易被西方老百姓接受。按照这种报道逻辑，文化好像比政治更容易被普通人所理解，尤其是在跨文化传播的语境中。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硬，文化软，政治是硬球，文化是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