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前会长杨洁勉研究员从事“国际问题研究”40余年。最近，杨洁勉研究员为国际关系博士生作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思考和探索》系列讲座，他的深刻分析和前瞻展望使听众深受启发。本公众号征得杨洁勉研究员的同意，将分十次刊载其报告要点，以飨读者。

　　“时政”系时事政治的简称，通常指国内外近期发生比较重大的事件,因而是“国际问题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但是，专注时政研究的高校教师在评定学术职称时很难上档次，理由据说是他们的成果没有学术性。这一情况直到最近几年才有所改变，一些评审机构开始认可并将其折算为学术论文，但还是有一定的比例限度。这样，时政研究的学术含量之争暂时得到了缓解，但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

　　质疑时政研究没有学术含量的主要理由是：其一，时政研究门槛太低，受过专业训练和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都可以加以评论，在信息时代尤其如此。其二，时政已经沦为传媒的附庸，在媒体上的时政专家只需整理信息而不需深度研究，而且有效期极短的时政评论也很难被称为学问。其三，时政研究的力作罕见，时政研究的大家很少，时政研究的理论体系缺乏。一方面，国家和社会对时政研究的需求不断增加。另一方面，时政研究成果却被打入另册，挫伤了学术界时政研究人员的积极性。

　　上述质疑，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是以偏盖全了。作为“国际问题研究”的专业人员，特别是专注于时政研究者，没有必要自我辩护或争论反驳，而应把主要精力放在加大时政研究学理化的力度上。当然，时政研究学理化不可能一蹴而就，在当前阶段的重点似乎可以放在以下三个方面：

　　时政研究学理化要从概念定义做起。时事政治涉及的面很广，时政专业人员要不断总结，逐步归类，并进行界定。媒体新闻报道要快，专业研究要深，这是两种专业的分工，不可混为一谈。例如，面对突发的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时政专业研究人员不能大而化之地说声“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了事，要在所以然上讲出道道来。

　　时政研究和政治研究的学理化建设要同步或交叉进行。时事政治与内外因素密切相关，政治性强，政策性也强。但是，正如时政研究与传媒研究并不相同一样，时政研究与政治研究也要各司其职，在打通政治研究和学术研究的任督两脉中加强时政研究的学理性，如学术规范、学理分析、理论体系和专业治理等。此外，在必要时还应适时适度地将时政学理丰富政治理论，增加后者的感召力和影响力。

　　时政研究学理化需要专家努力、机构支撑、政策扶持和成果平台等综合努力。其中，专家自身努力是基本和主要的，当前时政研究的专家学者数量上不少，但质量上还需提高，而且还要排除流量、圈粉等的诱惑。所谓机构支撑，主要指各级研究机构要在学科建设、课程设置、人员安排等方面体现中国的体制和机制优势。就政策扶持而言，大者如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工作者要一视同仁，但事实上对前者的欠账既有历史存量也有现实增量；小者如职称评定和经费支持等，在待遇方面要尽量就高不就低。在成果平台方面，现在的核心学术期刊相当有限，手机在时政信息上的压倒性优势更是大大地挤占了时政研究学理化的学术平台。但是，作为时政研究的专业人员来说，还是要“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要坚持有所为才有所位的道理，并将其持之以恒地努力奋斗。

　　原标题：《杨洁勉：时政研究学理化的必要性可能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思考和探索系列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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