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研一体，学术立社，此为人民教育出版社作为具有出版资质的国家级课程教材研究单位坚守60多年之信念。2010年12月，人教社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终获批准（课题批号：10＆ZD095），数百名编辑人员与国内相关高校、科研院所的学者共预其事。廓清百年教科书发展之轨迹，探寻近代以来吾国中小学课程、教材演变之规律。2015年，该课题顺利结项，学术成果将陆续整理推出，以飨公众。

　　1949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在北京成立，出版总署编审局由华北教科书编审会人员组成。编审局调来老解放区和原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中华书局等单位的部分编辑人员，着手研究老解放区的教科书和民国时期比较流行的教科书，编审语文、历史、地理等教材。1950年1月6日，教育部印发《关于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报告》。报告指出：“会议认为编辑与改编中、小学教科书是目前亟待解决的中心问题之一，决定集中一批干部并组织一部分有经验的教员，来进行这项工作。”

　　1950年9月15日－25日，出版总署在北京召开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会议提出中小学教材必须全国统一供应的方针，决定由出版总署和教育部共同组建人民教育出版社（简称“人教社”），专职负责编辑出版供全国中小学统一使用的教材。10月13日，胡愈之在政务院第54次政务会议上做《关于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综合报告》，报告指出：中小学教科书的出版工作以原华北联合出版社与上海联合出版社为基础，成立人民教育出版社。1950年10月26日，教育部、出版总署向政务院呈文写道：“此社（人教社）在方针政策上受教育部领导，在出版业务上受出版总署领导。并拟提请任命叶圣陶、柳湜分任正副社长。”12月11日，人教社举行成立大会，主席亲笔题写了社名。人教社成立时员工分别来自出版总署编审局第一处（主管学校教科书编审工作）和第二处（主管工农通俗读物编审工作）、华北联合出版社与上海联合出版社，设有编审部（下设总编室、语文组、历史组、地理组、自然组和教育组）和经理部。人教社成立后，其他私营出版社全部退出中小学课本的编写、出版和发行的业务。

　　在人教社成立之前，由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领导下编写的新版课本已经出版并印行。

　　新编小学语文课本的版次是：1948年3月华北新华书店原版、1950年10月第二次修订原版、1950年11月北京初版。原编者是：刘松涛、悳（同“德”）頫、黄雁星、项若愚。

　　1950年6月新华书店原版、1950年10月第一次修订原版、1950年12月北京初版。编者是：宋云彬、朱文叔、蒋仲仁、杜子劲、马祖武。助编者是：胡墨林、何汝芬、张苑香、平润斋、王一铭、王绮。

　　新编高中语文课本的版次是：1950年9月新华书店原版、1950年11月第一次修订原版、1950年12月北京初版。编者是：周祖谟、游国恩、杨晦、赵西陆、刘禹昌、魏建功。

　　1950年版新编语文课本参与编写的人员有些是来自解放区的教育工作者，有些是来自国统区的学者、编辑等。其中有个人在这套语文课本的编写工作中功劳最大，但未署名，那就是叶圣陶。

　　1950年版初中语文课本开篇的“编辑大意”对语文课如何实现政治教育的目标作了明确的阐述：“无论哪一门功课，都有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这个任务，在语文科更显得重要。要通过语文科来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不能单靠几篇说理的论文。一种思想内容或一个政治道理，可以用一篇说理的论文来表达，也可以用一篇小说，一首诗歌，一个历史故事，或者一个自然科学故事来表达。无论用哪一种文章来表达，都要注意到适合学生的程度，让他们领会得到，消化得了。讲到程度，又要照顾到广大地区的学生。要这样，才能够完成通过语文教学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才能够使学生得到深切的感染，对学生发生切实的作用。”

　　这段“编辑大意”一方面阐明语文学科负载政治教育任务，另一方面强调广拓选文视野，并且照顾学生的接受能力和认知规律。试看小学第一册相关课文有：《升国旗》《毛主席》《新儿童》等，其中《新儿童》是歌谣。初中第一册相关课文有：《毛主席和工人》《见列宁去》《新中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等。高中第一册相关课文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词》《十六年前的回忆》（回忆革命烈士李大钊英雄事迹）等。这些课文出现在小学、初中和高中的第一册，可见1950年版新语文课本突出革命政治教育的时代特色。

　　这一套语文课本的选文来源，大约有三个方面，一是时文，即最新发表的具有积极意义的文章，登载于《人民日报》《工人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文学》等报刊；二是整本书，即抽出书中精彩的部分内容，如《狼》选自《苏联民族童话》，《见列宁去》《星期六义务劳动日》均选自《列宁的故事》；三是编者自己的作品，即专为课本写作的歌谣、短文，如上文提到的《新儿童》即是一例。上述第一、二类作品出现于初中和高中的课本，第三类作品出现于小学课本。

　　其中小学课本具有农村教育特色。试看第一册课文：四做工，五种地，一七种地送粪，一八放羊，一九小山上，二○吃草，二三种瓜……这些全是表现乡村农家劳动和生活情景的课文。还有一课《春天到》正文是：“春天到，天暖了，农人种地忙。”此课文配图是农人在田间挥锄劳动的情景（图略）。这样的编写设计体现了新中国成立时的“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和“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教育政策和教育方针，与旧中国各版本语文课本只面向城市学生的做法有天壤之别。

　　这一套语文课本还有一部分重要内容，就是选自苏俄方面的作品和中国人歌颂苏联的作品。除了上面提到的《见列宁去》《星期六义务劳动日》《狼》（立陶宛民间故事）等，还有初中的《学好三门功课》（苏联人加里宁演讲）《杜伯洛维娜参观师大附中》（苏联友人来访）《夜莺之歌》（写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儿童抗敌的故事），以及高中的《巴甫洛夫遗书》《一位向自然索取东西的人——影片〈米丘林〉的故事》等，这些仅是初中第一册和高中第一册中的课文，其他各册类似的课文更多，显示当时苏联对新中国新语文课本的巨大影响。

　　新统编初中语文课本“编辑大意”说明：“说出来是语言，写出来是文章，文章依据语言，‘语’和‘文’是分不开的。语文教学应该包括听话、说话、阅读、写作四项。因此，这套课本不再用‘国文’或‘国语’的旧名称，改称‘语文课本’。”这是在叶圣陶主持新中国中小学语文课本编写工作时期，“语文”一词的最早来源。

　　“编辑大意”给语文教学定义为“听话、说话、阅读、写作四项”，就是强调学生的语文能力均衡发展，一改过去语文教学片面地发展学生阅读和写作的能力的倾向，体现了一种新的语文教学理念。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语文教育也是朝着听、说、读、写相结合的方向改革和发展的。但是一种新教学理念在草创和推行之初，易于立其“名”，而难于行其“实”。这套统编语文课本在这方面没能做到课本教学内容听、说、读、写的“名”与“实”相结合。不论是当时的小学语文课本，还是初中、高中语文课本，都偏重阅读。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一整套阅读型课本，既缺少成系统的写作训练，也缺少听话和说话训练。当然课本采取了补救措施，在“编辑大意”中申明：“希望教师依照听、说、读、写四项并重的原则，自己设计来领导学习。”即引导老师因地制宜、因材施教，通过课堂教学达成学生综合能力协调发展的教学目标。

　　虽然新统编课本的编写理念和教学理念是全新的，但课本的训练系统和注释系统则较多地继承了老课本的传统。

　　首先，小学课本继承了老课本的单元教学模式，即所有的课文都归属于特定的单元，各课文之间有相似之处，或文体相同，或题材、主题相近，而后附有单元练习。小学的单元练习，在低年级仅是认字、写字、读词、读句、造句，以及简要回答课文中的问题等；到了高年级，增加了写作训练，如第六册第一单元练习有一题是“写一封信给荷兰的孩子彼得”，这是语文教学的读写结合的范例。只可惜小学课本才有单元教学设计，初中、高中课本无此类设计。

　　其次，初中、高中课本有课文注释一项，包括作者注、词语注等，这些注解是语文课本的必要的组成部分；只是许多课文不注出处，后来的语文课本不断改进，全注了出处——这是课本编写规范化的标志。

　　最后，初中课本每课后有“思考·讨论·练习”，如第三册《有的人》课后五道练习题：

　　二哪一些人“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哪一些人“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

　　四“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的下场是怎么样的？能够把你所知道的举几个实例吗？

　　五这首诗没有提到鲁迅，但是我们读起来，觉得确是为纪念鲁迅写的。这是什么缘故？

　　这些练习题一方面引导学生把握课文的内容，同时还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是非常精当的教学设计。只是缺少针对诗歌作品的朗读训练和品味语言的训练，略显不足；后来的初中语文课本弥补了这些不足之处。

　　遗憾的是高中课本没有训练系统——缺少各种课后练习题。“编辑大意”提到：“课文的后面本来应该附上注解，提出讨论提纲和练习问题的；因为这一部分的工作还没有完成，赶着要印出书来供学学校用，就只好暂缺，等将来再补了……连课文后面的注解等等都来不及附上。只有希望教师们多费些指导功夫……”说明当时任务太急，编辑工作太匆忙。

　　总之，在上世纪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在教育事业艰难重建的条件下，迅速组建出版社和编写队伍，新编一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语文课本，其工程难度之浩大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先辈们除旧布新所开创的语文课本体系，呕心沥血所传播的语文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影响极其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