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端午时，它承载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寄托了中华儿女的家国情怀。除此之外，中华文明与世界各国文明也不断的交流互鉴，互相理解。下面请跟小编一起看下本期的旅游新闻吧！

　　又是一年端午时。吃粽子、赛龙舟、束艾叶，人们通过代代相传的习俗，追念古代先贤，承继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端午节历经千年沧桑，各种习俗也有因革损益，但其内涵的家国情怀始终是其一以贯之的内核。

　　“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这是唐代诗人文秀的《端午》。端午节虽然没有明确的肇始日期，但人们始终将屈原抱石投江的故事与端午节紧密联系在一起。两千多年来，屈原的爱国精神激励着我们中华民族不断向前。

　　屈原出生于楚国，与楚王同姓，对楚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感情。他把个人和祖国联系在一起，忧虑的永远是国家的前途：“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他了解“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深情地“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历代的人们，都将屈原看成心忧家国、情牵百姓、勇于探索的代表。

　　南北朝时期的刘勰评价屈原说：“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屈原的忧国忧民思想对后世诗人产生了深远影响。宋朝女词人李清照，在国难当头之际，也受到屈原《国殇》的感染，抒发了“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豪情。南宋的朱熹在《楚辞集注》中说：“原之为人，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用“爱国”一词来评价屈原。

　　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平生十分看重屈原的爱国主义长诗《离骚》，无数次用心诵读过它。陆游在《对酒》中写道“老子不堪尘世劳，且当痛饮读离骚”；而在《悲歌行》中，陆游说：“有口但可读《离骚》”；在《夜寒》中陆游又“清夜焚香读楚辞”。在陆游存世的近万首诗词里，屈原、屈原的作品和屈原的精神时常出现。屈原的家国情怀和屈原探索追寻的精神，已然是陆游的偶像，也是我们所有人的榜样。

　　南宋末年，文天祥遭流言蜚语所诬陷，时值端午，为了表明心迹，他写下《端午即事》一诗：“五月五日午，赠我一枝艾。故人不可见，新知万里外。丹心照夙昔，鬓发日已改。我欲从灵均，三湘隔辽海。”文天祥以诗昭忠骨，即便山河破碎、深知救国无望，他仍会以屈原作榜样每天诵读屈原的《离骚》，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不朽诗篇。

　　千百年来，家国情怀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炎黄子孙薪火相传。从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到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再到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虽岁月流转，世殊事异，中华传统文化中深蕴的家国情怀从未改变。屈原心忧家国、情牵百姓、勇于探索、清正高洁的人格魅力和思想精髓，成为世世代代中国人的人格标尺，并在潜移默化中给予中华儿女最磅礴的力量。

　　吃粽子、赛龙舟、束艾叶，人们通过代代相传的习俗，追念古代先贤，承继优秀传统文化。小伙伴们，你们在端午节有没有吃粽子呢？

　　5月底，四川广汉，推开标着“三星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考古现场的木栅栏门，拾级而上进入考古大棚，4个透明工作舱内，穿着白色防护服的考古工作人员或在电脑前处理相关数据，或跪在悬空操作平台上拍照提取信息……忙碌而有序。

　　工作舱内的三星堆遗址3号坑到8号坑是2019年11月至2020年5月新发现的6座三星堆文化“祭祀坑”，在今年3月20日和5月末，这6座“祭祀坑”出土的新文物，包括金面具残片、鸟型金饰片、金箔、巨青铜面具、青铜顶尊人像、青铜扭头跪坐人像等重要文物陆续公布，“三星堆”成为霸屏热词。

　　从地理位置看，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镇，成都平原北部沱江支流湔江（鸭子河）南岸，是四川盆地目前发现夏商时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中心性遗址。

　　谈到三星堆遗址，常用“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来描述。将时钟回拨至上世纪20年代末，广汉太平场（今南兴镇）的燕道诚淘浚溪流，在溪底发现璧形石环数十枚及石圭、玉琮等，就此意外揭开了三星堆考古大发现的序幕。

　　沿着三星堆遗址考古的时间轴线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那一年，由时任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的美籍学者葛维汉带队，在广汉太平场月亮湾进行了三星堆的首次发掘，出土器物及残件600余件。虽然此次发掘只有约短短10天，但意义重大。

　　新中国成立后，四川省文物部门重新启动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上世纪80年代初，三星堆考古发掘者根据历年所获资料，将属于同一遗址群的各地点统一命名为“三星堆遗址”并首次进行了分期研究，使人们对三星堆遗址的认识从无序走向有序。

　　时间来到了1986年，由于砖厂工人取土，于当年7月和8月先后发现1、2号“祭祀坑”，随后进行抢救性发掘，出土了青铜面具、青铜人像、青铜神树、金面罩、金杖、大玉璋、象牙等珍贵文物千余件，其中以青铜器为大宗。相关专家认为“多数文物前所未见，揭示了一种全新的青铜文化面貌，也由此掀起了一个国内外探索三星堆的热潮”。

　　从1986年三星堆遗址1、2号“祭祀坑”的考古发掘吸引世界关注，到2019年11月重启祭祀区的发掘，时隔30多年，引发了不少公众疑问：“为什么要隔这么长？”

　　就此，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告诉记者：“主要是因为没发现相关线多年间，围绕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工作一直在持续进行。”

　　确实，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万娇在其2020年9月出版的《从三星堆遗址看成都平原文明进程》一书中，详细梳理了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及考古工作，其中，从1987年到2014年共有15个重要时间点，考古工作包括对三星堆王城的初步认定完成、青关山台地发现“宫殿”基址等。

　　5月28日下午，在广汉举行的“中华文化全球推广 三星堆推介会”上，国家文物局副局长胡冰介绍了新发现的6座三星堆文化“祭祀坑”的最新文物出土情况。“2020年9月至今，34家科研机构、高校系统开展祭祀区考古发掘工作，初步确定了祭祀区的分布范围、堆积状况和年代。目前，3、4号坑内象牙提取工作已基本完成，下一步将对象牙下文物进行提取；5号坑已完成西北区域除圆形金箔片之外的其他文物提取，基本确认到达坑底，下一步将局部开展实验室考古；6号坑正在进行坑壁以及‘木箱’的整体提取工作；7、8号坑正在发掘坑内填土及灰烬堆积。现已提取出土象牙、青铜器、金器、玉石器等文物上千件。”胡冰说。

　　出土文物一次次更新，犹如打开了三星堆遗址的考古“盲盒”，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关注。

　　5月30日下午1点多，三星堆遗址4号坑现场负责人许丹阳和几位工作人员“特别激动”，都在盯着“青铜扭头跪坐人像”的提取。回想起当时的场景，这位“95后”小伙子告诉记者：“这是我参与4号坑发掘以来，印象最深的一次。提取文物后，我们观察到扭头跪坐人像造型非常特别，呈跪坐姿态，双手为‘合十’状，头扭向身体右侧，头上还连接了一个长条形铜器，这也是三星堆遗址首次发现此造型的青铜器，可以说是此次考古发掘中发现的最重要的文物之一。”

　　而此前发布的青铜顶尊人像造型同样奇特：跪姿、双手叉指合拢，头像大眼咧嘴，表情夸张、神态虔诚。相关专家评价认为，青铜顶尊人像将三星堆独特人像造型与尊造型相结合，彰显了三星堆与中原商王朝的紧密联系，描绘出三星堆虔诚而神圣的祭祀场景，展现了三星堆独特的信仰世界。

　　“三星堆非常奇妙、非常独特，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文化全球推广 三星堆推介会”上，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这样描述三星堆。

　　“独特”也是踏进三星堆博物馆看到馆内文物的观众的第一反应。“看到青铜大立人像，我已经感到很神奇了，但看到后来的青铜纵目面具、青铜戴冠纵目面具等展品时，真的是一次比一次震撼。”5月28日上午，特意选了工作日到博物馆参观的王梅（化名）说自己“被震住了”，她没想到观众会这么多。

　　在孙华看来，三星堆的独特体现在三星堆遗址既是包含了3个延续的考古学文化的典型遗址，也是有别于中原文化的古蜀文化中心都城，并且在城市规划建设、宇宙观念和宗教崇拜上有自己创造的独特城址。

　　“比如，三星堆古城的城市规划蕴含着法象天汉的思想，对以后古蜀王国历代都城的规划影响很大，在紧接三星堆古城之后出现的成都金沙遗址、古蜀国最晚的开明王朝的都城成都遗址均可找到印迹。而且，古蜀国的都城规划思想，在秦灭巴蜀后并没有消失，而是被整合入秦汉文化体系中。在秦统一后营建的大咸阳、西汉长安城乃至于隋唐洛阳城等，都还可以见到此类规划思想的孑遗。”孙华说。

　　随着新发现的6座“祭祀坑”考古成果的陆续公布，“这些成果如何解释”备受学界关注。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表示，新发现丰富了三星堆遗址的价值内涵，同时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于成都平原与其周边地区文化关系的认知。他强调说，三星堆遗址考古成果充分体现了古蜀文明、长江文化对中华文明的重要贡献，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模式的重要实物例证。

　　“如果用一句话形容三星堆文化的特质，那就是以地域特征为主导的多元文化面貌。”在“中华文化全球推广 三星堆推介会”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三星堆工作站站长雷雨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说，“三星堆遗址的文化遗存首先以地域特征为主并深深烙上了其他地区的文化印记，这体现了三星堆文化的开放性、吸附性及其吸纳能力。”

　　他进一步举例说，首先，中原地区的夏商文化对其产生极大影响。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镶嵌有绿松石的铜牌饰、铜铃、玉器当中的玉戈、玉璋，老百姓使用的陶盉、觚形器，都是受二里头文化的影响。商代时期，三星堆的青铜容器，如青铜尊、青铜罍，以及青铜铸造技术，尤其是范铸技术也都源于商文化。至于那些怪异的、以前在其他地区不曾见过的青铜器，也有大量来自商文化常见的纹饰，如云雷纹、兽面纹、回纹等。

　　其次，位于长江流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也是三星堆文化的重要来源之一。虽然分属不同年代，但两地的玉锥形器的相似度很高。

　　“目前的一个推测是良渚文化覆灭后，一部分良渚先民到了中原，这样，文化因素又从中原辗转到了川西地区。”雷雨说，“还有值得关注的是三星堆遗址城墙的夯筑技术，稻作和早期灰白陶传统，都源于石家河文化。”

　　在王巍看来，三星堆既有青铜面具、青铜神树等独特的文化面貌，同时又与夏商王朝关系密切，学习借鉴了夏商王朝的礼制，比如玉器、牙璋、玉戈等为代表的仪仗制度，商王朝时期的青铜容器代表的礼器制度等。“由此可见，三星堆对外来文化既吸收借鉴，又创新发展。尤其冶金技术传到三星堆，发展成为青铜人像、青铜神树这样的铸造技术，是了不得的发明和创造。古蜀文明以开放的心态积极吸收，又创新发展，所以才如此发达并呈现出浓厚的色彩。”王巍说。

　　许丹阳告诉记者，可以用更宽广的视野去看三星堆遗址考古的新发现。“比如玉璋、玉戈等在其他地区及其他文明中，也有发现；再比如青铜尊、青铜罍，也是受到了其他区域的影响。虽然说青铜面具、青铜神树等器物的造型是独特的，铸后切割开孔技术也是独特的，但从青铜器的铸造方法与技术的维度来看，应该是受到了中原地区的影响。”许丹阳说。

　　孙华认为，三星堆文明是在中原文明、黄河流域文明和长江流域文明共同作用下产生的。虽然三星堆是后发展起来的，但是它长期延续、特征最为鲜明，既有学习和模仿，也有创造和发展。“可以说是多种文化的聚汇，之后又汇入秦汉文化，影响着中华文明。”

　　2021年5月18日下午，孙华应邀在南京师范大学做了题为“探索古蜀文明的密码——《从三星堆埋藏坑看古蜀文明》”的报告。

　　关于“埋藏坑”的说法，孙华表示，在埋藏坑的性质问题上，学界的基本认识已经集中在“祭祀坑”和“埋藏坑”两个方面。“祭祀坑说”认为，这两个坑是三星堆人特殊祭祀活动的遗存，这是学界最普遍的主流认识；“埋藏坑说”则认为，这是三星堆发生重大变故后毁坏神庙陈设的埋藏。“根据此次考古新发现，也许会在该问题上有新的推进。”孙华说。

　　三星堆祭祀区的新发现有助于解决一些长期悬而未解的学术问题，这是学界的共识，比如有望厘清最基本的年代问题和性质问题。“过去我们只发现了两个坑，这次新发现从两个坑增加到8个坑，并且对周围进行了详细的勘探，有助于复原当时‘神庙’或‘祭祀区’内部的空间，对完整认识当时的礼仪空间、宗教思想，乃至于反映的宇宙观念，都提供了重要资料。”孙华说。

　　从著名的出土文物青铜大立人像手里握的是什么到是否会有文字发现，从如何理解几座“祭祀坑“的关系到三星堆究竟起源于哪里，从古蜀文化在文明交流中如何吸收融合为己所用到是否会有新证据出现支持远距离贸易……三星堆还有许多谜题待解。

　　正如许丹阳所说：“新发现的6座‘祭祀坑’中出土了很多之前未见过的器物，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同时也产生了更多的新问题，比如新出土的器物是怎么制作的，产地在哪里，祖型是什么，谁在使用……我们抱着这样的好奇心去探索，但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来做基础性的整理与研究工作。”

　　令人振奋的是，本次三星堆考古发掘工作秉持“课题预设、保护同步、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的理念，展现了中国考古理念和考古技术的新进步。在考古现场，记者发现，距工作舱不远处，就设有应急检测分析室、微痕物应急保护室等，实现了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无缝对接。

　　“三星堆祭祀区考古现场发掘估计能在10月前结束，但之后的整理，需要的时间可能不只七八年。”孙华说。

　　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奇妙又奇特的三星堆，聚汇了多种文化，之后又汇入秦汉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影响着中华文明。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从解密玛雅文明，到赴非洲研究人类起源，再到探索古埃及文明……近年来，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中国考古学者积极参与国际考古交流合作，共促中华文明与世界各国文明交流互鉴，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烈日下，在洪都拉斯首都特古西加尔巴西北200多公里处的科潘遗址，中国考古队正在丛林中工作。随着考古挖掘进程的深入，珍贵文物不断出土，玛雅古城科潘的兴衰之谜被一点点揭开。

　　为什么要万里迢迢跑到这里来？考古队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家李新伟从泥土里挖出一件羽蛇神头像，对记者说：“中华文明和玛雅文明都是世界古老文明的典型代表，既有差异性，又有相似处。通过欣赏其他文明之美，能更深刻感知我们中华文明的独特灿烂。”

　　2015年7月，李新伟率领中国考古队正式启动科潘遗址考古和玛雅文明研究工作。此前，洪都拉斯玛雅文明考古一直由欧美国家专家主导。作为玛雅文明考古的“初学者”，李新伟带领团队研读了大量玛雅考古成果资料，积极与洪都拉斯考古学家等开展交流学习。

　　中方在科潘遗址的考古工作，是对编号为8N—11的贵族院落进行发掘、重建和综合研究。通过对整个院落的完整发掘，考古队员们清晰了解了这个贵族家庭的发展演变，并形成了系统资料。“中方带来的三维成像和无人机航拍等新技术，取代了我们传统的平面图制作方法，确保考古信息准确无误，也极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洪都拉斯科潘项目资料管理员塞西娅说。

　　“中国专家拥有丰富的田野工作经验和专业素养，能够灵活运用各种研究和技术手段，为我们的考古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持。”洪都拉斯考古学家豪尔赫·拉莫斯说：“通过对玛雅文明和中华文明的研究，我们在交流与合作中感受到不同文明各自的魅力。”

　　在李新伟看来，玛雅文明与中华早期文明存在许多相似之处，了解不同文明的发展，可以为研究中华文明拓宽思路和眼界。“对玛雅雕刻、彩绘、陶器和玉器的图像解读，以及对玛雅宗教观念、玛雅社会运转等的研究，也为中国考古研究带来启发。”

　　明年，中国考古队计划开启第二期科潘遗址考古项目。“中方团队发掘的大量文物是对玛雅文明研究的重要贡献，具有非常高的文化和考古价值，受到美洲考古界的重视和好评。”拉莫斯表示，相信中国专家将为科潘遗址未来的考古研究带来更多助力。

　　大约20万年前，在东非大裂谷地区玛卡里亚瀑布下，一小群现代人的祖先正在砾石堆里寻找合适的石料。他们会在树下的阴凉里打制石器，饿了就打猎，渴了就喝瀑布的清水……这番情景在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李占扬的脑海中反复呈现。作为中国—肯尼亚现代人类起源联合考古队领队，李占扬从2017年开始，已三次和中方团队赴肯尼亚进行考古发掘。

　　在肯尼亚多处旧石器时代遗址上，都发现了大量制作精良的手斧。作为“现代人起源”这一全球考古界热点课题的主要研究区域，各国考古队都会在每年的发掘季节来到肯尼亚。“中国考古队也不能缺席。”李占扬说，这些旧石器时代的石制品主要形成于距今30万至5万年之间，对于解释现代人如何走出非洲，以及研究人类历史的发展演进具有重要意义。

　　2017年10月3日，中国赴肯尼亚现代人类起源考古队抵达肯尼亚的第三天，考古队员们即在玛卡里亚瀑布附近发现一处旧石器地点。在随后的多批次考古工作中，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山东大学、洛阳文物考古研究院和肯尼亚国家博物馆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肯尼亚吉门基石遗址考古发掘300多平方米，出土石制品和动物化石2000余件，并在吉门基石遗址附近发现27处旧石器地点，时间跨度覆盖旧石器时代早期、中期和晚期。

　　通过对出土文物的研究，考古队员们推断，旧石器晚期文化的主人可能正是最早的现代人。这一推论支持现代人是在7万至5万年前走出非洲的观点。同时，通过对吉门基石遗址各时期叠压地层的系统挖掘及研究，特别是对上层细石器的收集整理，队员们确认了细石器文化的传播路线。

　　“与中国专家的合作十分愉快。他们提供的先进技术经验为我们的考古研究带来很大帮助。”两次参与中肯联合考古队工作的肯尼亚专家约翰说。约翰是古人类学研究的资深专家，遗址的名称“吉门基石”正是来源于他的肯尼亚名字。在约翰看来，近年来，中国为人类起源研究作出重要贡献。“中国考古队的工作不仅得到肯尼亚方面的充分肯定，其研究成果也在业内受到重视。中国考古队已成为国际考古界的重要力量。”

　　自2018年至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埃及文物部组成的中埃联合考古队，在埃及南部古城卢克索北部的孟图神庙遗址开展考古和研究工作（见图，中埃联合考古队供图），让神庙的实地景象和出土文物渐渐呈现于世人面前。

　　“在与其他古老文明的互鉴过程中，能深入感受各种文明间的共性与个性。”在谈及中国考古走出去的意义时，中埃联合考古项目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家贾笑冰说。

　　在中埃两国建交60周年的2016年，受开罗大学邀请，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的王巍率团出访埃及。访问期间，时任埃及国家博物馆馆长瓦法阿·西迪克说的一句话，令王巍难忘——“目前在埃及的206项国际考古合作项目中，没有一项是有中国参与的，我们期待与中国开展合作。”

　　“如果没有对对方历史文明的清楚认知，中埃文明的交流、两大文明古国的交往，就难以深入有效。”回国后，王巍立即就中埃联合考古展开前期调研。2018年10月，两国签署《中埃卢克索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项目协议》，中埃联合考古队正式组建。同年11月，项目一期工程开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考古队首次赴埃及进行考古发掘。

　　孟图神庙遗址距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是卢克索著名的卡尔纳克神庙的一部分。1979年，卡尔纳克神庙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贾笑冰表示，中埃两国文明源远流长、历史悠久灿烂，两国文化遗产保护和考古工作既有相似性又有互补性，双方通过携手合作，有助于加深对彼此文明的理解。

　　尽管考古工作只进行了两个发掘季，但已取得显著成果，例如在奥西里斯小神殿区的发掘成果，为研究古埃及奥西里斯神崇拜补充了新资料。在中埃联合考古项目埃方领队穆斯塔法·萨基尔看来，中方团队带来的先进技术和宝贵经验，为联合考古提供了有力保障。“此次联合考古为期五年，期待双方在一个又一个五年的交流中深入互动，让埃中两大古老文明在联合研究保护中绽放新的光彩。”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中国考古学者积极参与国际考古交流合作，推动了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展现了文明交流碰撞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