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了口气。”进入六月，袁姐几乎和淄博其他的烧烤店主一样，紧绷的神经终于得以放松下来。不过，连续两个月连轴转积累的劳累，也在最近爆发了。她患上了支气管炎，已经连续输液了一个星期，手上密密麻麻布满了7个针眼。

　　袁姐是东北人，在淄博开烧烤店已十余年，说起话来依旧保持着东北人特有的语速和幽默，只是嗓音有些沙哑，还夹杂着气声，让她显得有些虚弱。

　　6月11日，当天是周日，店里客人不多，她索性输完液后就在家休息，“报复性”地睡了一整天，放在前两个月，这绝对是天方夜谭。

　　经历了“暴风骤雨”后又归于平静，袁姐感到有些疲惫，动了转让店铺的念头。但直到6月23日，店铺依然没有转让出去，之前询问的人也没有下文。

　　回望前三个月，和烧烤沾边的淄博人被突然袭来的暴风骤雨般的流量席卷，疲惫、劳累、连轴转，不过，好在赚到了钱，但也有人反而被影响了生意，一边失意，一边艰难地寻求改变。

　　流量退去后，有人觉得前途光明，也有人为未来担忧；有人希望流量持续，也有人希望回归平静。

　　袁姐40多岁，干活麻利，走起路来风风火火。她的烧烤店距离山东理工大学仅200米，离“第一网红”牧羊村烧烤总店也只有一公里。进可吸纳牧羊村承接不下的游客，退可吸引周围的大学生们，用她的话说，这个店址“客源稳定，位置绝佳”。

　　六月之后，“进淄赶烤”的游客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减少，袁姐店里的主力军又变回了大学生们，营业额从高峰时期的一天3万，降至了一天1万左右。

　　6月12日下午5点过，距离营业时间开始已有一个多小时，室内的十几桌和露天的30桌都还未坐满。

　　不过，在袁姐眼里，这不是淄博烧烤“凉了”，只是在逐渐“恢复正常”。“其实每年五一淄博烧烤都会火一阵子，硬着头皮熬一熬就过去了。但没想到今年来得这么早，要熬这么久，战线太长了。”

　　对她来说，前段时间因为游客井喷带来的长时间高压工作，让她像一条紧绷的橡皮筋，随时会断裂、崩溃，“这不是健康的常态”。

　　高福天（化名）也是东北人，他的的小饼厂在淄博已经开了28年，为淄博的300多家烧烤店供货。“烧烤店经营得好不好，看他们拿几包小饼就知道”，一天能消耗多少包小饼，是高福天心中烧烤店热度的“晴雨表”，可谓“烧烤冷暖，小饼先知”。

　　作为淄博烧烤“灵魂”般的存在，小饼在爆红时成为最炙手可热的周边，无论是在淄博本地还是在电商平台都供不应求，4月底，在淘宝上的搜索量暴涨3000%。

　　当时，烧烤店主往往要“求着”高福天，前来排队抢货车在厂房外停满，只有老客户才能拿到足量的小饼，“其他人的线筐。”

　　为满足需求，小饼厂里的四条生产线小时不停歇，他和妻子还在厂房旁边用集装箱多盖了一间临时的值班室，将近两个月没有回家。

　　随之，越来越多人嗅到了小饼的商机，纷纷入局，“以前做小饼的只有三四家，现在光生产线多台了。”

　　一边是烧烤需求降温，一边是小饼厂家的井喷，到了5月中旬，高福天渐渐感到小饼开始供过于求，厂家们开始“内卷”，小饼价格从巅峰时期的两三元一包，降到了现在的一元多一包。

　　进入6月，高福天卖掉了其中两条旧生产线，开工时间也改成了上午半天。供货名单上，烧烤店从300多家降至150家。这三个月，高福天仿佛在经历一场心态的极端考验，4月、5月生产的小饼数量赶上往年一年，两个月的利润也冲上100万，“这样的盛况百年难遇”。而又在6月骤降，“6月的利润或许不到10万”。

　　经历了“暴风骤雨”后又归于平静，袁姐和高福天都感到有些疲惫，最近动了转让店铺、转让厂房的念头。

　　高福天觉得自己年纪大了，“将近60岁了，这行太辛苦了，不想干了。”四月底，曾有人出350万想盘下他的厂房，他没有同意。但到了现在，他想以150万转让厂房，都鲜有人出价了，“不过一个多月，差距天壤之别。”

　　袁姐则是一方面为了自己和丈夫的身体考虑，打算休息一段时间，另一方面也想回老家陪伴即将高三的儿子。6月初，她将转让店铺的视频发在短视频平台上，“想着能转就转，不能转就只能接着干下去。”

　　发布视频的两天后，她接到了来自某中介平台工作人员的电话，让她赶紧把转让信息发布到中介平台上，若在平台上转让成功了需要交1200元的中介费。

　　“热度可能只能持续到一个暑假，过后就会降下来。”“要转就赶紧转，到了秋天冬天，淄博烧烤会‘一地鸡毛’”“新开了多少家就会黄多少家，到时候就转不掉了。”……听到中介这样反复强调和催促，袁姐虽然知道可能是中介的“话术”，但也免不了紧张起来。

　　时代财经查询发现，目前，在该中介平台上，仅淄博市张店区内正在转让的烧烤店就多达320家，大多数都是在5月中旬、六月后发布的。

　　回忆起爆火的巅峰时期，袁姐每天要接上百个这样的电线点才开始营业，但往往还没到中午12点，桌子就早早被游客占满。

　　因为开在大学附近，大学生们本是袁姐店里的主要客源，她和大学生们有个群聊，那段时间她常在群里回复学生们，“这段时间先别来啦，让外地人先吃。”

　　袁姐为人本来热情，但在高压状态下，她感觉自己也开始有些焦躁，“每天面对乌泱泱的人，要回答上百种各式各样的问题，比如‘老板，这个调料是生的还是熟的’‘老板这个葱还要烤吗’。……”

　　但辛苦也是值得的。袁姐计算，在3月15日到5月15日这段“巅峰时期”内，夫妻俩赚了大约四五十万。每天熬夜到凌晨3、4点，第二天早上9点又起床筹备营业，她说，这是“用命”换来的辛苦钱。

　　“八大局”市场形成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因当年的财政局、教育局、卫生局、农业局等淄博市政府八个局委在此办公而得名，是一个自发形成的便民农贸市场。

　　在当地人眼里，八大局只是再普通不过的菜市场，肉、菜、水果、海鲜、小吃都售卖，谁也说不清八大局为什么被“网红”的标签席卷。或许是游客们想来体验原汁原味的淄博烟火气，或许是被网红镜头下诚信经营的商家们吸引，总之，从3月底开始，八大局成为游客们来到淄博，除了烧烤店的必去之地，也成为被推上风口浪尖的“魔幻”景点。

　　最“魔幻”的景象是，在八大局爆红后，原本的菜市场被游客挤得水泄不通。“老顾客进不来，游客又不会买”，卖豆腐、卖蘑菇、卖拌菜、卖海鲜的商铺都纷纷无奈转型，或转让店铺，或自己改行做紫米饼、炒锅饼、牛奶棒等小吃。

　　许多店铺从4月开始甚至已经经历了多次改行，在许多本地人眼里，八大局似乎是“一天一个样”。

　　“这个十年老店是卖海鲜的刚转行的”“这个店离三十年老店还有29年11个月。”……走在八大局的路上，有不少紫米饼的“十年老店”，还有炒锅饼的“三十年老店”，但本地人高洋（化名）一眼就能认出。

　　高洋家住在八大局附近，以前，骑着电动车去八大局买菜是她的日常，“火了之后，人都挤不进去，更别提车了。”高洋的孩子在八大局北门的一所幼儿园上学，原本穿过八大局是接送孩子的必经之路，在八大局爆火之后，每次也都要绕远路。

　　高洋孩子就读的幼儿园就在八大局外，为防止人流冲撞孩子们，校门外围起了围栏，时代财经王莹岭摄

　　即使这样，高洋还是欣慰于淄博这座宝藏小城终于被更多人看见了，唯一让她感到遗憾的，是八大局市场内大部分的无奈转型。

　　其中就有郑丽（化名）的店。现在，郑丽的包子铺开在八大局南门入口的第三家店，红彤彤的招牌崭新又显眼。

　　站在店外，看着叠放堆高的蒸屉、成排放好的两个豆浆机，仿佛和一般的早餐店没有两样。但是走进店内，墙上没有抠干净的英文字母、被镜子包围的柱子、被推到墙边的前台柜台、漆黑的镜面墙面，都时时刻刻提醒着，这里本是一个理发店。店内原本的桌椅、镜子都被撤走了，取而代之的是煤气罐、冰箱、食材原料。

　　郑丽的理发店在八大局开了17年，顾客都是附近的居民，八大局的很多商铺老板也是她的常客。今年3月底，她突然感到“不对劲了”，涌入八大局的游客越来越多，老顾客们都挤不进来，卖菜的人也渐渐没有了。

　　“游客怎么会来这里剪头发呢？”生意开始下滑，有时只有零星的游客来店里洗头，从3月底到4月底，营业额不如以往的十分之一。

　　郑丽店面的正对面，是整个八大局最火的两家店，一家紫米饼，一家炒锅饼，即使热度下降后，还有不少游客排队，爆火之时更是围得水泄不通。每天守着空无一人的店面，又看着对面店铺的人山人海，“心里太不平衡了。”

　　临近五一，郑丽原来的顾客看上了她店面的绝佳位置，提出租用她的店铺卖包子，连续一个月生意惨淡的郑丽答应了。但不到半个月后，顾客就和郑丽出现了嫌隙，他不再想支付高额租金，想绕过郑丽直接和房东联系。最后的结果是，顾客“谈崩”，带着所有的设备搬离了郑丽的店，但房东后知后觉地给郑丽涨了2万租金，“本来4万一年，涨到了6万。”

　　房租涨了，郑丽更回不了老本行了，她只好接下顾客的摊子，“八大局怎么就火了，感觉真是天翻地覆，太累了，如果让我选择，我肯定不会选择卖包子。”

　　在郑丽看来，八大局的大部分商铺都做好了流量退去后就回归本行的打算，“大家都还是想回归本行，回归从前的生活。当然，那些高价接手店铺、新开店的老板除外。”

　　事实上，早在淄博烧烤爆火的十几年前，就涌入了像袁姐、高福天一样的外地人，在淄博以烧烤为生、扎根。

　　在来到淄博以前，袁姐也在老家黑龙江鸡西做着烧烤，只是当地消费水平有限，一年到头挣到的和花出去的钱基本持平，刚好够维持一家人生活。

　　十几年前，在朋友的介绍下，袁姐夫妇俩来到淄博“掘金”，儿子留在家中交给奶奶抚养。在烧烤爆火前，袁姐夫妇俩一个月有时就已经能赚10万元，最高的时候还曾达到17万。在袁姐看来，放弃陪伴儿子是为了给他更好的生活。

　　但常年陪伴的缺失，也让袁姐和儿子的感情逐渐淡漠。被问到和儿子的关系怎么样，袁姐说“不怎么样，关系好的话我就不这么着急了。”

　　和与儿子的关系相反，袁姐常常能和来烧烤店的大学生们打成一片。站在路边，常有学生认出她、和她打招呼；学生们来店里就像回家，自己招呼自己，有时还能自己烤串；甚至在爆火时期，各家烧烤店都面临着招工难题，袁姐只要在群里发一句“谁来帮姐干两天活”，就立刻会有大学生响应。

　　但面对儿子，她能得到最多的回应是“别絮叨了，别磨叽了”“妈，我要买东西，给我钱”。

　　如今，儿子即将步入高三，袁姐认为这是他人生的关键时期，她希望儿子能考上哈尔滨的一所警官学校，“他现在的成绩是努努力可能有希望的水平，如果很好或者很差，我都不会这么着急。如果这时候再不使把劲，我可能会后悔一辈子。”

　　这也是袁姐决定转让店铺的重要原因。发布转让视频的第三天，袁姐接到了第一个咨询电话，藏不住的笑容立刻在脸上咧开，她如数家珍地报出店里的面积、租金、每日的营业额、店内员工数量等等，并一再邀约对方来店里考察。

　　淄博烧烤爆火后，越来越多的人带着“掘金”的希望涌入淄博的烧烤行业。天眼查显示，仅3月份就新增了197家烧烤企业，接近2022年全年新增的烧烤企业470家的一半。

　　有人早早地分到了蛋糕，但也有人的入局姗姗来迟。李梦在五一之后才后知后觉地想挤进炙手可热的烧烤行业，投入了4万元，盘下了八大局东门外的一间店面，这里原本是一栋十几年都无人使用的烂尾楼，只有一楼有几家洗车店和门窗店，二楼以上在夜幕中显得漆黑，但和李梦同批入局的店主们，很快把这里打造成了一排烧烤街。

　　原以为靠近八大局就是靠近了流量密码，但没想到等到五月中下旬筹备完开业，游客已经减少了大半，李梦的店夹在十几家店的末尾，更鲜有游客经过。只在刚开业的前几天，有翻台现象，后来客人寥寥无几。

　　被问到接下来打算如何，李梦说“只能继续坚持，至少要坚持到暑假、国庆节再看看”。

　　郑丽和李梦一样，虽然八大局的游客正在减少，但她看着自己新买的满屋子设备，有些进退两难，也打算至少要坚持到国庆，“我还要多做一些品种，明天要推出小龙虾口味的包子。”

　　如果成功转让，回家陪儿子渡过关键期后，袁姐和丈夫还是打算再回到淄博重新开始，“以后还是要回来继续赚钱的，淄博是个好地方。”

　　从“五一”开始，27岁的淄博本地主播阿哲每日都会前往牧羊村烧烤门口直播，将手机镜头对准牧羊村的门店招牌，用一口标准的播音腔，不时回答着观众们的问题。即使直播间人数从“五一”高峰时的2万人，掉落到了如今的两位数，但作为本地人，他还是对淄博充满希冀和自豪。

　　他身后的背包里有一个笔记本，手写了一整本他的“导游词”功课，还摘抄了一篇文章，只要有人问到“淄博会火到什么时候？”他就会念出文章的观点，“淄博会一直火，从星星之火燎原成熊熊大火，最后火遍全山东，火遍全中国，火遍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