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光晋，1951年生于北京。1977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82年毕业后，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任教至今。1987年评为讲师，1992年评为副教授，1998年评为教授。主讲新闻评论学、公共关系学、新闻评论研究、公共关系理论与实务等课程。1991—2002年，先后担任新闻学院党总支副书记、新闻系副主任、新闻学院副院长等职。2000—2015年，任教育部人文社会学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曾先后兼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常务理事，北京市新闻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等，是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新闻评论”第一首席专家。她先后获“宝钢教育奖优秀教师奖”，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北京市优秀新闻工作者”，北京市“三八”红旗手等多项荣誉。出版著作多部，如《时代之“声”——新时期中国新闻评论研究》《广播电视评论学》等。

　　她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北京大学的第一届学生，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招收的最后一届学生，也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资深教授之一。她的研究领域集中于新闻传播学的实务部分，以新闻评论学和公共关系学为主，既继承了她的恩师秦珪和胡文龙教授的衣钵，同时在公关领域开辟了一片新天地，用新思维为业界实践提供了更多思路。她是学术上严谨治学、课堂上认真负责的严师，也是学生眼中气质卓越、待人随和的长辈。

　　涂光晋的求学之路仿佛时代的镜子，充满了幸运与崎岖。幸运的是她赶上了高考恢复后的第一趟车，以及一对开明、充分信任她的父母，崎岖的是这一路经历的挫折和颓耗的青春。“大学四年，我不是为我个人学习，而是为我父母，为我们那一代人学习。”

　　1969年1月，正值“文革”期间，这位17岁的北京师大女附中的优秀学生，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登上了赴延安的火车，成为一名农民。1971年，由于公社要修水电站，涂光晋被派去水利工地当宣传队副队长，时而论锤打钎、拉车运石、挥汗如雨，时而身着单衣、瑟瑟发抖、露天演出，极度的疲累和冷热交替，半年多后她病倒了，持续高烧一个月，低烧两年多，被医生诊断为风湿性心肌炎和风湿性关节炎。这场病，让她失去了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的机会。病退回京后，她虽然已经做好当工人的准备，看到一同插队的同学在北京大学愉快地读书，还是感到强烈的失落，上大学成了她难以实现的梦想，她不知道自己还有无希望走进大学的校门。这是她第一次独自站在未名湖畔。

　　1977年是载入中国史册的一年，这年，中断十年的高考恢复了。涂光晋和许多上山下乡和进工厂当工人的青年一样，因这个消息感到兴奋，她明白这是她改变人生的难得机会。她借来中学课本，利用晚上下班后的时间复习。她的父亲，一位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博士，尽管当时已经躺在病床上，仍坚持为女儿补习数学。即使高考已经过去40多年，涂光晋回忆这段经历时依然清楚地记得，半昏迷状态中的父亲口中依然喃喃地念着数学公式的那一幕。

　　除了重拾书本的困难，摆在涂光晋面前的还有高考报名的门槛。当时的政策规定，25岁以上的报考者必须是高中毕业生，而“文革”开始时她才读到初二。为此，她跑去找厂长，强调自己还有一个月才满26岁，终于报上了名。

　　而在高考前10天时，意外又一次发生。在工作时，她的右手中指出了工伤，缝了九针，无法继续写字。在这期间，是母亲为她抄写笔记，在高考前一晚，仍在监督她背高中数学公式。涂光晋报考的第一志愿北京大学图书馆专业，也是母亲出于“让她有机会多读些书”的建议。

　　坐在考场上，因受伤的右手写字不便，她直接解开绷带，忍着疼痛奋笔疾书。1977年北京市高考的作文题目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涂光晋在作文的开头写道：“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拿笔的手还裹着绷带。”这篇作文获得了高分，并成为她录取到北京大学新闻专业的一个契机。

　　那一年，全国报考大学的人数是570万，录取率4%，涂光晋有幸成为其中一员。当她再次走进北京大学校园，再次立于未名湖畔时，已经26岁，她是班里年纪最大的女生。而此时为她高考尽力提供帮助的父亲已经逝世，临终前依然带着没能看到儿女读大学的遗憾。“我们那一代人中，很多人非常优秀，但因为时代的原因最终没能走进大学的校门。我觉得我不是在为我个人学习，我是在为我们那一代人学习，还我们那一代人的愿。”她说。

　　涂光晋和所有的同代人一样，在经历生活的磨砺后带着风霜走入大学校园，但她从不埋怨这些曲折的经历，直到今天，她依旧感恩恢复高考给她原已前途渺茫的人生带来的巨大转折。

　　涂光晋与新闻的缘分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入新闻的门，也并非她自愿。在此之前，她从未考虑过学习新闻专业、涉足新闻行业。在当时混乱尚未彻底结束、百废待兴的社会环境中，她从未考虑要学新闻，就连她的母亲也因经历了一系列政治运动对从事这个专业的前途感到担心。

　　也许由于档案里病退回京的材料，尽管她分数优秀，依然没能被第一批录取。而当时全国正常的新闻工作已经停滞多年，是急需新闻专业人才重建制度、恢复秩序的时候。应多家中央媒体单位的要求，北京大学新闻专业决定扩招40人。

　　当年主管北京大学新闻专业招生工作的秦珪老师接到消息后，给语文高分的考生涂光晋打来询问电话，并请她去面试。涂光晋接到电话时，正躺在汽车底盘下揭油底。她顾不上洗净沾满油污的双手，骑着自行车从广安门赶了过去。被北京大学新闻专业录取，成了与第一志愿图书馆专业失之交臂后的涂光晋最好、也是最偶然的选择。

　　毕业后，涂光晋原本想去中央电视台或中新社等媒体工作，她的三个分配志愿，没有一个留给留校任教这一选项，就连当时在北京日报社当记者并带她一起采访的高钢老师都认为涂光晋是个当记者的料。但事与愿违，她毕业那一年还是“包分配”的年代，学校安排她留校当老师，她只能服从组织分配。从事新闻教育工作，成了她的一个“被迫”的自然选择。

　　学新闻、当老师，都不是涂光晋主动做出的决定。她这一路似乎大部分选择并非出于自愿，时代的压力与命运的巧合成就了这样一位“不情愿”的学者。但当过农民、当过工人，在26岁时又重新回归学生的身份，30岁时成为一名老师的涂光晋从未因这些无奈而后悔过当初的决定。

　　“钟南山院士在非典期间的《面对面》节目里回答王志的提问时说过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实在：什么叫最大的政治？最大的政治就是把你该做的工作做好。”这句话一直鞭策着她。几十年的从教经历让涂光晋愈发热爱这个职业。她认为对自己来说，“教”新闻比“做”新闻可能对社会更有益处，留在学校里培养新闻人才，让更多人成为合格的新闻工作者，这件工作的社会价值可能比她自己去当记者更大。

　　留校教新闻评论，也是涂光晋“被迫”做出的选择之一。“当时与我一起留校的老师还没定下来教什么，我已经被定下来了，必须教评论。我对评论的兴趣也是后来慢慢培养起来的。”她说。

　　涂光晋认为，中国的新闻学，尤其是新闻实务领域，引进的成分占比较大。她将中国的新闻评论比作中国社会的晴雨表：“评论的重要性在今天已经得到社会上的普遍关注，表达的诉求与言论的普及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公众与媒体的话语权。”

　　跨入新闻评论的领域后，对社会变动十分关注的涂光晋注意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影响越来越大的媒介——电视。她从中央电视台《观察思考》播出开始就一直关注着广播电视评论领域，结合当时教学教材只局限于报纸，缺少对广播电视评论研究的情况，她从1987年开始，主动在自己的课堂上加入了广播电视评论的内容。

　　此后，广播电视评论研究成了她因兴趣主动踏入的领域。在1998年，她出版了《广播电视评论学》一书，该书以系统的眼光，着力从功能、源流、结构等多层面寻求对新闻评论的新理解。1999年她在《中国记者》上发表论文《从“自己走路”到“走自己的路”:电视评论类节目的发展历程与未来走向》，系统梳理了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末中国电视评论发展的三个阶段，归纳了不同评论形式的特点与电视评论存在问题，并指出其融合化、分众化、人格化、交互性四个未来趋势。

　　随着网络及新媒体的应用及普及，涂光晋又在评论教学与研究中增加了网络时代意见传播的新形态与新变化、新媒体平台上的意见传播与整合等新的内容，在学生作业中也增加了这方面的练习，使新闻评论的教学与研究与传播技术进步和媒介发展尽可能保持同步。

　　涂光晋对评论的研究是历史的和具体的，她以发展的眼光观察中国不同历史阶段的新闻评论。她认为改革开放后的新闻评论在形式、功能、内容以及传播方式上都有巨大的变化，可以概括为多媒体生存、多功能延伸、多主体参与。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她提出“整合者”的概念，认为面对情绪化、去中心化的信息环境，媒体应该打造立体化的意见传播平台，实现从引导到整合的转变。在多年新闻评论教学与研究的基础上，她提出，不应仅仅把新闻评论看作是一类特殊的体裁类型，也应将其看作是一个有机的传播系统。新闻评论的教学与研究，是对其内在发展变化规律以及与整个社会大系统之间互动关系的揭示与探讨。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与发现，集中体现在她的专著《时代之“声”——新时期中国新闻评论研究》之中。

　　作为经验丰富的新闻实务老师，涂光晋面对快速更迭的实践与相对稳定的教学之间的脱钩与争议，认为新闻评论课本身就是一门既教“术”又教“道”的课。“术”是随着受众、技术、文化等社会因素的变化而呈现一种变动性的特征，但“道”的探索是无止境的，这里面包括对新闻规律、新闻价值等内容的探索和传递。

　　在过去几十年的教学工作中，她坚持用最新的新闻素材作为教学案例，听过课的学生都认为她的评论课永远是新鲜、生动的。“给学生提供这些最新的资讯当然需要付出很多时间和精力，在网络还没有普及的二三十年前，经常电视一开就是一整天，熬夜到凌晨才能录到重播的节目。但这对于教师来说，在积累教学内容的同时，也在积累对问题的认识和思考，积累自己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她说。

　　作为新闻实务课程的新闻评论就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写评论，除了对“术”的重视，涂光晋更为看重评论课对学生在新闻事件和社会问题上判断力的培养。她更愿意将新闻评论课看作是一门媒介素养课，而不仅仅是新闻业务课。“新闻评论的教师应该既让学生了解王韬和梁启超，也应该让学生了解正在发生的新闻事件和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的评论。这种对于新闻的敏感和对于敏感的坚持，是未来的新闻工作者应该具备的一种基本素质。新闻学院的学生更要有社会责任感，要有对社会的悲悯之心，这样才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和怎么做。”她希望自己的教学能够让学生领悟的是新闻评论之“道”。

　　在全国高校新闻院系中，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自20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头十年的60年间，一直保持着3名以上专门从事新闻评论教学的教师梯队，2005年，涂光晋老师作为课程负责人的“新闻评论”，先后被评为北京市精品课程和国家精品课程。在全国新闻院系中，这门课程是第一次获评国家精品课程。

　　涂光晋坦言，她研究公共关系完全是出于个人爱好。她进入公关研究领域的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变革引发舆论与思想上的激烈动荡，公关活动从西方引入，成为实施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国内的高校也陆续开设公关课程，组织公关研究。涂光晋成为第一个在人大新闻学院开设公共关系课的教师。

　　涂光晋认为她与公关的结缘，有个人性格的原因。“我的人缘比较好，我觉得追求‘人和’是公关的一个目标，能够广结善缘是公关人员的必备素质，这些和我的性格都比较吻合，所以我在学习公关、讲授公关这方面可能还有一些长处。除此以外，我比较关注现实，现实在变化，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式也需要不断变化。公关就是随着社会变动出现的新领域。”

　　在大众眼中，新闻评论和公共关系似乎是两个完全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领域。但从事几十年公关研究的涂光晋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公共关系真正的境界在于组织利益与公众利益及社会利益的统一。公共关系传入中国已经很多年了，但是很多人对于公关的认识还停留在请客吃饭、送往迎来。从全球范围来说，今天的公共关系已经进入决策的层面、进入战略公关的阶段。当下一些公关公司异化成发稿公司，这并不是公共关系公司应有的主要职能。”

　　早在2006年，她在《国际新闻界》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就提出公关危机的公共化倾向。她认为在实现组织利益的过程中满足相关公众的利益以及追求更大范围内的社会公共利益，是组织减少危机或有效处理危机的价值起点和基本思路。

　　涂光晋老师常在公共关系课堂上说一句话：“机会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她认为公共关系教给大家的是对话与公开。在后真相和多元价值并存的今天，出于对个人隐私和社会认同的担忧，人们很难敞开心扉地展开对话，也很难理性、平等地实现社会协商和达成社会共识，这让公关成为建立社会共识、化解舆论危机的必要中介。

　　在公共关系教学和研究领域，涂光晋老师对政府公关传播与危机管理进行了长达30余年的持续关注与研究，近20年来还深度介入并推动了中国健康传播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直接参与各级各类政府在突发公共事件、重大传染病疫情、食品及药品安全等方面的政策制定和专业研讨等活动，为政府建言献策，并将实践中发现的问题和最新研究成果直接应用到公共关系的课堂教学中。

　　涂光晋认为自己是一个对事情要求很高的人。“可能和从小的成长环境及所受教育有关，使我对很多事有比较高的要求，也有比较高的追求。”这种认真和高要求在她的教学和育人工作中随处可见。

　　在备课、授课工作中，涂光晋对自己的教学质量严格把关，在30多年的教学工作中坚持“案例+互动+模拟”的教学模式。她在教学实践中总结经验，不断寻求教学内容与教学方式的创新和突破，以求更好地适应当代大学生的接受方式和接受心理。“在‘教’与‘学’需要师生更多交流与互动的今天，教学已不再是填鸭式的单向传授，而应该包括学生的讨论与反馈，因此‘授课’一词已经面临挑战。”作为一名教师，涂光晋认为对学生基本情况的了解非常重要，必须结合鲜活、有时效的素材，不断更新教学案例，贴近时代，跟上学生的思想变化。“为达到更好的教学与传播效果，教师必须考虑学生这个服务对象的实际需求。”

　　涂光晋将自己负责的两门课程定位为专业课程和媒介素养课程的结合。在课堂上，她喜欢结合时事、运用实事来教学。“这种结合刚刚发生的新闻事件及相关评论的案例教学，综合运用各种教学方式，有助于学生更好地领会和把握课程内容，”她说。

　　而在课后，涂光晋还会与学生进行网上互动，通过这种适应信息时代青年人的信息接收方式和接收习惯的方式，促进学生对课程内容的进一步理解和思考以及思维空间的进一步扩展。自她2010年11月开通新浪实名认证微博后，其微博的“粉丝”已超20000人。新浪微博成了涂光晋老师与公众、学生等交流知识、分享经验的桥梁。

　　一位已毕业的研究生谈起她的导师时说道:“涂老师平日里十分和蔼可亲，但是在某些方面还是令人敬畏的。当时我的论文提纲改了五遍，论文改了三稿，涂老师都还不太满意。”这种“不凑合”的态度是涂光晋对学生、对学术的负责和严谨。她说：“我带的研究生，提纲没有改过三遍以下的，论文也经常要改四五稿。”

　　涂光晋的身上带着两种气质，一种是严格和认真，另一种是宽容与随和。她的老同学评价她是“没有绚丽之光却能给人带来温暖”的存在。涂光晋的温暖来自她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平易近人的待人态度以及细致认真的工作态度。

　　在课堂上，涂光晋总是以一种饱满而热情的精神状态给同学们授课，有学生回忆称：“夏天上课教室特别挤，大家来上课都昏昏欲睡的，但只要涂老师一进教室，大家就都精神了，因为她上课的时候精气神特别足，特别有激情，每一节课都这样。”涂光晋认为，上课这件事本身就让她有激情，无须刻意保持。“我所讲的这几门课和新闻传播学这门学科本身就有意思，更何况满腔热忱、开开心心地做一件事情反倒消耗得更少。我从小到大都是个比较乐天的人，在任何的困境中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垂头丧气。”

　　在微博上，涂光晋善于发掘生活中的美与乐趣。在国家大剧院观看话剧后，被艺术的优美和谐与文化的传递交融所触动，涂光晋连发五条微博，抒发自己的观后感。在李娜获得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冠军后，她通过微博表达了其兴奋、激动与喜悦的心情，热爱摄影的她，“得意”地上传了两张摄于加拿大班夫国家公园的照片，与大家共享美的瞬间。无怪乎她的微博粉丝感叹道：“涂老师有一颗温柔细腻的心，所以会发现生活中的各种感动和向上的力量。”

　　或许是这种精神饱满的授课态度，或许是融入教学中的人生态度，她主讲的两门课程多次入选中国人民大学最值得上的几门课。“有一些学生可能觉得，除课程内容以外，在这个课上还可以学到一些课程之外的东西。我把我个人对这门课的理解、包括我对这门学科的理解、对社会的理解和人生的理解同时表达出来。我希望学生从我讲课的内容和态度上，感受到面对生活、面对社会的一种态度——一种负责的态度、一种积极的态度，这样可以让他们在人生道路上少走些弯路。”涂光晋说。

　　在中国人民大学校园里，学生们经常看到涂光晋老师背着一个书包，自行车筐里放着一个书包，骑着车飞驰而过。学生们说，和涂老师说话，你永远不会紧张，因为她的宽容、真诚，因为你可以和她争论、可以和她一起开怀大笑，她就像一位朋友一样和你分享她的快乐。

　　涂光晋的平易近人与幽默风趣在学生中早已不是新鲜话题。“提问时嘴角总是含着亲切的笑意”“没有名师架子，开起玩笑来像个小姑娘”，这些构成了学生张盖伦记忆中的涂老师的形象。在她的眼中，师生首先应该是朋友，老师不应总以教育者自居。“无论是课堂教学还是课下讨论，师生之间更多的应该是一种平等的交流。”涂光晋这样说。

　　曾经有学生这样称赞涂老师：“教授的造诣和成就，无须赘述，而我最爱的，是涂教授‘一尘不染’的笑容，涂老师的笑容像阳光一样，能照亮人的心和新闻人的职业理想。”

　　在中国人民大学校报文章《我和我的老师》中，学生对她的描述是这样的：”转到了新闻系后，班主任是涂光晋老师，那时她30多岁，瘦高个儿，长得像演员一样好看，我们都叫她涂阿姨。我很怀念在人大读书的80年代，那时生活虽然艰苦，但人人有理想，教师认真教书，精心育人，春风化雨。大学毕业18年后，当我站到讲台上，我时常会想起涂老师。她怎样教我，我就怎样教我的学生。我希望像涂老师那样做一个有原则的人。”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2004级学生吴帆说:“同学们对涂老师既热爱又崇拜，她不像个高高在上的教授，而像是我们的朋友。她经常把一些发生在她生活中的趣事拿出来跟我们分享。”他的同学陈金凤说：“她有始终不变的小女孩似的阳光灿烂的笑脸，课内课外只要有涂老师在的地方，幸福就洋溢在那里。”

　　在涂光晋看来，作为老师传道授业，从来不只是传授专业知识和技巧，更是教会学生批判、理性地思考社会问题，培养新闻从业者的职业精神。在对毕业生的寄语中涂光晋说道:“无论今后从事什么行业，你都可以参与社会问题的讨论，都可以发表议论。而理性和公正，是任何行业，尤其是新闻行业所要坚守的前提。”她的学生对她所讲授的新闻精神也有着深刻领悟：“无论今后是否继续在媒体领域学习工作，涂老师所讲的理性、公正、对话、公开，都将是我们宝贵的一课。”“有涂老师这样的老师站在讲台上，新闻理想就在那儿，在老师‘有良知和责任感的社会公民’的期待里，会被我们一直记得。”

　　涂光晋的教导与陪伴，成为学生们记忆中不可磨灭的部分。她曾直言：“我的追求是学生。”作为教师，她始终把学生看作是她的“质检员”，将最新的发现和理解公布于课堂。涂光晋用她这种温润与铿锵并存的气质与精神，为中国新闻业培养了累累桃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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