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自尊心被按在地上摩擦，第一学历似乎成了我的‘污点’。”李敏不禁发出这样的感慨。参加最近的“秋招”，李敏(化名)很是受伤——即将从北京某985高校研究生毕业的她，连续被几家心仪的企业拒之门外，“因为我本科毕业于一所名不见经传的普通院校”。

　　这是媒体报道的一个案例，她显然不是孤例。有很多毕业生表示，在求职时因为自己的“第一学历”不理想，哪怕之后的学术成绩一路高光，但依然错失种种机会。“第一学历歧视”也成为一个舆论热点话题。

　　关于“第一学历歧视”，社会争议很大。如今也有人认为，这不是歧视，而是一种择优。他们相信，相比于学校自主性比较大的考研、读博，高考更能体现一个人的智力水平和学习能力，注重第一学历是有道理的，这是一个更有说服力的选拔标准。

　　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多。且不说高考本身的地域差异，就说高考对能力的衡量更客观，这本身并没有量化的数据，只是一种“感觉”。而如果只说感觉的话，反对者也可以列出种种理由，比如高考只是一次考试，偶然性大；高考科目过多，特长人才不占优势等等。

　　当然，客观来说，高考成绩、第一学历也很重要，这确实是“个人能力”的一部分。但是，如果这部分占比畸高，甚至像媒体报道的，海归博士、985硕士因为本科“双非”（“非985、211院校”的民间说法）被刷，那未免太让人沮丧了：这事实上是一种新型的出身论，也是在制造“低容错率”的社会氛围——因为一次考试不够出色，甚至可能是填报志愿的失误，那么之后无论如何补救都没有意义，也让“奋斗”“努力”“持之以恒”之类的词汇陷入价值真空，这未免过于残酷。

　　相反，如果人们更多了解考研的艰辛，知道有多少学子在悬梁刺股一般地努力，恐怕对“第一学历”的价值就不会如此笃信了。要知道，2023年考研报名人数474万人，录取率不超过20%，超过300万考研学子注定落榜。把“第一学历”提高到无以复加的高度，对这些在大学里没有学校、老师施加外在压力的情况下，却自发努力的学生来说，无疑是不公平的。

　　其实教育部曾经公开回应过“第一学历”的问题。2021年，教育部在答复网友相关留言时说，学历是指人们在教育机构中接受科学文化教育和技能训练的学习经历，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相关政策及文件中没有使用“第一学历”这个概念。我们在管理过程中所说“学历”通常指的是个人获得的最高或最后的学历。

　　这段话传达的意思已经很明显，至少在教育部门眼中，“学历”最本质的含义是一个人通过努力最后取得的学历。这也意味着，教育视野里的主流评价标准，不是某一次考试的成绩，而是在长线人生里持续努力的学习过程。

　　用人单位对“第一学历”的强调，其实也是陷入了某种执念和误区，这本质上是一种粗放的、低效的选拔模式——当然刷简历的时候只看学历在时间上确实“高效”，但这是以遗漏适配人才为代价的。同时也向社会广泛地传递了焦虑，造成了求职者的频频受挫且无从补救，求职者的平等就业权受到了损害，可谓双输。

　　“第一学历歧视”应当被扭转了，对此也应该进行综合治理。比如立法机关可以对就业促进法相关条款予以解释，或者在修订就业促进法时将学历歧视予以列举，为社会提供明确的法律指引；劳动部门也可以充分履职，对一些明显涉及歧视的案例进行规范并通报等等。

　　不过可以预计的是，想要彻底扭转这一现象并不容易。但至少，社会应该形成共识，“第一学历歧视”终究是一种人才浪费，一个健康的社会，看重的应该是完整的人，而不是他在某个年龄段的某个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