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导》周报总发行处旧址照片，位于老西门兰发里3号（1960年前后）。

　　1921年7月，中国在上海成立后，十分重视报刊宣传工作。1922年8月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西湖会议”，决定在北京创办《远东日报》，专门宣传国民革命。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认为，中共能力不足，当时也不应该办这样大的机关报，而且很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只应办一个周报。中共中央接受了马林的建议，决定创办《向导》周报，作为中央的政治机关报刊。中央还决定，由蔡和森担任主编，负责筹办工作。

　　在《向导》的创刊过程中，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高度重视，参与了《向导》筹办的具体工作。在《向导》出版前夕，陈独秀派李达去与挚友、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原放商量《向导》的排印方式，并书写了刊名“向导”二字，主持了《向导》办刊方针的制定，撰写《本刊宣言》。

　　1922年9月13日，《向导》周报在上海创刊，每星期三出版，十六开四版，以政论、时评为主。1923年，党中央对党团报刊进行分工，规定《新青年》季刊是“学理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宣传机关”，《前锋》月刊是“中国及世界的政治经济的研究宣传机关”，《向导》是“国内外时事的批评宣传机关”。1923年11月，中共中央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在党所创办的《前锋》月刊、《新青年》季刊和《向导》周报三种刊物中，“《向导》在社会上稍有影响”。

　　《向导》周报经费非常困难，常以“本报启事”“敬告本报读者”的名义向社会各界特别是向读者进行“募捐”。一些党员干部也大力捐助。如中央执委高君宇便将自己生活费的大半拿出来作为报纸活动经费，而他自己却节衣缩食。与募捐相比，共产国际的经费是最主要的来源。1923年6月，陈独秀在党的“三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今年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1.5万。”由于经费问题，《向导》在1924年之前的发行量没有增加。主编蔡和森曾向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苏俄派驻的政治顾问鲍罗廷反映过，但并未得到根本解决，每年仍只给200元左右。蔡和森感慨地说：“出版《向导》的全部问题，现在不在于政治上的，因为现在中国没有一种力量，无论是帝国主义或是军阀，能够封闭《向导》，问题只在于经费。”

　　《向导》主要是通过邮局发行，也利用一些进步书店作为发行和零售渠道。上海书店、广州新青年社书店等书店，也都销售《向导》周报。为了加强对党报党刊的管理和指导，1923年10月，中共中央成立了教育宣传委员会，下设编辑部、函授部、通讯部、印行部、图书馆五部，印行部每月上报《向导》等报刊的发行收入情况。1924年5月，中央成立出版部，敦促各地注意扩展党报销路，寻找“不出费或廉价登《向导》广告之出版物”。

　　1924年9月2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和中央局秘书联名签署了一则通知，直截了当地要求党组织、党员定购和推销《向导》：“凡属本党党员，不但有购阅本党中央机关报的义务，并有努力向党外推销的义务。”党中央还发动所有党员、团员推销党的刊物，并要求各支部书记担负起督促的责任，“每支部书记必使各党员订阅并担任推销，至少每人须购阅一份”，如果个人因经济困难不能购阅，还必须要经过支部会议的许可才行。

　　《向导》《中国青年》都印了可张贴的推销广告，党团员负责将其在各地张贴。中央组织部曾指示各地党组织：“为推销《向导》起见，中局已拟印一种颜色广告，不日可寄各地，各地接到此项广告时，应责成C.P.（）、C.Y.（共青团）同志分送当地书铺、书摊，及前往各学校阅书室张贴，至要！”党中央要求各级组织和党员都要肩负起责任，并且规定了硬性任务，即每一个党员必须推销5份以上《向导》。同时，每一个支部还要负责推销3份以上的《新青年》和《中国工人》。到1926年7月北伐前夕，《向导》销量达到了5万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即使在江西赣州这样的内地小城，一个书铺每期能代售《向导》七八十份，《中国青年》五六十份。

　　《向导》周报创办初期人员紧张，陈独秀、蔡和森、高君宇、瞿秋白、彭述之等领导人兼任编辑和主要撰稿人。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彭述之、李大钊、罗章龙、、周恩来、王若飞、张国焘、高君宇、郑超麟以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都为《向导》写过文章。陈、蔡、彭、瞿4位中央主要领导人，成为《向导》4位最主要的作者。

　　在《向导》创刊后，陆续开设了“时事短评”“中国一周”“世界一周”“读者之声”“各地通信”和“寸铁”等栏目。《向导》提倡朴实动人的文风，反对离开问题而谈主义，文章大都短小精悍，生动活泼，针砭时政，入木三分，具有很强的战斗力。一些标题很吸引人，如《吴佩孚真会拣择便宜货》《好个救国的妙计》《何东的狐狸尾巴现出来了!》《死不觉悟的外交系》《法西斯的祸水已经来了》《请看帝国主义的横暴》等，都让读者一目了然。

　　1926年《向导汇刊》第4集出版时，其广告词写道：“本报自4年前出版至今，一向便是全国最急（激）进的刊物。”干预彰显自己“最急（激）进”，显示出《向导》在大革命时期的巨大影响。《向导》大力宣扬“国民革命”，并赋予了它以新的含义，在大革命中发挥了唤起并团结民众的重大作用。《向导》首次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帝国主义”和“军阀”都是外来名词，一开始被人视为“海外奇谈”。《向导》坚持理论宣传不搞通俗化，“《向导》既然担起指导中国革命理论和策略的责任，自不能兼顾通俗化……”经过两年多持之以恒的宣传，《向导》终于使“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深入人心，广为人知。

　　“纸老虎”的概念也是经《向导》的宣传而家喻户晓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内存在着严重的恐帝思想，蔡和森认为这是“民族衰亡的预兆”，必须彻底揭露帝国主义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1922年9月20日，蔡和森在《向导》第2期上发表《武力统一与联省自论——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一文，用“纸老虎”一词来批评一些只知空发议论貌似强大的政治家或政论家。1924年10月，蔡和森在《向导》第88期发表《商团击败后广州政府的地位》一文，说英帝国主义支持的商团是“反革命的纸老虎，经十五日那一日的恶战便完全戳穿了”。《向导》还大力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使得它成为1927年最流行的口号。

　　《向导》周报是在租界的印刷厂秘密印刷发行的，多次遭到租界当局的查封。《向导》被迫不断迁移地址，并采取各种伪装手法，掩人耳目，以继续出版发行。1922年10月，《向导》在上海仅仅出版了四、五期的时候，租界工部局就查封了《向导》。

　　北洋政府对《向导》同样采取了封杀的态度，邮局常没收《向导》，借此削弱其社会影响。在北京办报时期，报社把印刷厂设在偏僻的小巷，并以承揽市民活计为掩护。他们还经常搬迁编辑部，来和敌人“周旋”“捉迷藏”。

　　1923年4月，《向导》随中共中央南迁广州，后又迁至杭州出版，不久又迁回上海英租界内的上海大学编辑出版。1927年4月，《向导》周报随党中央迁到武汉。7月15日，汪精卫叛变革命。7月18日，《向导》出版了最后一期——第201期。此后，《向导》周报宣布停刊。

　　《向导》周报在近5年的时间里，发行量最多时达10万余份，共出版了201期；刊发了国内外政论、时评700余篇，各地通信近120篇，各种文告宣言近60件，国内外读者来信110余件，总计320万字以上。《向导》是中国早期报刊中持续最久、出版较正常的机关刊物，也是当时中国报刊界影响最大的刊物之一。1923年12月，在北京大学成立25周年纪念日举办的民意测验中，《向导》周报获得各界读者爱读票220票，名列全国周刊第一名。

　　读者赞扬《向导》的创办是中国“两千年来历史上破天荒的荣誉作业”，称赞《向导》是当时中国新闻界中“真敢替受压迫的工农阶级呼冤而确能指示民众以革命大路的”唯一报纸，把《向导》看作是“黑暗的中国社会的一盏明灯”。

　　在中国报刊史上，最早的党报也是第一份中共中央机关报，当属1922年9月在上海创立的《向导》周报。《向导》周报经历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和破裂，大革命兴起和失败的整个过程，历时近五年，成为大革命时期国内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