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毕业于安徽大学，2001年2月进入南方周末报社，2004年7月至今供职于南方都市报评论部，任职首席编辑。

　　本世纪初，以《南方都市报》首辟时评版并不断改版扩版为发端，国内报纸竞相设立时评版，一时引爆所谓中国第三次“时评热”。

　　这种国内报纸时评版面的风起云涌，理所当然是中国新闻成长的一大亮点，而因此涌现出来的持久不衰的网民与公众参与，以及更见规模的公共知识分子与报章的联盟，折射出中国的社会表达欲望与能力都在大跨步地增进，以致有人用“公民写作时代”到来形容这种盛况。

　　那么，何谓“公民写作时代”？它的特征是什么？它和时评热的兴起关系何在？它对中国的未来走向有什么影响？

　　自1992年春“南巡”并发表讲话，这个“中国最有力量的人”再次开启改革，重新出发，迄今已经一去十五载。15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改革方面中国确立的市场经济的目标，在开放方面中国实现了加入WTO的夙愿。而与此同时，中国也进入了阶层分化明显，利益博弈加剧的时代，一方面教育、医疗、住房、养老以及国有资产流失、贫富差距过大等民生问题越来越严重，另一方面以权贵资本为特征的特殊利益集团日见形成，“改革正在过大关”。

　　自在1992年提出“不争论”后，意识形态在中国开始逐渐淡化、消解，民众的注意力更多集中到具体利益格局的评价与调整上，各个社会阶层越来越明晰了自己的利益诉求，要求在博弈中表达和捍卫自己利益的意愿也越来越强烈。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力度不断加大，特别是加入WTO让中国的开放走上的不可逆转的道路，中国开始认同并融入国际主流价值，公民社会也正在中国逐渐生成——开放给中国带来的不仅是经济上的发展，更是信息上的开放、思想上的开放和心灵上的开放，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人类普适价值逐渐深入人心，成为国人的普遍共识，国人的权利意识开始觉醒。

　　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说，“使人们能够用以确定什么是跋扈与的，正是权利观念。权利观念明确的人，可以独立表现自己的意志而不傲慢，正直地表示服从而不奴颜婢膝。”在这个开放推动改革的时代，民间力量正在生长，来自社会基层的声音和力量越来越强，比如孙志刚事件引发的违宪审查呼声，比如基层村民选举和小区业主维权的如火如荼。这种基于自身利益的权利意识是持久而坚定的，不断地碰触当下中国的真命题。谋求自己的利益，必先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公民的表达欲望和表达能力空前提高，公民表达呼之欲出。

　　恰恰这个时候，互联网的诞生为这种“公民表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平台。诚如五岳散人所说言 “网络时代的传播，是让所有人都真正的具有了话语权，可以有一个公共的平台进行言说。大众传播工具，第一次从真正意义上成为了一种公器，从而极大的改变了世界的面目。”

　　改革是大刀阔斧，开放是润物无声。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沐浴着改革开放春风的中国人已经具备了表达利益的诉求、能力和平台，“公民写作时代”也就应运而生了。传播方式改变了生活方式，继而改变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国由此开始进入以公民权利为结点的网状体(公民社会)逐渐代替以权力为中心的星状体(政治社会)的时代。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新闻体制的改革，中国媒体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都市类报纸的崛起。这些都市类报纸区别于以前党报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市场化运作，它们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赢得读者市场，就必须尊重读者和民众的需求，按新闻规律办事。市场化的都市类报纸和网络时代的公民写作这两种向上生长的力量一旦相逢，便是风云际会，时评热的兴起自是水到渠成。

　　但是，时评在都市类的兴起也需要一个报纸自身采编队伍成长成熟的过程。曾有过这样一个有趣的小故事，上世纪90年代后期，北方一家报纸的编辑曾向总编辑要求办时评栏目，结果总编答曰，“评论可以办，但不可有观点。”而具体到这轮时评热的发起者《南方都市报》，早在1995年，当时的主编关健就开始了长达5年之久的“市事论语”时评栏目写作经历。但在关键2000年3月去职后，《南方都市报》时评传统暂时告别，此后两年继续保持空白，报社内部虽有人提议填补，但始终没有下文，究其原因，“不是不想做，而是不敢做。因为时评这东西政策性很强，个中的火候难以拿捏”。

　　都市类报纸的这个成长成熟的过程一直到了2002年。2002年3月4日，《南方都市报》改版，作为重头戏之一的时评版诞生，此举开创大陆媒体先河。选择这个时机推出时评版，主要基于两个因素：一是报社向“主流媒体”转型必须提升新闻品质，时评作为实现其“主流”诉求的主要方式；二是当时的宣传管理及舆论环境相对宽松，给时评版的开设提供了外在空间。“新闻媒体对时代风向最敏感，对社会变动最敏感，一旦最敏感就很可能生长到那个最敏感的空间中去。”同时，做时评也符合中国报人长期以来的新闻理念和专业追求。

　　在南都时评不断扩版改版的同时，全国各地都市类报纸的时评也如雨后春笋——北京的《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上海的《东方早报》、《第一财经》，西安的《华商报》，长沙的《潇湘晨报》，郑州的《大河报》，广州的《羊城晚报》、《新快报》等等，真可谓“有都市报的地方就有时评版”。不仅都市报类报纸，连传统党报如《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等也纷纷创办时评版。面对如此空前盛况，用第三次时评热来形容实不为过。

　　在这轮时评热中，南都时评的贡献还不仅在于开了时评先河，更重要的是，南都时评自2004年的改版后，刷新了国内时评的操作理念，诚如南都时评负责人李文凯所言，“南都时评是基于这样一个理念而设置生长的——中国与中国人，正处在百余年未绝的历史大转型努力之中。这种大转型，自晚清开埠而始，基本的命题便是要成为一个现代国家与现代民族；其间的种种努力，所要解答的不过是国家独立的民族主义诉求、经济发展的民生主义诉求与政治文明的民主主义诉求，纵观这些命题，便不难发现，时下的中国正处在这一历史大转型的最后关键阶段，身处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无可避免地要成为这一历史的推动者，也无可逃遁地要成为这一历史的被触动者。因此，在这个转型中，这个国家的方向、所获得的进展、所遭遇的困顿、所影响的命运，是我们评论所要紧密关注、积极表达的话题。”这种理念与操作已经日见成为中国现状下媒体的自觉。

　　而公民写作时代的中国时评，也不仅是给普通公民的提供意见表达的平台，更重要的是把精英表达纳入到公民写作中来。“当下，公民写作……是个人的价值认领，一个人选择了它，就选择了责任和义务，于是便以公民的自觉在公共领域内发言。它，可以是建言的，也可以是批判的；可以面向公众，也可以面向体制……它唯独不可以背离这样一种理念，即‘为了公民和人的权利’”（邵建，2005）。“公民写作”所强调的，不是时评作者的身份，而是时评理念的公共取向。在这里，公民写作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公共表达。

　　这轮以公共表达为核心特征的时评热，其最重要的后果就是加速了中国“公共舆论时代”的到来。在西方近现代史上，“公共舆论”一出现，社会变革就要加速。17世纪后期，“公共舆论”在英国出现；18世纪初期，“公共舆论”在法国出现；18世纪中期，“公共舆论”在德国出现。现在，人类社会持续了几百年的“公共舆论”浪潮，开始从中国愈来愈多的传媒缺口喷涌而出，逐渐汇成了转变社会的问责洪流，推动着中国的现代化转型。

　　因此，本书所搜集的2006年的中国时评精选，正是基于这样一个理念和原则进行的：我们所选择的作者，大多是那些对中国百年转型有着系统认识，并对转型的三大内容（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文化多元化）有着专业知识的人，比如具有系统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等知识背景的学者与知识分子，以及具备丰富阅历感知的经验主义媒体人。我们所选择的文章，就是用这种转型的大视野去诠释当下中国发生的形形色色的新闻事件，“让常识回到生活来，就像让大地回到我们的脚下”。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如果要问原汁原味的公民写作在哪里？在网络上，在那些网民的留言、博客、论坛上。

　　针对重大时事新闻背后的纵深与时局，放言畅谈当下中国的大转型、大趋势与大命题，以昔日《大公报》设立“星期论文”栏目关怀国事天下事之心为仰，议题不设先见以问解时代风向，观点不求党同而赏洞见精深。

　　博客，网络时代真正的公民发言，公民真实利益和声音的直接表达，记录并影响着中国的进程；

　　小品文，话题贴近民生，风格轻松活泼，或娓娓道来，或俏皮幽默，或讥刺反讽。

　　自2004年郎顾之争引发国企产权改革争论始，围绕市场化改革的争论波及一个又一个领域，已经逐渐演变成为关于改革的基本方向、路径甚至是否应当再继续改革的大争论。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所说，继上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初期之后，改革进入了第三轮大讨论的阶段。大讨论的实质是要回答三个问题：改革到了哪一步？改革从哪里来？改革要往何处去。

　　在一片繁荣的景象背景，国内时评也存在一些重大缺陷。我把这些缺陷称为“三化”——泡沫化、同质化、重复化。

　　第一，泡沫化。时评不是小说，它是建立在新闻事实的基础之上的。但是，这两年以来，中国的新闻报道开始步入萧条，种种对新闻报道的限制可谓推陈出新，既有权力的限制，也有资本的限制。但在新闻萧条的同时，时评却在同期获得了大发展，东南西北中，统统有评论。但是，这种新闻萧条之下的时评繁荣，是不是一种伪繁荣呢？新闻是皮，评论是毛，皮之不存，毛之安附？难不成时评真要凌空虚蹈，成为高来高去的空军？

　　新闻的深入报道不仅可以给时评提供扎实的材料基础，而且还可以推动着时评向纵深发展。拿去年轰动全国的佘祥林案来说，自《南方都市报》首先介入后，全国各大媒体纷纷加入，从各个方面、各个层面进行全方位报道，拿南都社论来分析，既有针对案件本身的《佘祥林案是否涉嫌刑讯逼供？》（2005年4月4日），也有针对湖北省高院的《如此经验让人心寒 疑罪从无尚待弘扬》（2005年4月3日，当时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总结了避免佘祥林被冤杀的“经验”，认为“省高院严把死刑案件复核关，坚决顶住压力，不为舆论所左右，撤销一审判决，从而刀下留人，避免了无辜者被冤杀”。），还有直接批评最高法副院长的《难道张在玉的“死而复生”体现了司法公正》（2005年7月14日，当时最高法副院长万鄂湘说，“错案不可能是完全不存在的，是否司法不公应该从最后纠正的结果看。这个案件从错的又纠成正的，难道不是司法公正的体现吗？”）。

　　可以说，没有层层推进的新闻事实，就没有层层推进的新闻评论。拿今年的大案案来说，因为受到禁止异地舆论监督的限制，该案的报道和新闻的挖掘深度根本无法同佘祥林案相比，正是缺乏这种新闻的深入，高案的评论也始终只能停留在“内裤鉴定”等层面上，无法对高案背后的司法腐败、官员腐败及黑恶势力做进一步的延伸评论。

　　第二，同质化。“公民写作时代”到来了，但现在表现在国内各大媒体时评版上的文章是不是就是这些真正的“公民写作”呢？我认为，恰恰相反，不仅不是真正的“公民写作”，反而是一种“伪公民写作”。我们看到的是，各种各样专业的时评写手充斥着国内的各大评论版，很多写手一天甚至可以写五六篇时评，然后投向全国各地的时评版，《南方都市报》可以收到稿件，《中国青年报》、《新京报》、《羊城晚报》、《东方早报》等一样可以收到，同一篇文章甚至可以在不同城市的报纸“不约而同”地刊发，时评同质化的表现非常严重。

　　而且，这些文章总体上没有什么价值，不新鲜。譬如说四川一个小姑娘被饿死，大家就异口同声谴责社会的冷漠。有同事去某地出差后发现，当地盛产时评写手，有很多公务员和教师，工作不是很忙，工资收入比较低，只有800-1000。这些人很勤奋，一天甚至写5-6篇，写完后有个投稿序列，向全国的报社投稿。如果一天只发一篇，每篇100元，也远高于自己的收入。这样的时评写作，变成了养活自己的手段。其实，成为时评写手也无妨，问题在于评论的价值太小，无法提供评论应有的“新闻之外的东西”。

　　更有甚者，前段时间我去海南开会，买了一份当地报纸，它的第三版也是一个时评版，当天时评的头条赫然是曹林的文章《“优惠央视骨干”下的权力无意识》，后来我向曹林求证，结果曹说他根本没给这家报纸写稿，是这家报纸未经他同意就从其博客上扒下来的；它的二条赫然是我前一天在南都社论版上编发的文章《谢天谢地，孩子不是被抢》，当然，它也未经我们的同意。事实上，这种剽窃、抄袭的行为在时评界已经不仅仅是个案。

　　第三，重复化。梁文道曾说过，他做时评一个最大的悲哀就在于，几年前他说过的话，现在拿来发表，一点都不过时。这说明，我们的工作实际上收效甚微，我们对这个国家的改变非常之小。当然，我们现在走的是渐进改良的道路，总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民主和法治不可能一口气建成。但是，一个不利的客观后果是，如果我们长期就同一个问题以不同的方式或者以相同的方式重复表达的话，读者是否会因此产生脱敏，被批评的官员是否会因此产生脱敏。我认为，至少时评的传播力和批判力会因此下降。如何去发掘新的作者，如何去发掘新的题材，如何去发掘新的言说形式，值得同行深思。

　　自从改良取代革命、时评取代杂文之后，各个媒体没有不标榜自己“理性、建设性”的。“理性、建设性”的确是时评应持有的立场，也是当下中国最稀缺的东西。但是，建设性如何不成为媒体和权力阶层合谋的借口？理性如何不成为奴性的代名词？我曾在某网站上看过一篇文章，批评国内一档热门政论片，文章的评价是“理性拍马屁、建设性吹捧”。我们要警惕和反省的，就是这种伪理性和伪建设性。在这个特权利益集团越来越强大的当下，在我们自身越来越受各种利益影响的当下，如何保持我们的独立判断和批判精神，我们永远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