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这病人却趁医生开药时连开两枪，随后又对准医生头部补上一枪，直接导致医生当场身亡！

　　只见那病人的枪口还对准医生的尸体，口中喃喃道：“人是我杀的，我负责！他要杀我，我有证据！”

　　这份工作也让他更加了解到在战争时期，信息的传递与保存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

　　此时他已经从上海转移到了河北阜平，经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批准，加入了八路军。

　　他甚至对与自己共事的摄影工作者严格要求：“底片就是画报社的命根子，人在底片在，人与底片共存亡！”

　　吴印贤编撰的《摄影常识》一书邀请了沙飞为此书作序，沙飞在序言中指出：“摄影是一种负有报道新闻职责的重大政治任务的宣传工具,一种锐利的斗争武器。”

　　他的将摄影作为一种武器的观念在当时是十分超前的，时至今日也对军事新闻的摄影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

　　他拍下的许多照片都充分发挥了新闻摄影的宣传作用，还曾将沙飞的照片送到延安和重庆。

　　后来沙飞与同事们共同筹备出版的《晋察冀画报》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发送到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以及边区的各个党政居民单位。

　　在其他抗日根据地，如菲律宾、新加坡、越南、苏联等国家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可以说沙飞是摄影武器论的开创者，也是一位伟大的高尚的军事摄影师，是中国在摄影领域开疆拓土的先锋。

　　而当时沙飞在和平医院住院，根据他的肺结核病情和他的整体健康状况，为他安排的主治医师恰好就是一位日本籍的医生，津泽胜。

　　原本这也是一件好事，毕竟他多年奔波劳累，如今不仅能够休息，还能够接受更好的治疗。

　　鲁迅先生去世对沙飞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当时社会上就有传言称鲁迅先生是被日本籍医生暗害而身亡的。

　　加上他常年在战争的第一线去进行拍摄与记录，他的镜头、他的眼睛都目睹了太多日军的暴行。

　　而他自己一手创办的晋察冀画报社，甚至两次遭遇日军袭击，与他共事的九名战友当场被杀，六名同志被俘。

　　在长达一年的治疗期间，津泽胜向沙飞询问他的身体感受，询问他的用药情况和病情，都遭到了沙飞的横眉冷对。

　　相比刚入院时来看，沙飞的病情已经有了很大的好转，这不就说明津泽胜的治疗是有效的，而沙飞也配合了津泽胜的治疗吗？

　　有几次他甚至向家人求救：“鲁迅先生就是被日本医生害死了，如今他们又要来害我了！”

　　那时候对于精神类疾病的研究还并不像现在这般深入，因此也没有人感受到沙飞的状态已经接近被害妄想症。

　　1949年12月15日，在即将出院的前夕，沙飞支开其他人，单独邀请津泽胜到自己的病房来。

　　砰砰两声，为他进行了一年治疗的津泽胜倒在血泊中，沙飞走上前，见津泽胜还有气，又对准头部补了一枪。

　　整个保卫部都理解不了，既然已经被这日本医生治愈了，为什么沙飞还会怀疑他，甚至将他残忍杀害呢？

　　譬如通过打针的方式让沙飞发高烧，又或是药物有严重的副作用，还有诸如故意拖延治疗时机和强行使用X光照射损害生理机能等理由。

　　最关键的是，如今沙飞已经在津泽胜的治疗下康复痊愈，又怎能证明津泽胜要害死他呢？

　　由专家来调查沙飞的病例和日本医生采取的治疗方案，对沙飞在这一年内打的针吃的药都进行了仔细的审核。

　　最终得出的结果表明，津泽胜用的每一种药都是合理的，且有利于沙飞病情康复的。

　　如今沙飞的肺结核已经停止发展，体温正常，体重增加，不再吐血，日常生活行为能力已经完全恢复。

　　这位日本医生无论在中方还是日方都比较有名，他的死使整个军区的日本医护工作者都感到不安。

　　加之还有不少日本医护人员的家属住在和平医院中，正在接受津泽胜治疗的病人也还有许多。

　　如今沙飞不仅要负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组织上还必须采取措施消除这一行为带来的负面政治影响。

　　他甚至猜测是不是沙飞在这一年的治疗过程中精神状态出现了异常，才导致他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

　　聂荣珍万般无奈，万般不舍，只可惜沙飞已经闯下这弥天大祸，如果不解决，只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除了沙飞的家人和等真心信任沙飞的战友，几乎没有人认为沙飞是含冤而死的。

　　沙飞的家人多次提出上诉，但当时的法治体系对于这样的案件是并不予以及时响应的。

　　如果用现代的医学知识来解释当时沙飞对日本医生的极度抗拒，或许可以将其定义为创伤后应激障碍。

　　而被迫长期面对一个自己抵触、害怕、回避的对象，毫无疑问对沙飞的精神和心理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他在信誓旦旦对自己的家人声称那日本医生一定是个间谍时，就已经说明他存在一定的妄想，他的警觉度异常地提高。

　　如今已经证实有许多曾经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人都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

　　或许也就是察觉到了这一点，才会一再追问沙飞究竟有没有精神方面的问题。

　　鉴定书中认定沙飞当年在肺结核的治疗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精神疾病，枪杀津泽胜时，他的精神状态是不正常的，他的行为能力是不受控的。

　　有了这张鉴定书就能证明沙飞在精神病发作期间枪杀津泽胜是并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

　　当证明沙飞不需要负刑事责任的判决书摆在面前时，他不由得再次流下泪来。

　　沙飞是一位好同志，是一位优秀的军事摄影师，他为革命和解放做出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

　　但津泽胜同样是一位好医生，也曾救死扶伤，挽回我军多少将士的性命，成为多少患者的恩人。

　　长期饱受精神和身体双重折磨的沙飞，压在他心里的重担来自那个动荡的充满炮火的时代，他们二人的死归根结底都是时代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