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美国媒体首次公开了2022年的一起死亡案件：佐治亚州28岁的安伯·妮科尔·瑟曼服用了堕胎药，却因并发症未能将所有胎儿组织从体内排出，不得不去医院寻求常规手术。但就在那个夏天，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推翻近半个世纪前标志性的“罗诉韦德案”，终止了宪法对女性堕胎权的保护。瑟曼所在的佐治亚州随即将实施刮宫手术定为重罪，任何违反该州新法律的医生都可能面临最高十年的监禁。这位年轻而无助的女性最终因严重感染，死在了治疗设备完善的医院里。

　　当国际社会惊讶于这样的悲剧竟然发生在21世纪的美国时，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政客们却忙于围绕堕胎权展开的政治斗争。美国《纽约时报》说，当这类故事被曝光时，“政治光谱的任何一方都想要利用它推进自身政治议程”。

　　长期以来，堕胎在美国被认为是“争议最大、最情绪化”的线月“罗诉韦德案”被推翻，堕胎权议题再次成为全美焦点，也是今年美国大选的核心议题之一。然而，堕胎权在美国已经成为一个被操纵的政治符号，映射出的是唯利是图的政党、利益集团的渗入、反复横跳的政客……这场“生命之争”被政治化、党派化，将美国社会深深撕裂。

　　在美国，堕胎权之争从北美殖民地时期持续至今。长期以来，主张限制堕胎、保护胎儿生命的“生命派”和支持放松堕胎限制、尊重孕妇选择的“选择派”交锋激烈。不过，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美国政客对堕胎权的态度并不严格按党派划分。让这一议题走向政治斗争的，是政客们发现操纵该议题有利可图。

　　1972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共和党人尼克松以反堕胎立场吸引了社会保守派选票，最终赢得大选。此后，反对堕胎的宗教保守势力成为共和党迎合的主要对象，而这些势力也想借助政党竞争宣传自己的宗教与道德价值观，这让堕胎权议题开始滑向党派化。

　　随着政党介入，民主、共和两党政客开始选边站队，逐渐形成针锋相对的立场——支持堕胎权，共和党则反对堕胎权，两党通过“堕胎政治”拉拢不同力量、扩大各自阵营。与此同时，对堕胎权的态度成为检验政党成员的“试金石”——支持堕胎权的共和党人及反对堕胎权的人越来越难以在国会中获得席位，党内“异己”被排挤，两党立场不断极化。美国社会宗教研究所今年5月的一份研究显示，支持堕胎的成员比例比共和党高出50个百分点。美国《国会山》日报对此评论说，两党在堕胎权上的分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

　　如今，堕胎权议题已深深刻入美国政治版图，两党通过推动国会立法、签署或废止行政令等手段“斗法”，并将这一议题当作影响民意、扩大票仓的抓手。仅在2021年，美国各州就出台了近600项堕胎限制措施，其中90项已成为法律。前总统特朗普在任期间任命三名保守派官以推动联邦最高法院保守化，最终促成了2022年推翻“罗诉韦德案”事件。

　　共和党靠反堕胎立场保住了以保守势力为基本盘的选民支持，而表示支持堕胎权的也充分利用这一议题“攻城掠地”。美国《纽约时报》文章说，在2022年中期选举期间，抓住“罗诉韦德案”被推翻的机会，将堕胎权与日常家庭和医疗保健联系起来，利用选民对保守主义崛起的担忧，一方面转移了民众对经济议题的关注，另一方面巩固女性及年轻选民的选票，阻止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形成“红色浪潮”。

　　美国民众对堕胎权的看法也被两党政客“塑造”，立场越发对立。英国舆观调查公司今年6月的一份民调显示，59%的美国受访者认为堕胎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合法，31%的受访者认为堕胎只应在特殊情况下合法，另有10%的人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允许堕胎。德国Statista数据平台评论说，在美国当下的政治环境中，民众在堕胎权议题上的价值观冲突变得愈发极化、不可调和。

　　美国西北大学政策研究所研究人员克洛·瑟斯顿认为，随着堕胎权议题在美国国会和总统选举中变得越来越重要，政党与在堕胎权议题上有明确倾向的利益集团结盟变得更加常见，而这种结盟进一步加剧了两党及选民的撕裂与对抗。

　　据美国跟踪政治资金用途的“公开秘密”组织统计，1989年以来，支持堕胎权的团体已向人捐款3200万美元，而反堕胎权团体已向共和党人捐款1400万美元。尤其在“罗诉韦德案”被推翻后的2022年，各种组织和利益集团围绕堕胎权议题游说联邦政府的支出大幅增加，反堕胎权团体支出150万美元，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支持堕胎权团体的游说支出也较前几年有所增长，达220万美元。

　　利益集团的资金支持并不仅仅直接提供给政客本身。在美国，有一类为竞选融资而生的组织——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这类组织自201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决松绑政治捐助后应运而生。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通过向个人、企业和利益集团募集捐款，将所筹资金用于投放电视广告，从而左右民意、影响选举结果和立法进程。“公开秘密”组织统计，在2023年至2024年的选举周期中，支持堕胎权的团体共捐款337万美元，其中相当一部分流向了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美国第19新闻网文章说，在2022年中期选举前一个月内，四个关注堕胎权议题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就在竞选广告和选民宣传上投入了约600万美元。之所以在选举临近时在竞选上花费数百万美元，是因为这些组织相信关于堕胎权的言论可以左右选举结果，“这说明了当下选举环境的状况”。

　　依靠利益集团“输血”的美国政客在掌权后自然会“回馈”金主，在制定各类政策及法案时为背后的利益集团谋利。有研究显示，利益集团对自身关心的话题往往比公众有更极端的倾向性。随着相关利益集团利用堕胎权议题渗入两党，游说政治、金钱政治绑架了美国政治，最终导致少数强势集团的利益凌驾于多数弱势民众的利益之上。

　　目前，美国共有10个州将堕胎权列为今年大选投票的核心议题，其中就包括关键“摇摆州”亚利桑那和内华达。

　　在今年竞选期间，共和党方面在堕胎权议题上突然陷入“纠结”。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共和党7月发布的竞选纲领草案放弃了在堕胎权议题上主张全国性禁令的立场，这在40年来尚属首次。有分析称，这份纲领体现了特朗普在堕胎问题上的立场有所软化，与他曾将“罗诉韦德案”被推翻归为自己总统任内功绩形成了鲜明对比。美国媒体分析说，特朗普不想因为堕胎权议题同时得罪基督教福音派选民与温和选民，但他的摇摆不定却引发了二者的不满，这让特朗普陷入两难。

　　特朗普并不是首个在堕胎权议题上改变立场的候选人——拜登在其大部分政治生涯中都支持联邦政府禁止为堕胎项目提供资金，但在争夺2020年总统候选人提名时，他同样改变了立场。

　　作为美国历史上首位非洲裔和南亚裔女性总统候选人的哈里斯，将保障堕胎权作为其竞选核心承诺。美国媒体称她比以往任何一位总统候选人都更支持堕胎权。不过，哈里斯始终拒绝透露自己是否反对任何堕胎限制，尤其是怀孕23周后堕胎是否合法的问题，这也让她“自由”“进步”的立场充满了功利性与政治考量。

　　如今，“美国反对美国”已成为深刻的现实。两党围绕堕胎权的激烈交锋成为政治博弈和金钱游戏，其结局早已注定：围绕堕胎权议题，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已经缠斗了几十年，这种斗争未来也不会随着一场大选的结束而停止。在利益集团驱使下，他们的争论无关“生命”，也不为“选择”，只为自身政治利益，而美国普通民众只是旁观者，没有真正的选择权——不论是在堕胎权上，还是在别的问题上。

　　“在可预见的未来，堕胎权议题仍将困扰我们的政治，而且很难看出有什么可以改变这一现状。”美国政治新闻记者迈克尔·肖恩·温特斯写道。

　　栏目主编：张武 文字编辑：董思韵 题图来源：新华社（资料图） 图片编辑：曹立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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