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消息8月1日发出，是地震3天之后发出第一篇新闻报道，其中既没有死亡和伤者的数字，也没有任何受损失的情况。党和政府的关怀和人民与自然灾害斗争的情景占据主要地位。在唐山大地震中死亡240万人的数字直到十年后的1986年才被作家钱钢披露出来。这种惊人的延宕和负面事件正面报道实际上背叛了新闻真实性的原则，是对读者不负责任的作法。不幸的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这种情况是大量存在着。

　　灾难性事件报道在西方传媒中享有极重要的地位。它往往反映迅速，事实准确。在报道中负面因素不仅不被隐瞒，而且还被充分展示。在看过1976年中国唐山大地震的灾难报道之后，我们将70年代中期澳大利亚报纸对达尔文市遭龙卷风袭击的报道展示如下。下面的报道出自1974年12月26日的《悉尼晨锋报》：

　　昨天，一场致命的龙卷风摧毁了达尔文市，至少有44人死去，2万人无家可归。

　　有41000人口的这座城市被认为是国家的灾害中心，国防部门已处于警戒待命状态。

　　昨晚10钟，堪培拉国家紧急救护中心报告说，该市百分之九十的房屋被龙卷风严重摧毁。

　　以上是西方报纸上的一则典型的负面报道。在八十年代以前，这种报道在中国报纸上是见不到的。但在八十年代后，中国传媒有了显著变化，试看《人民日报》1987年3月26日的一则灾难报道：

　　昨天凌晨3点20分，哈尔滨亚麻厂发生严重爆炸，伤亡者多人。工厂设备被严重毁坏。

　　事故发生在工厂的三个主要车间。到今天早上为止，有47人死亡，179人受伤……

　　过去很长时间以来，中国国内的负面报道只供党和政府的高级领导人阅读，它们出现在《参考消息》，《参考资料》，《情况反映》和《动态》一类内部刊物上。被报道的题材有一些和西方大众媒介中的敏感消息相同，如罢工，批评特权，，社会阴暗面等。这说明，中国的记者也写负面报道，只是后者的流通渠道被限制住了。为什么会有这种约束？通常的解释是：要注意“社会效果”。1983年，一份官方文件指出：报纸报道犯罪可能会诱发犯罪或被国际新闻媒介误传，从而损害国家形象；一些报纸报道了溺杀女婴，拐卖妇女的社会新闻，结果这些新闻被国际传媒引用，用以攻击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报道犯罪，会使人民产生一种印象—我们的社会是不安定的，会“导致丧失信心”和“恐怖情绪”；报道劫持和罪犯开车冲向人群会诱发其他犯罪。该文件强调指出：在暴露社会黑暗面的同时，要考虑社会效果，要提倡正面报道的手法。

　　1990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进一步从理论上概括了正面报道的要点：

　　我们所说的“正面”，所说的“为主”，就是要着力去宣传报道鼓舞和启迪人们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东西，鼓舞和启迪人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东西，鼓舞和启迪人们加强社会主义和法制建设的东西，鼓舞和启迪人们热爱伟大祖国和弘扬民族文化的东西，鼓舞和启迪人们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东西，鼓舞和启迪人们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而斗争的东西。总之，一切鼓舞和启迪人们为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和社会的进步而奋斗的新闻舆论，都是我们所说的正面，都应当努力加以报道。

　　为什么中国的传媒要以正面报道为主呢？进一步指出，这是因为社会主义是一个伟大而壮丽的事业，尽管这一事业有时也会有失误和曲折，但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的主流总是健康的，光明面总是占主导地位的。所以，报道历史前进中的英雄主义和前进中的社会主义历史现实是新闻记者的首要任务，而暴露和批评则是第二位的。

　　从题材上说，中国大陆传媒的正面报道一般注重两个方面：第一类是歌颂党和政府领导人民取得的光辉业绩，在政治上，如对“十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各条战线取得成就”的报道；经济上，如“夏粮丰收，棉花丰产，某工厂超额完成生产计划”；外交上如“中国重返联合国”，在体育上如“奥运会金牌”报道，等等。第二类是对先进模范人物和先进集体的报道，前者如王进喜，雷锋，王杰，张华，陈景润等，后者如大庆、大寨、解放军等。正面报道最有代表性的形式或曰高级形式为典型报道，其对象是先进集体和先进人物，其作用是以他们为楷模以教育人民；在报道形式上，典型报道篇幅较长，精雕细刻，配合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由于报道者浓郁的教化意识，报道中的议论、宣传等主观色彩异常强烈，鼓呼兴叹，此起彼伏；有时它采用连续报道的样式。典型报道一般代表党和政府在一个时期向人民指引的方向，它有时甚至是自上而下布置下来的政治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