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即如何管理和规范我们生存的世界，这个命题古已有之，但其真正的发展与成熟则受到全球化的助推。在全球化时代，教育正在打破既有的传统边界和藩篱，从一种具有强烈民族国家排他特征的专属物品，变成越来越具有全球属性的公共物品。各国对教育的意义和目标的认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趋同，各国教育改革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席卷全球。从全纳教育到全民教育，从终身学习到学习化社会，从国际理解教育到全球公民教育等，风起云涌的全球教育思潮和教育运动正以一种独特的“国际制度国内化”的方式塑造国家教育政策和教育发展的未来。

　　全球教育治理即是国际体系中以主权国家为核心的各个行为体的共同合作，通过正式的制度和非正式的安排，协调各自利益和政策，以应对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所面对的教育发展方面各种跨国和国际挑战，并支持各个国家实现国家治理水平提升的活动。事实上，在当前背景下，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越来越重视在地区和全球层面开展教育对话、交流与合作。国际组织日益介入到跨国层面上的治理和政策协调。经合组织、八国集团、世界银行和世贸组织等都尝试采取大量的教育多边主义措施。

　　然而，如同其他领域治理一样所无法回避的，全球教育治理面临一个主要困境，即传统治理方式被证明越来越无效，而且国际制度和国际机构本身就存在许多失灵现象和不利条件。诸如美国等主要西方国家因此无法充分履行其“全球治理解决方案提供者”的职能，就是非常明显的体现。当前，全球教育治理面临的主要治理危机既包括由于全球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和新兴国家崛起而产生的国际治理机构权力分配问题，也包括现行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中的程序正义问题；既包括全球教育治理不断发展过程中诸多治理主体在“权威空间”中的张力问题，也包括传统国际治理机构由于官僚体制而形成的效率和效能问题等。

　　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开放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外部条件。全球教育发展为中国教育发展提供了坐标、定位和方向，也为接轨和对标国际制度，以及进而倒逼国内改革提供了机遇和可能。中国教育融入世界发展大潮，将有助于推动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是当前和今后我国基于全球发展大势而作出的必然选择，也是顺势而为所应迈向的必由之路。《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治理体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联合国机构的重要会员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举办最大规模教育的国家，如何全面开启全球教育治理新征程，是摆在我们面前新的历史任务。《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提出积极向国际社会贡献教育治理中国方案，顺应了时代和中国的发展潮流。

　　国际制度构成了全球教育治理运行发展的核心机制，它决定了国际社会教育发展的基本秩序和发展走向。中国对全球教育治理最大、最持久的贡献就是其自身的发展成就。在未来的全球教育治理中，中国应通过接受和参与既定的国际制度（即转制）、改变国际社会中一些国际制度的不合理不公正因素（即改制）和创新设计更好的国际制度以发挥国际制度的效应（即建制），从而在全球教育治理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有效提升中国在全球教育治理中的参与和贡献，需要中国自身不断加强对国际制度进行转制、改制和建制的能力建设，同时也需要从战略和战术不同层面作出谋划。需要不断加强国际社会对中国教育文化的接受以提升文化的统合能力和塑造能力，需要加强具有原创性教育知识、思想和理念的生产和生成，需要加强教育话语体系的创制、推广和传播，需要加强能够得到国际社会认可和通行的教育规制的制定和发展，需要通过议程设置、程序设定、协商博弈等加强国际教育合作等。

　　有效参与全球教育治理，需要树立建设全球教育共同体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目标，寻求在适应和熟悉已有制度的旧路径基础上，谋划和设计能够满足未来发展需要的新制度新路径，打造适应教育领域国际制度发展的知识生产体系、话语生产体系、人才培养体系和国际合作体系，注重通过国家的制度化手段调动市场、社会活力以夯实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国家—市场—社会”三维支柱，实现负责型国家治理和伙伴型全球治理有效互动，以及将“法治化”作为中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基础和关键。（作者阚阅系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巨慧系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