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总理李强3月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发挥科技领军企业龙头作用，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从制度上保障企业参与国家科技创新决策、承担重大科技项目”。

　　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此前，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和财政部联合发布的《2023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显示，2023年企业占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的比重为77.7%；民营企业在创新上的投入占比也在不断上升。全国工商联去年9月发布的《2024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显示，它们2023年研发费用总额同比增幅12.78%，比全球研发投入1000强企业的增幅还高6.54个百分点。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发挥科技领军企业的龙头作用，实现科技创新的企业主导？

　　3月4日，全国人大代表雷军公布了他的两会议案，其中，《关于优化新能源汽车号牌设计的建议》意外“出圈”。这份建议中提到，现行新能源绿牌与车辆设计存在严重美学冲突。雷军建议重启号牌式样调研，探索前脸号牌隐藏式布局——将标识集成于进气格栅发光灯带，或者通过全息投影实现“无痕嵌入”。

　　看似微小的车牌争议背后，是一个非常好的观察科技企业和公共政策、政府治理、共建共治的窗口。这份议案真正有价值之处并不是讨论车牌好不好看，而是在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融合的今天，如何更好地让市场主体的声音更好地被倾听和重视，让其成为一种主导力量。

　　长期以来，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更多是公共政策与市场规则的适应者。然而，当科技革命技术创新的速度超越制度更新演化的节奏时，原有的治理模式便容易在类似车牌这样的细微处暴露出一定的局限性。

　　今天我们理解企业主导的科技创新，不仅需要打破传统的“政府定方向、企业跟项目”的模式，还应在市场和监管双向反馈的基础上建立高效的协同机制。比如在智能网联汽车、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领域，技术伦理、数据安全等规则的制定已无法仅依靠政府单向决策，必须引入企业的实践经验与专业判断。这也反过来要求进一步将企业的微观创新与国家的宏观战略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创新需求—政策供给—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

　　企业深度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绝非简单的利益博弈，而是要构建基于公共价值的治理共同体。回过头看绿牌争议和雷军提出的技术解决方案，我们会发现，如果赋予企业设计自由度，不仅能让企业在技术研发、产品设计上有更多想象空间，有助于满足消费者的多元审美需求，还会在客观上推动交通标识系统的智能化升级。

　　当然，这种“解决问题式”的政企互动，前提是要建立常态化的沟通平台与风险评估机制，在保障公共利益的前提下，为技术创新预留试错空间。

　　从全球发达经济体正在尝试的方向来看，科技企业家在更多领域的影响力正在直线上升。回看历史，从德国工业4.0战略中“政府搭台、企业主导”的模式来看，也印证了这一方向的可行空间。

　　站在全球科技竞速的视野来看，中国要实现从“跟跑”到“领跑”，基础研究和市场应用创新二者都不可或缺。在加强基础研究的投入之外，如何通过“企业主导”的方式推动技术与政策的深度融合，从而实现社会、企业和消费者的多方共赢，同样也是重要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