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7-8日，“浦江创新论坛——2021科技创新智库国际研讨会”在上海举行。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胡志坚、中共上海市科技工作党委书记徐枫出席研讨会开幕式并致辞。会上，上海市科委与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 ）续签战略合作谅解备忘录。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胡志坚，施普林格·自然大中华区总裁安诺杰，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院长穆荣平，荷兰乌得勒支大学全球挑战中心教授约翰·肖特，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副所长刘琦岩，德国弗劳恩霍夫系统和创新研究所项目经理托马斯·史达莱克，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柳学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副部长田杰棠，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诸大建，阿里云智能研究中心主任李颋，北京科学学研究中心主任伊彤，分别作主题报告。

　　1.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聚焦四大能力目标，第一，保障国家战略任务实现的能力即聚焦国家安全等重大战略事项；第二，支撑经济发展的能力即使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第三，引领科学技术水平的能力即聚焦基础研究领域，以目标导向类基础研究带动自由探索类基础研究；第四，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能力即通过科技创新和国际科技合作促进我国和全球实现可持续、包容性的发展。

　　2.我国“十四五”科技创新规划亮点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一是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大研发投入；二是面向社会发展的主要需求，在生命健康、食品供给、环境保护、清洁能源方面提出目标；三是创新平台和基础设施，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布局新型基础设施，推动公共信息数据有序开放；四是技术转移转化，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推进创新创业机构改革；五是区域协调发展，围绕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打造区域创新高地；六是加强国际合作，实施更深层次对外开放。

　　3.“十四五”是碳达峰的关键期、窗口期，要重点做好三项工作，第一，抓紧低碳前沿技术研究，建立并完善绿色低碳技术评估、交易体系和科技创新服务平台；第二，提倡绿色低碳生活，营造绿色低碳生活新时尚；第三，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推进国际规则标准制定。

　　4.构建绿色低碳技术创新体系主要围绕五方面的展开，一是政府绿色低碳目标的制定；二是促进绿色低碳技术发展的金融市场激励举措；三是促进绿色低碳技术发展的具体财税政策；四是绿色低碳技术能力体系建设；五是绿色低碳技术消费市场培育。

　　5.构建绿色低碳技术创新体系的具体政策举措有五方面，第一，颁布绿色低碳技术清单和标准；第二，加大涉及民生的绿色低碳技术成果转化应用；第三，强化企业在绿色低碳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第四，以绿色低碳金融（财税）为突破口推动多元投入；第五，联合培育绿色低碳技术创新人才，完善绿色低碳技术人才评价考核和管理机制。

　　1.“理想之城”必须是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是科技发展中最值得关注的社会领域重大问题，城市对于实现SDG的17项目标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施普林格·自然2019年与荷兰大学协会合作开展的调查结果显示，全球2/3的科研人员认为关注科技在学术界以外的社会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其中年轻科研人员具有更强的社会责任感。

　　3.科研人员认为，要扩大科技的社会影响力，应帮助科研人员接触更多更广泛的社会受众，提高科技信息的普及效果，并开展更多传播科技、帮助公众理解科技的社会活动。

　　4.全球78%的科研人员认为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和社区与他们的研究相关。科研人员普遍认为，科技可以在支持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居民的健康和幸福感等方面为城市可持续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5.施普林格·自然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计划旨在将研究人员和决策者及实践者联系起来，前者通过科研解决社会挑战，而后者利用研究成果并推动目标的实现。施普林格·自然期待未来与中国科研界和合作伙伴共同推动SDG的进展，解决全球重大挑战。

　　1.要在全国层面整合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强化城市创新枢纽功能，布局建设一批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带动一批国家创新型城市和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体系与能力建设。

　　2.城市要把科学创新政策、技术创新政策、产业创新发展政策、社会创新发展政策和环境创新发展政策结合起来，构建创新与发展目标高度耦合的创新发展政策体系，应对新时代的重大挑战。

　　3.面向长远发展，城市要致力于凝聚全社会共识，共塑未来愿景。要围绕全球发展竞争的新趋势和市民对于美好生活的期望、需求，建立愿景引领、世界眼光的创新发展路径选择机制。

　　4.要谋划建设以国家实验室为引领，以国家研究中心和国家重点实验室、世界一流学科高校、科研院所、创新企业为支撑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制化队伍，在创新体系中贯彻使命导向，发挥骨干作用。

　　5.要构建企业为核心、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的都市圈创新体系，打造龙头企业为主导，创新要素高度集聚、产学研合作密切、创新效率高、辐射范围广、带动作用强的区域性创新联合体，打造城市创新发展的强劲引擎。

　　1. “转型”的理念是目前联合国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的核心，揭示了转型的需求，SDG可以分为三类发展模式，第一类为“需要转型的社会技术系统”，涉及各个领域，包括医疗健康、能源、水资源、移动出行、食品生产等；第二类涉及不同领域“应予以转型”的方向，诸如减少贫困和气候变化行动等领域；第三类涉及制度设计的框架条件，也就是合作、和平与公平等因素。想要实现SDG要通过改变制度设计及其框架条件，为不同行业或领域的“转型方向”创造条件，同时也要在体系层面对于框架条件做出变化，促进相关系统朝着特定的方向发展，这需要包括各类社群、相关共同体组织在内的多个部门的共同参与。

　　2. 目前正处于第五次浪潮的转折点上，是选择在已有的路径上优化现有的范式，还是选择重新制定一个全新的发展范式，即第二次深度转型。我们认为迈向第二次深度转型是实现SDG的必要条件，所谓的转变并非是简单地优化和改进现有系统，第二次深度转型是指多个系统向着相似的方向发展，即所有的系统都需要应对有关气候行动、生物多样性丧失和不平等的议题，设法让这些系统朝着相似的方向发展。我们认为目前已经处于第二个深度转型期，让不同的系统之间处于协同状态，在工作中重点关注的协调机制是“Meta-regime”（元体制）的变化，“Meta-regime”是一种被社会技术系统广泛接受的标准或模型，是改进系统的首选方法和常识。在第一次深度转型中，“Meta-regime”用于实现大规模生产，现在需要跳出原有发展理念的限制，发展出将许多服务通过集成的方式予以供给的分享型经济。

　　3. 所谓通过全球价值链实现增值，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说，并不是一个好现象，会造成类似资源浪费、环境破坏等问题，这就需要建立本地价值链，为了推进这一目标，并找准在这一进程中发挥的作用，我发起成立了“变革性创新政策联盟”，该联盟由广大机构主体和利益相关者组成，致力于思考如何实现第二次深度转型，以及如何为转型过程做出贡献。拥有以下成员，诸如瑞典、挪威、芬兰、哥伦比亚和南非，它们也是该联盟的创始国，然后是苏塞克斯大学的科技政策研究所（SPRU），此外，还有一些非正式成员，如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4. 在这个联盟框架下，探索形成了一种方法机制，基本理念是确保每个政策、计划或流程都能对转型起到积极作用，与特定政策的参与者发展了一个变化理论，然后试图探究相关活动是否能促进转型，并制定了监测实施的计划以切实反映通过计划的实施如何促进这些政策效果的实现，即“形成性评价”，采用的基础模型是“基于多维度视角的转型成效”，着眼于政策的实施是否有助于构建新的替代性的实践和替代性的系统，为“小众（利基）市场”，可以协助构建支持小众市场发展的相关网络，这种网络结构有助于围绕小众市场的发展需求，构建其发展所必要的学习过程或特定愿景，还可以促进小众市场的规模升级和扩张，目前，已经逐步探索界定了相关环节“转型成效”的内容，如应用、循环和制度化，最后，政策是调整已有发展模式和主导系统的必要因素，要通过政策的开放，进而逐步推进变革。

　　1.情报支撑与信息服务安身立命的基本功能是映射变革、践行使命，面对新变化、新阶段、新使命、新格局，科技情报与信息服务须积极做出相应改变。同时科技战略问题研究要突出前瞻性、战略性、针对性。

　　2.国家科技计划管理信息系统建设的阶段性成效体现在四个方面，包括助力使命驱动、战略导向的课题设计；首次实现重点研发计划全部线上适时管理；全过程透明化、留痕、可追溯、可查询；嵌入监理、督察、风控等业务。

　　3.智库及情报业务和流程的数字化转型需要重点把握八个方面，第一，大平台还是小平台，把其中的数据链、情报链作为持续机制；第二，建设和应用运维机制；第三，基于事实的循证方法与基于共识的规范方法、量化方法与质性方法等两类方法融合；第四，把自己的核心技术优势融入智库能力建设新场景；第五，注重决策剧本的创建和积累；第六，以源数据和元数据来提高情报分析深度和质量；第七，加快形成可嵌入多种数据底座的科技大数据硬核；第八，加快形成新型的数据分析、情报分析素养和能力。

　　4.努力培育情报链与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政策链融合的科技信息服务新业态。打造面向创新创业需求的主动、精准、普惠、智能服务能力，促进人才、技术、资本等各类创新要素有效集成和高效配置。

　　5.科技智库要持续主动设计新议题、融入新场景，如双循环、新双边关系、区域组团发展；0~1创新、卡脖子技术、四基工程及颠覆性技术等不同类型的研发管理；科技资源或项目组合管理，研发创新的效率、成良率；科技安全与风险的管理；数字孪生、混合现实技术；信息迷雾、数据深伪；“系统+”或“系统外挂”的融合时代等新议题、新场景。

　　1.在联邦政府层面，德国正在推行一项名为Clusters4future（面向未来的集群）的大型集群计划，该计划中的各集群处于不用的应用阶段。目前有7个集群获得了长达9年的资金支持且每个集群每年能获得五百万欧元的资金。这些集群的大多数活动属于竞争前期、以应用为导向的RTDI（研究、技术发展与创新）活动。

　　2.德国在区域及联邦政府层面同步推进包括实验室计划、中心计划、公私合作计划以及沙盒计划等举措，它们与现有集群形成互补，并采用全新理念运行，人们正在对这些模式进行试运行，致力于找到有关如何组织技术转移和推进科学商业化的最佳解决方案。此外，我们还关注到一些跨领域问题，包括集群公司的共同筹资、国家和国际层面的跨集群合作以及相当关键的利益相关者系统性的协商流程，这出于我们的最终目标，即在集群、网络、科技和产业领域层面尽可能动员更多公司和科研机构。

　　3.我们将与在联邦州层面执行的欧盟智能专业化战略相结合，一是通过欧洲结构发展基金提供经费支持，二是对专业化领域进行战略选择。虽然从狭义上看，欧盟未曾出台过集群政策，但一直在密切关注产业竞争力、中小企业和创新与发展等议题，并提供了特定的要素支持，与国家集群政策形成互补。这些要素包括信息、制图工具、集群机构的能力建设和经验交流等，其中，最主要的要素是欧洲集群合作平台和与该平台互补的智能专业化平台。

　　4.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流程，在国家和区域项目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基本上涉及到扩大集群政策的合法化基础，以及确定或发现社会各界的利益相关者，如何参与并成为集群政策一部分的途径及流程。一方面，集群公司和科研机构作为核心利益相关者，必定会被纳入考虑范围；另一方面，更广泛社会情境下的其他利益相关者也迫切需要得到关注，尽管他们并非集群政策的主要目标群体。因此，他们正在积极参与相关活动，包括战略咨询流程、焦点小组讨论、研讨会、公共关系活动和科学支持举措。

　　5.通常，科研机构会积极参与由联邦政府发起的大型科学支持项目，致力于解决利益相关者参与流程或补充性的战略流程等问题。就区域集群计划而言，公共机构大力提倡每个集群尽可能囊括更多的公司数量，一是为了实现原先的集群目标，二是鼓励为集群发展共同筹资。因为参与RTDI（研究、技术发展与创新）项目的公司并不能得到100%的资金支持，他们通常只会得到50%或60%，剩余的需要自行承担。而在利益相关者参与的过程中，区域智能专业化战略应运而生，旨在促进利益相关者的充分参与，这是地区层面集群的主要原则之一，这导致了在联邦州层面的更广泛的协商流程的终止，以制定或建立RIS3（智能专业化的研究和创新策略）战略。

　　1.人才流动制度一直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当前，人才流动的市场体系基本建立，阻碍人才流动的体制性障碍逐步消除，市场配置人才资源的作用日益重要。但是，人才流动的体制机制性障碍并没有完全消除，从体制内到体制外，从政府机关到事业单位再到企业，人才流动呈现单向性，户籍、社会保险、人事档案等还在不同程度地阻碍着人才流动，尤其是专业技术人才的顺畅流动。

　　2.相较于民营企业完全的自主权、国有企业充分的自主权，事业单位只拥有有限的自主权。行政过度干预事业单位自主权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是直接干预，事业单位都隶属于某一行政机关，行政机关任命事业单位的主要领导和领导班子，决定着事业单位的财政预算，实际上控制着事业单位的主要人才资源和财政资源；二是间接干预，国家通过制度政策间接干预，表现为使用统一的职称制度评价事业单位的内部人员，使用统一的岗位管理制度设置事业单位的内部岗位，使用统一的薪酬制度设置事业单位的内部薪酬。

　　3.除了国有资产、公益属性等原因外，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也是导致行政过度干预其自主权的重要原因。从市场化、社会化竞争的角度看，行政过度干预用人主体自主权，人才主体和用人主体在市场中具有不同的人才发展权限，导致事业单位之间的部门分割以及事业单位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之间的体制分割。这种体制分割不仅阻碍了用人主体之间的公平竞争，也阻碍了人才主体之间的公平竞争，制约了人才能力的提高，使真正的人才难以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4.在当下我国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的状态下，人才管理自主权的下放可能会产生单位滥用权利、不公平等后果。自主权下放有一个前提，就是用人单位应该有一个自律机制，既要有激励也要有自我约束机制，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部门才会比较放心的把权利下放。这一轮改革开放，人才自主权下放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能够接得住权利的时候才敢放下去，这和以前一概而论的全面下放有本质不同。从目前情况来看，大部分事业单位可能还不具备这个条件。通过进一步改革之后，如果让这些单位得到相对比较完善的治理结构，逐步像国有企业一样慢慢有一个相对比较独立的法人地位，能够承担这个责任和后果之后，这个机制才可能慢慢建立起来。

　　5.推动一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最主要的人才资源首先应该是本地人才，引来的人才只是起辅助或者少数引领的作用。解决地区内部问题最主要的是激发自己的活力，看看本地企业、研究机构在创新过程中为什么不愿意创新，或者创新之后有什么问题。国家层面上已经把通道打开了，但问题是地方层面落实指导意见时没有出台针对性的本地政策来激发本地的活力。把本地人才的活力激发出来，大问题基本就解决了。

　　1.从结构主义到新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在解释发展中国家追赶跨越的过程中忽视了科技创新的作用，有必要将创新的视角引入发展经济学中，以新的视角来观察后发国家的追赶历程。构建创新发展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即低收入、低技术水平国家能够在合理的市场机制环境下依靠技术追赶进入中高收入阶段，但要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发达国家则必须依靠动态化的科技创新系统和匹配的市场机制，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辨析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的协同过程，解释发展中国家开启追赶之路并最终实现目标的力量源泉。

　　2.科技创新的外部性很强，存在一定程度的市场失灵，专利制度、研发抵免税和政府研发资助是避免科技创新带来市场失灵有效的方法，从世界经验来看，绝大部分的发达国家科技创新发展实践都符合这一规律。

　　3.不同国家成功实现技术追赶的路径，被一些经济学家归因为一个国家的社会能力、技术能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等，也有一些通过举国体制来推动技术的例子，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的技术追赶模式各具特色，为后发国家开展技术追赶提供了启示。

　　4.我国目前仍处在技术追赶阶段的后端，不断地从技术改造、工艺创新、工程应用、技术创新向基础研究迈进，这与发达国家总体上保持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发展、创新产品和工艺优化相互链接促进的过程有所不同，我们要找到适应发展阶段和需求的适宜路径，把握这样的规律对科技创新政策工具的制定具有积极的意义。

　　5.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让我国在追赶上更加发力，追赶的思维、体制制度仍然存在，但这应该是局部、阶段性的做法。面向未来，我国要从追赶阶段走向转型阶段，要转型成为处在技术前沿的动态化、有活力的创新生态系统，就需要转变思维方式和很多努力。“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历史上追赶成功的东亚国家如中日韩，具有集体主义理念，个体服从集体的文化基础，我们这代人在不断完成追赶使命的同时，面向未来的转型需求，应从下一代教育开始做起，培养孩子的创新思维，形成更多重视个人想法、挑战权威的文化。

　　6.我们的理想之城需要什么？第一，需要求知，加强人们对科学、知识的渴望。第二，需要尊贤，对人才的尊重，加大人才的培养和发展。第三，需要纳新，从教育的前端就要给孩子创新的环境，赋予他们创新的思想。第四，需要包容，创造包容中外创新发展成果和人才的环境，接纳全世界创新思想和举措。

　　1. 以4个“三螺旋”来阐释什么是科技创新的理想之城。一是空间交互的三螺旋，即知识空间、公共空间与创新空间。二是多元主体的三螺旋，即大学、企业和政府。三是要素交互的三螺旋，即创新人才、科技，以及包容环境。四是气质型三螺旋，即创业型大学精神、高科技园区和品质型街区（文化场景）。典型案例比如杨浦区、环同济等。

　　2.世界是平的，城市是尖的，所有发展都以非均衡的集聚为特色，经济体量排名靠前的全球城市不一定科技创新能力很强，有些城市虽然经济体量不大，但是科技创新能力很强。一个以知识为主导、以创新为生产要素的创新城市要重视包括政府打造的公共型空间、大学所在的知识空间，以及企业创新空间交互而成的三螺旋网络。三个空间要互动，有互动才有创新，如果不互动、各自为政，也不利于创新发展。一座城市如果没有大学，很难成为科技创新城市。以上海市杨浦区为例，大学已成为促进区域发展的内生变量。人才选择城市关注三个“right”，即合适的教育（大学）、合适的事业（企业）、合适的伴侣（社区），尤其是便利的生活条件已成为吸引人才的重要条件，一座合适的城市是可以把以上三个合适的元素整合起来的。

　　3.创新城市的发展还取决于三个T，一是Technology，包括基础研究与技术应用，二是Talent，即有技术含量的人才；三是Tolerance，包容的环境、制度、文化等。比如，上海市杨浦区从工业城市要升级成创新城市，原来有很多百年工业、百年大学、百年市政，要把传统工业改造成为科技型产业，要把传统研究型大学升级为创业型大学，要把政府主导的市政设施变成人情味很浓、宜人宜居的城市设施环境，打造成为城市创新生态的三螺旋。

　　4.创新城市要有文化场景，比如街头的咖啡馆和书店空间等公共空间。咖啡馆每天在集聚各种不同领域的人才，各种人才在非正式交流、碰撞形成各种各样的思想火花，成为创意迸发甚至创新创业的灵感。城市公共空间建设要模仿大学校区，把居住、休闲、游玩等功能整合在一起，打造一座可以吸引年轻人、有活力的创新城市。

　　5. 当前，上海提出五大新城建设，要注重配套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以前很多城市发展是把产业放在第一位，先招商引资，打造工业园区，集聚人口，再搞城市配套。科技创新理想的城市应该倒过来，首先要有宜人的基础设施，有适度超前的公共服务，有完善的教育医疗，走创新引导型发展道路，才会有高层次人才集聚。简言之，以前是People follow business，现在要让business follow people。

　　6.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要依靠创新。可持续发展意味着城市扩张要与土地扩张脱钩，能源消耗与二氧化碳脱钩，城市发展与小汽车化、垃圾排放脱钩，这些都需要依靠创新。创新意味着生产函数的要素不增加，放进去一个技术变量，生产函数的产出增加。我国未来城市发展不能走过去四十年的老路，要减少自然资源的消耗，走可持续发展导向、内涵式提升的绿色创新之路，未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1.数字化正在引领系统治理和源头治理创新推进。一方面，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撑搭建系统描绘社会治理体系的总体图谱，更好地统筹治理体系的主体、客体和具体过程，科学引导政府部门进行总体谋划、系统安排。另一方面，新一代信息技术有助于主动地、有针对性地识别和分析各类社会治理问题，从根源、本质上进行前瞻性、预防性治理，有效化解内生风险和外源风险。

　　2.数字化驱动社会治理模式呈现平台化变革。数字化治理平台支撑解决内部和外部治理不协调、治理精细化水平不够等常见问题，构建全环节覆盖、一站式治理、协同化办公的数字治理体系。数字化治理平台致力于形成灵敏感知和科学引导公众诉求的实时响应机制，依靠启发、引导、协商等柔性化方式，将政府主导的刚性管理转向增强公众对政府心理认同感的柔性治理。数字化治理平台建立实时协同的信息传递机制，着力加强决策准确性、及时性以及公共服务高效化。

　　3.大数据加速应用及融合于社会治理多个维度。应对疫情暴发、重大安全事故等紧急事件，利用大数据技术可形成风险数据库与风险分布地图，实现紧急事件的智能化应急预警、精准评估灾情、快速联动处置。在交通运行方面，利用大数据可实现对人口出行活动、道路运行、公共交通客流及服务的全面监测，为城市交通运行及规划、建设提供参考。在廉洁政府建设方面，利用大数据可将信访举报、巡视巡察、日常监督、执纪审查等问题线索归集成数据库，比对分析及时发现廉政风险点，有效提高廉洁风险防控有效性。

　　4.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主要领域的典型路径大致有以下四点：第一，数字政府，构建数据有序开放共享的政务体系。第二，数字化舆论监测：营造清朗、安全、稳定的网络空间。第三，数字身份：实现虚拟世界个体的归一化管理。第四，数字化应急管理：提高自然灾害的动态预测能力。第五，数字化应急管理：提高自然灾害的动态预测能力。

　　5.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向3.0进军，一是要加强数字政府顶层设计，进一步从体制机制上破除部门藩篱，持续提高社会公众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参与度。二是要完善政务数据与社会数据融合共享机制加快构建城市数据治理规则体系，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为全球城市发展的数据治理提供中国方案。三是要加快可信数字身份体系研发，推进分布式数字身份标识符、可验证声明等关键技术攻关等，为构建全国统一的数字身份体系提供更多有益经验。

　　6.社会数字化转型中数据要素转化为资产的过程中存在四方面的博弈，一是数据开放和数据安全之间的博弈，任何一端极限化都不可取，二是数字先行者对于数据沉淀带来的集约化开发和数字后发者要求开放共享之间的博弈，三是数据的短期效用和长期前瞻性效用之间的博弈。四是政府政策监管的精准性与产业创新的连续性之间存在博弈。

　　7.依靠自上而下的模式很难解决博弈进程，上海已经在顶层设计上出台《关于全面推进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意见》方案，要去探讨方案的执行是由政府来推动还是政府敢于在自贸区或开发区设立“试验田”，让更多主体证明依靠市场、产业的力量可以将博弈达到平衡。

　　1.文化自身发展需要科技支撑，包括文化产品的创作与生产、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等方面。同时，科技支撑有助于文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包括促进新型文化业态的产生和文化产业边界的拓展、有助于延伸文化产业链条，以及有助于提升文化产业竞争力等方面。科技创新需要先进文化的培育和引领，具体表现在科学技术的持续发展需要适宜的文化环境、培育先进科技需要深厚的文化底蕴、文化产品的社会需求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动力等方面。

　　2.“文化+科技”符合北京新的城市功能定位。首都发展的核心要义是：牢固确立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北京作为国内第一个“减量发展”的城市，同时又作为全国文化中心与科技创新中心，促进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既符合现阶段首都发展的战略定位，也有助于在“减量”与“提质”的统一中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3.文化和科技融合，是指通过将各类文化元素、内容、形式和服务，与科学技术的原理、理论、方法和手段进行有机结合，提升有关产品的价值与品质，从而形成新的内容、形式、功能与服务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双向互动的过程，既可以表现为正面的促进作用，也可以表现为反面的抑制作用。文化与科技融合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是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之一，其终极目标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共同繁荣与发展。

　　4.根据文化与科技的内涵与结构，两者都包括物质、制度和精神三个层面的内容，共同构成文化与科技系统。物质层处于最外层，是文化与科技之间最先发生作用的部分，其融合结果最明显、最直接。同时，物质层融合还是制度层和精神层的载体，反映制度层和精神层融合的结果。制度层处于中间层，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一方面推动或制约着物质层之间的融合，另一方面又是精神层融合结果的反映。精神层处于最深层，其融合过程也是最漫长的，因为精神层融合是物质层和制度层长期渗透、作用的结果，且精神层融合的结果又会通过制度层反馈到物质层的融合。这三种融合模式之间是层层递进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融合的深度与广度不断加强。

　　5.按照科技和文化各自包含的三个层次，文化与科技之间的融合应包含9种模式（3✖️3）。大量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实践已经表明，这9种融合模式并非单独作用，往往是同时进行、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根据政府起作用程度的大小，这9种模式又可大致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政府主导型。此种模式政府的作用最强，以日本、韩国为代表。政府通过发布明确的战略规划和政策，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明确资金投向，给予直接投入，推动文化与科技的深度融合。二是官民结合型。此种模式以英国、澳大利亚为代表，强调自由竞争与政府控制并存，采用经济杠杆与政府资金来促进文化与科技融合。三是政府引导型。此种模式政府的作用最小，以美国为代表。政府尽量让市场发挥作用，一般不制定相关计划和系统的产业政策，主要通过完善法律环境、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等，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

　　1.城市是科技创新供给和需求对接的主要枢纽，在历史上，新技术、新产业、新就业岗位的产生，催生了城市兴起和发展。当前对于像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面临着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归根结底是科技创新驱动力的问题。

　　2.创新需要充分的试错空间。在创新城市的政策设计中，要重视转变传统观念，让个体或者创新主体有更大自由探索、施展才能的空间，而不是用规定动作去约束创新的发散思维。

　　3.“理想之城“意味着城市适应人更好生活的一种生态，能够让创新创业者能够很舒服地在这里寻找到工作、寻找到伴侣，寻找到朋友，寻找到工作或者创业所需要的各种各样的东西。

　　4.当我们试图丰富“理想之城”的概念，完善其内涵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对现有全球创新城市的对比，把“理想之城”所包含的丰富内容解构成一系列指标进行结构性分析，并以科学有效的证据来支持城市治理中的精准施策。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城市生态、文化等软性因素应当被纳入对于城市的观察和描述当中。

　　5.在城市中科技创新是怎样组织起来的细节非常重要。理想的人才模式、创新模式都是建立在具体的组织机制之上的。我们需要进一步深入、细化研究在大学里、科研机构里研发活动组织的具体方式，为政策研究提供有效支撑。

　　本文由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创新政策研究室常静、王雪莹、薛雅、张虹、芮绍炜与统计评价研究室张宓之、张宇、何雪莹根据嘉宾报告整理。文章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