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34号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第835号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

　　这几天，美国财长宣布，在当前战争形势下，准备进一步以金融打击对伊朗施压，同时向中国金融机构发出警告：如果购买伊朗石油或允许伊朗资金存放于当地银行，将面临“次级制裁”。

　　过去，这种压力主要是直接冲着中国企业来的——别的国家列一个实体清单，我们对应的企业受冲击，我们针对个案进行沟通和反制。这是点对点的博弈。

　　伊朗局势是一个缩影。今天中国企业面临的风险，除了“别人直接打我”，还有“别人打别人，溅我一身血”——国际冲突、地区动荡、第三国制裁，通过各种中间环节传导过来。

　　比如，供应链上一个节点被卡，整个链条都受影响；海外基础设施所在地政局一变，投资就悬在空中。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两部法规出台。这既是为了应对当下挑战，也是中国根据自身发展阶段主动立法的体现。

　　以前，我们的反制工具大多集中在经贸领域。但今天的国际摩擦是全方位的，它们已经不够用了。

　　除了贸易，凡是外国借其国内法对中国公民、企业实施不当管辖的领域——数据安全、司法协助等，全都被纳入保护范围。

　　比如，外国法院绕开国际条约，非要中国企业交出位于中国境内的敏感数据。又比如，近期引发广泛关注的长和港易案。交易背后，是相关方依据其法律向中国企业施压。

　　新规出台后，这类行为就落入了法律的监管和反制射程之内。谭主了解到，针对交易案，相关调查程序就已准备启动。

　　所以，这次法规制定，保护的是中国海外利益的方方面面，其广度远超以往的单一领域。

　　那么问题就来了：中国与世界的交往那么多，平时有些摩擦，也很正常。总不能大事小事都上法律手段吧？

　　这就涉及管辖权的问题——简单来说，就是什么事情我们才会关注，才会通过法律授权去管。

　　国际社会中，很长一段时间，一些国家实行的是“最低限度联系”原则——哪怕你只发了个过境邮件、过了下它的清算系统，它便声称可以管你。这本质上是“长臂管辖”，国际争议极大。

　　二是要有正当性，相关人士告诉谭主，只有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行为，才会触发中国的反制机制，并非不分情形地一概反对域外管辖。

　　这个点非常关键。因为它进入了法律定义的层面，让中国进入了国际规则叙事的博弈——是用规则来校正规则。

　　一方面，我们反对别人乱伸手；另一方面，我们也明确了自身行使域外管辖的合法空间。这是基于事实和法理的判断，体现了中国涉外法律的克制与审慎。

　　当有国家、个人或组织涉嫌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时，就需要进入正式的法律流程。第一步，当然是充分的调查和识别。

　　834号令建立了“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调查制度”。外国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采取歧视性措施或协助损害供应链安全，或外国组织、个人采取歧视性措施或断供致我国产业链安全受损时，国务院有关部门可以启动调查，询问当事人、查阅资料等。

　　835号令建立“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措施识别制度”。国务院法治部门会同有关机关，综合判断措施是否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被外国国家域外管辖的行为与该国的联系是否适当，是否危害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损害中国公民、组织合法权益等。识别后予以公告，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协助执行。

　　调查与识别，将案子带入更深入的实质阶段：对方是不是真的违法了？是不是真的损害了供应链安全和国家利益？

　　834号令的触发，聚焦于是否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造成了实质影响。不是泛泛的“不友好”，而是得有真凭实据的损害或威胁，排除了基于主观判断或轻微摩擦就随意启动反制的可能性。

　　835号令在判断外国措施时，同样要层层审视：是否危害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是否损害中国公民和组织的合法权益等。

　　启动门槛清晰、标准严格，这进一步排除了主观判断或情绪化报复的可能。只有符合了这些硬性标准，中国才会进入下一步的反制程序。

　　过去，反制更多体现为事后的补偿，处于整个事件链条的相对末端。而这次的重点，除了反制，还在于阻断，将防线前移到了事件链条的前端。

　　如果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措施被识别并公告，国务院法治部门可以作出禁止执行该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措施的决定。如果相关主体违反禁执令，即仍然执行或协助执行，或规避、拒不遵守其他限制措施，国务院有关部门可以依法对其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禁止或限制其从事政府采购、相关进出口活动，禁止或限制数据和个人信息跨境流动，禁止或限制其出入境，处以罚款等。

　　过去，外国的一个不当管辖，可能通过企业、、物流公司、平台企业等中间环节传导到中国境内。现在，禁执令明确告诉这些中间节点，你不能做这个“传声筒”或“执行者”。这就从源头上瓦解了外国不当管辖的实际效力。

　　它规定，如果有谁执行外国不当管辖措施而侵害了中国公民、组织利益的，受害者可以去法院告它，要求停止侵害、赔偿损失。

　　这个条款针对的是一种常见情况：过去有些跨国企业因为害怕外国的制裁威胁，就选择“过度合规”，主动切断中国客户的服务。以后，这种行为可能面临中国法院的巨额索赔诉讼。

　　可以看到，反制不仅仅是国家层面的事，企业和个人也被赋予了拿起法律武器的权利。

　　制度光有牙齿不行，还得有灵活性。任何限制性措施，都会遇到一个难题：如何避免矫枉过正，反而破坏了正常的经济活力？

　　谭主注意到，835号令在构建严密反制网络的同时，也设计了合理的豁免通道。

　　如果某个中国公民或组织，在特殊情况下确实需要执行或协助执行该外国措施，可以向国务院法治部门提出申请，说明事实、理由以及需要或协助执行的范围。按照工作机制决策程序获得同意后，可以在特定范围内获得豁免。

　　第一，保护了处于两难境地的善意企业。在实践中，有些企业与外国存在复杂的业务往来，完全不执行某些外国法律可能给自身带来极端严重的损失。豁免通道为这些企业提供了一个合法合规的出路。

　　第二，体现了中国立法的克制。这是一个有开关、能调节的法治工具，它给予执法部门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精准判断的空间。

　　顺着梳理下来可以发现：管辖-调查-识别-反制-豁免，处理一个案件的完整链条，已经全部串起来了。

　　这看起来似乎很常规，但通过一部法规就囊括全流程，在涉外法治领域并不常见。

　　过去几年，上面提到的各个流程中的法律工具，是分散在不同法规里的：《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有阻断功能，《反外国制裁法》有反制功能等。

　　这导致我们应对外部制裁和干预，更像是哪里漏了补哪里，靠各部门在各自领域内作出回应。

　　现在，通过这两部系统性法规，一是体现了国家对涉外法治前所未有的重视，将分散的工具整合成了成套的制度；二是可以更好地实现各环节的顺畅衔接和协同发力。

　　中国的反制裁、反干预、反长臂管辖体系此前主要围绕2021年《反外国制裁法》构建。实践层面，外交部、商务部主导，已有几十个反制措施的决定不可靠实体清单公告，同时南京海事法院反外国制裁民事侵权第一案被写入最高法报告。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政欣告诉谭主，尽管立法司法执法都有进展，但面对复杂国际形势，仍需加快完善短板。

　　这次出台的两部法规与《反外国制裁法》《实施〈反外国制裁法〉的规定》《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等形成衔接互补，构建了以《反外国制裁法》及实施规定和《反不当管辖条例》为基石，以两部部门规章为支柱，加上其他法律条款为侧翼的完整体系。

　　从国际看，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国际竞争越来越体现为制度、规则、法律之争。

　　司法部涉外法治局负责同志告诉谭主，“十五五”规划明确指出，要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必须强化法治思维，运用法治方式，有效应对挑战、防范风险，运用立法、执法、司法等手段开展斗争，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尊严和核心利益。

　　从立法本意来看，834号令强调平等互利、国际合作、参与国际规则制定；835号令强调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同时正面宣示我国域外管辖的“适当联系”原则，占据了国际法理和道义的制高点。

　　后续，识别程序、公告机制、禁执令的落地、恶意实体清单的运用、民事救济的典型案例，都会逐步展开。企业将得到更多的合规指导服务，行业协会商会也将在其中发挥更大作用。

　　谭主最后想说，时代变局之下，中国选择的是法治路径：不搞对抗，不搞封闭，而是用规则说话、用制度交流，既维护自身利益，又推动全球治理更加公正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