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细菌战研究专家、滋贺医科大学名誉教授西山胜夫近日向新华社记者展示了一份他新发现的《北支那防疫给水部甲第一八五五部队 留守名簿》的文档扫描件。

　　这一留守名簿编写于二战期间的1945年2月28日，与此前发现的战后1945年8月29日编写的该部队留守名簿不同。“新发现的这份留守名簿清楚地展示了其管理业务规则，该部队部分班组的名称及其负责人的名字也被清晰列出，非常难得。”西山说。

　　打开名簿首页，一张《北支那防疫给水部支部出张所一览表》映入眼帘。表的右上侧盖着清晰的“军事极秘”印章，表内该部队本部位于北京，下属有石门（石家庄）、济南等5个支部，天津、塘沽、青岛等7个派出机构，以及确山、壤城两个分遣班，各机构负责人的姓名、军衔等信息一应俱全。

　　日军在北京也有像731一样的细菌部队？这到底是怎样的一支部队？是怎么实施细菌战的？给华北一带的民众造成了哪些伤害？一连串问题不断涌出，让记者开始了一场跨国寻找侵华日军罪证的追踪。

　　经过大量史料调查记者发现，原1855部队队员松井宽治在1950年1月10日刊发在日本《赤旗》报上的证言是重要的一手参考史料。经过多方努力，记者在日本找到了这份报纸。

　　“我应召入伍，在满洲接受了3个月的步兵训练后，于昭和20年（注：即1945年）被调到北京，派入1855部队筱田队（注：第三课课长筱田统）做卫生二等兵。这里是细菌武器研究所，主要培养鼠疫菌和跳蚤，准备对苏作战。”

　　“北支那派遣军1855部队，由当时的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官下村定指挥。部队长是前军医大佐西村英二，本部设在北京的名胜——天坛的近旁，表面上做的是野战供水和传染病预防。工作部门设有第一课（病理实验）、第二课（制造菌苗）、第三课（细菌武器研究所）。”

　　松井开头简短的证言，让记者深感震撼。再翻开《留守名簿》查找核实，在超过1200人的名单中，“西村英二”“筱田统”“松井宽治”的名字都一一在册。

　　这么一支庞大的细菌部队，居然就隐藏在北京的皇家祭天场所。记者联系到北京市档案学会副秘书长张斌进一步深入采访。

　　从天坛公园西门进入，张斌边走边向记者介绍，1940年2月，经日本天皇敕令，北支那防疫给水部正式成立，代号甲第1855部队。该部队在北京有一个本部和下属三课：第一课在协和医院，本部及第二课在天坛神乐署及其周边，第三课则在当时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对面的静生生物调查所。

　　走进神乐署，张斌从包里拿出曾被记录在《北支那防疫给水部业务详报》的旧地图，边对比边讲道：“神乐署正中央的凝禧殿、显佑殿是本部的库房。北侧，在民国时期是生产血清、疫苗的中央防疫处生物制品所，被日本人占领后就直接被用于制造菌苗，他们在这里挖了地下冷库，专门用于储存菌苗。”

　　张斌介绍说，日本投降后，中央防疫处的工作人员来此接收，在天坛院内发现了三口分别重达11吨、12吨和13吨的超大消毒锅。1950年，工作人员又从封存了4年多的地下冷库里发现了6支以女人名字命名的试管。“后经专家对试管内残留的菌种进行培养，发现其中的5管仍具有强毒性，均为鼠疫杆菌。”张斌说。

　　走进神乐署三进院落最深处，天坛公园工作人员党宏斌向记者展示了两张1855部队相关的照片。照片上，一名日本军人拿着试管在院内观察，另一名日本军人在院内老槐树下留影。“这棵600余年的神乐槐，静静地见证了这里发生的一切。”党宏斌说。

　　松井在其证言中还说道：“我听尾崎技师说，1942年，有一次曾通宵生产大量跳蚤，运到外面去；同时，据说曾举行过对空实验，得到了圆满的结果。”

　　虽然1942年实施细菌实验的具体地点不得而知，但记者在《留守名簿》上找到了这个陆军技师的名字——尾崎繁夫。

　　除了释放大量有毒跳蚤，有资料表明，1855部队还于1943年在北京实施过霍乱实验。

　　张斌告诉记者，据《北京崇文区志》记载：“1943年8月，1855部队在北平地区进行散布霍乱菌实验，霍乱迅速在室内外发生、蔓延。崇文区内的玉清观、文昌宫、金鱼池、东花市、崇外大街、西打磨厂等地，都发现了大批霍乱患者。”

　　另据北京档案馆馆藏的《北京地区防疫委员会防疫课霍乱预防工作报告书（1943年）》中，一份《（民国）三十二年六至十月患者路倒死亡者消毒工作统计表》显示：当年6月和7月，北京只有3例霍乱感染病例，无死亡报告；8月，霍乱病例集中暴发；截至10月底，发现霍乱“患者264例，死亡1780例，路倒92例”。

　　张斌说，“所谓‘路倒’，应该是路上‘倒毙’之人，但并未被直接统计到死亡人数中。此外，就算加入路倒者，这个死亡数字也非常保守。”

　　张斌表示，他查到过1943年北京地区防疫委员会的名单，这份名单中的委员、常务委员一共34人。但中国人仅11人，其余23人全是日本人，1855部队部队长西村英二、总务部部长吉见亨都在其中。“因此，这个伪北平政府公布的数据很可能只是局部或者是某一时段的保守数字，未必反映了北平民众受害全貌。”

　　张斌表示，新中国成立后对日本战犯审判时发现，侵华日军通过1855部队在山东、山西的支部、派出机构等还在山东和山西实施过霍乱等细菌战。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无线分钟后，队长筱田统便下令破坏细菌研究所。破坏工作持续了三天三晚，通宵达旦。”松井在证言中说道，“在后院里挖了个大坑，把跳蚤全扔进去，然后浇上汽油全烧了。重要书籍和细菌培养器具也都被烧毁了。一万个培养跳蚤的汽油罐被卡车运走。”

　　“战事结束后第七天，我们便做完了破坏工作，到本部集中。同时，又下令解散部队，把‘北支那防疫给水部’的名称从华北派遣军的名册上涂去，所属官兵都转到各陆军医院去。”松井说。

　　部队名称可以删掉，但历史不会被湮灭。尽管日本投降后疯狂消灭证据，但战后80年来，无论是记录1855部队成员信息的《留守名簿》还是记录该部队活动信息的《业务详报》，抑或是部队成员的证言，都在揭示该部队的存在及其实施的罪恶行径。

　　“日本在战争期间实施的细菌战是不可否认的史实。我们希望通过不断挖掘，敦促政府公开更多信息，也希望通知更多曾经在册的人员或家属，加入我们的研究队伍，早日揭开日本细菌部队全貌。”西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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