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大象新闻报道，9月23日，全国首例职场性侵获工伤认定案的劳动争议纠纷部分开庭审理。受害人崔丽丽穿上案发当日的衣服和鞋子前往法庭。她说：“曾经我穿着这身衣服遭受屈辱，这一次我也要穿着同样的衣服夺回正义。”

　　这起全国首例“性侵认定工伤”案的推进，一定程度上已不是个人的抗争，而是一场关乎劳动者权益边界、司法认定突破与社会观念进步的标志性事件。

　　回溯这场持续两年的维权长跑，每一个关键节点都充满了现实的重量。2023年9月的杭州商务酒宴，本是销售总监崔丽丽的常规出差任务，却成为一场改变人生的噩梦。从调取监控、报警取证，到面对施暴者王某“勾引未遂、反咬敲诈”的狡辩，再到凭借隔壁房客录音这一关键证据让罪犯伏法，崔丽丽在生理与心理的双重创伤中，率先打赢了刑事追责的第一仗。可司法的正义并未终结她的困境——2024年4月，公司以“未遵守请假制度、无故旷工”为由将其强制开除，也将“职场性侵能否认定工伤”这一核心争议推至台前。

　　在此之前，职场性侵多被视作个人间的刑事或民事纠纷，与“工伤”这一劳动保障制度几乎绝缘。《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中“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条款，虽为维权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性侵是否属于工作原因导致的伤害”，长期以来缺乏明确的司法实践支撑。

　　崔丽丽案的突破性，正在于它用扎实的证据链填补了这一空白：12次心理咨询、近三个月药物治疗的诊断记录，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出具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与性侵事件存在直接因果关系”结论，层层递进地证明了性侵对劳动者身心健康的毁灭性影响，以及其与“因工外出”的直接关联性。

　　当人社部门最终出具《认定工伤决定书》，当113万元停工留薪期工资等费用的仲裁裁决落地，这不仅是对崔丽丽个人的慰藉，更首次以司法实践的形式，将职场性侵纳入工伤保障范畴，为后续受害者点亮了维权的灯塔。

　　然而，这场胜利背后暴露的问题仍值得深思。从崔丽丽事发后无收入、需长期治病的困境，到公司在刑事判决生效后仍以“旷工”为由将其开除、两度上诉抗拒责任的态度，折射出部分企业对劳动者权益的漠视。

　　更值得关注的是，整个维权过程耗时近两年。这意味着，个案的突破虽具有里程碑意义，但要让“首例”变为“常态”，仍需制度层面的进一步完善——比如明确职场性侵工伤认定的标准流程、缩短维权周期、加大对企业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惩处力度，从根源上减少劳动者的维权成本与心理负担。

　　全国首例“性侵认定工伤”案，不仅让法律的温度触到了此前未被充分覆盖的权益角落，更向社会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职场性侵绝非“个人私事”，劳动者的尊严与健康，理应被制度牢牢守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