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超的父亲1966年想偷渡到香港，他穷怕了也饿怕了，第一次偷渡失败，幸亏第二次就成功了。他在香港开过的士，开过纸业公司的车，如果有开大货柜车的活儿，他当然也不会拒绝，因为钱赚得多。阿超的父亲特别勤快，每一天都起早贪黑地干，两三年就扎下了根，赚一点钱就辗转寄给故乡的家人。

　　阿超的祖祖辈辈一直住在江门市蓬江区棠下镇河山乡槎溪村。阿超的父亲去了香港之后，他家就只有奶奶、母亲和阿超，老的老，小的小，一个主劳动力都没有。阿超的父亲是个有主意的人，他不可能把全家都偷渡到香港，于是早早生下了阿超，在家乡留下了一个“根”。他深知，偷渡是个危险的活儿，一个大浪就能把你卷死，一只狼狗就能把人吓死，一道铁丝网就能把你电死。只要阿超在，他家世世代代的香火就在；只要阿超在，他家就能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只要阿超在，他家就能遇难成祥、逢凶化吉。

　　1973年，阿超九岁，阿超的母亲收到一个从香港辗转传递过来的口信，说阿超的父亲某月某日在澳门等她，已经花重金安排了可靠的“水客”送她过去。阿超的母亲忐忑不安地等了十来天，始终守口如瓶。大概是1973年的5月，口信中提到的那一天终于到来了。那是一个有月光的夜晚，奶奶、母亲和阿超通常八九点就睡觉了，但那天阿超的母亲早早地就准备好了行囊。“水客”的呼哨声在晚上十一点钟响起，奶奶和母亲轻轻地爬起来，无声无息地打开后门，回头一看，人小鬼大的阿超就哭着追上来了。奶奶骗阿超，说：“你娘要去鱼塘干活儿去了。”阿超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死死抱着他娘的腿。

　　阿超的母亲心软了，几乎要改变主意。不想五十三岁的奶奶第一次发大火，奶奶说：“又不是上刀山、下火海，我儿子孤身在香港已经七年了，他还要生儿子生孙子，你不过去谁给他生？你头发长，见识短。你赶紧走！”阿超的母亲恍然大悟，亲了阿超一口，抹了自己的眼泪，飞也似的跟着“水客”狂奔。

　　一个月后，阿超的奶奶收到了确切的消息，阿超的母亲已经顺利到达了香港。从此之后，奶奶和阿超相依为命。1979年，阿超的父亲寄回了一笔钱，要奶奶和阿超组织人马推倒祖宅重起新屋。四十年后的2019年，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在江门市新会区碧桂园组织出版培训时，阿超带着海天社的几十个编辑参观了他的宅院。环顾四周，阿超的宅院依然鹤立鸡群。

　　阿超七岁读书，小学和初中都是三好学生。后来，他考上新会师范学校。那时候的师范生都是从百人千人中选拔出来的学习尖子，有一大部分农家学子因此吃上了国家粮。中师毕业后，阿超教了两年书，就向学校校长申请停薪留职。校长几次挽留他，阿超却“王八吃秤砣——铁了心”。原来，他父母一直在催他结婚生子，但他一个月的工资只有30多元，怎么够结婚生子呢？阿超非常孝顺，他先去驾校学了开车，半年后就拿到了驾驶证。在朋友的引荐下，他与同村兄弟合资买了一辆货车，在广州南站起早贪黑地拉货。他的勤奋和智慧得到了充分体现，每天都能赚到100元到200元的收入。一年之间，他就变成了万元户，结婚生子完全不成问题了。

　　阿超深知拉货不是长久之计，他父亲也从香港写信告诉他：“你要到大地方去，到火热的深圳去。在深圳买套房子，制订好人生规划，这样你的人生才会稳妥。”阿超牢记了他父亲的线年，初创的海天出版社发布了招聘公告，阿超顺风顺水地被录取了。海天社安排阿超在办公室当司机。他驾驶技术高超、办事井井有条、为人忠诚老实，海天社上下都对他赞不绝口。阿超很快就入了党，并且每年都被评为优秀员工。

　　深圳是中国证券市场的主要诞生地之一，“深发展”又位列深圳乃至中国证券产业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深圳老五股”之首。早在1990年12月深圳证券交易所试营业之前，1988年4月11日，深发展、深万科、深金田、深安达以及深原野这五只股票就已经在深圳特区证券公司公开柜台上市交易，由此开启深圳证券市场的一个伟大时代。作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一只上市的金融股票，深发展在我国金融史上占据了重要一席。1987年5月，尽管还没有拿到正式的“准生证”，但深圳市政府毅然决定，由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批准深圳发展银行首次以公募方式，采取自由认购的形式向社会公开发行39.65万股，每股面额20元，筹集资金793万元作为股本金。

　　由于当时社会公众对股票还是一知半解，导致深发展在股份制创业时期的工作进展异常艰难。深发展的老员工都记得，当时让储户配售认股权证很困难，认股权证经常被丢得遍地都是。当时深圳市政府为了支持深发展发行股票，便积极推动党员干部带头买股。当时的一则新闻也显示，某单位为完成发行任务，规定凡认购者每股个人只需出资0.5元，单位补贴0.5元；非党员每人须认购1000股，而党员则须认购2000股。神奇的是，这些被迫买了股票的人，日后都赚了钱。深发展的股票在1990年年初从20元拆细为1元面值后，到4月底已经上涨到了11元，短短4个月内涨幅高达290%。

　　可以说，1990年的深圳股市风起云涌，无数深圳人跃跃欲试。海天社也有十几名员工投身其中，包括人事干部张绍水、资料室的女同事以及阿超。他们都积极响应市政府的号召，购买了1000股到2000股的股票。

　　1990年10月16日，张绍水放出消息说，他将与市人事局干部许可、南头派出所警察潘红兵在第二天中午进行股票交易。然而，到了第二天中午，潘红兵却称因开会无法前来，改为晚上碰头。

　　1990年10月17日下午，潘红兵以射击为由，向深圳大学保卫处干部胡子杰借得“五四”式手枪一支及子弹12发。随后，潘以到许可家抓走私为由，串通保安何伟强一起前往协助抓人。此前，潘红兵多次与在深圳市人事局工作的朋友许可及其妻子黄莺商议买卖股票事宜。潘红兵谎称自己持有6000股深圳发展银行的股票，欲出售，让许可夫妇寻找买主，实则意图抢劫。许可夫妇信以为线股外，还介绍了深圳大学教师柴金龙、海天社张绍水等人作为买主。当晚八点左右，潘红兵携带一个黑色密码箱，驾驶本田牌125CC摩托车搭载何伟强，一同前往深圳市罗湖区鹿丹村21栋305室许可家。到达后，他们发现许可夫妇、张绍水、柴金龙及柴妻陈雄珍五人已在客厅等候。

　　潘红兵让许可进入卧室，骗取其信任后，将许、柴、张等人集资用于购股的现金人民币33.3万元装入密码箱和旅行袋中。接着，他要求许可提供一辆汽车用于运载现金，方能交股票给许可。许可不知其中有诈，便让张绍水去找车。

　　张绍水随即打电话通知合资购股的阿超赶到许可家。这一天，海天社恰好有一位员工在罗湖区新城酒家为儿子办满月酒，社里的领导李总、吕总都参加了，阿超忙前忙后。这场宴会从下午六点半吃到九点多钟，席间还有好几个人讲起股票的事。张绍水自潘红兵抵达鹿丹村后便不断催促阿超，阿超尽忠职守，待宴会气氛融洽、送完李总和吕总后，于九点半左右驾车赶至鹿丹村地上停车场，大步流星跑到三楼的许可家。

　　阿超一进门，潘红兵就问“人齐了没有”，屋里的人就说：“齐了！”潘就关上门。阿超偷偷扫了一圈，他只认识张绍水，后来才知道许可是市人事局的干部，他太太不知道是干啥的，还有一对深圳大学的夫妻，以及潘带来的保安。

　　潘红兵一直提着一个黑色密码箱，关门后他就打开密码箱拿出一把手枪，低沉而凶狠地喊道“不准动”。他的密码箱内还装有白色布袋子和绑绳，他命令保安给客厅内的所有人戴上白色头套，并将他们的双手反绑在背后。张绍水、许可夫妇、深大老师柴金龙夫妇和阿超齐刷刷地对潘红兵说：“我们都不报案，放我们一条生路吧！”潘红兵反身打开电视机，把音量开到最大，将六个人从客厅逼到许可的卧室。

　　许可说：“潘红兵你不能这么做，你要讲道理，你这样做我们不买股票了。”潘说：“到现在怎样做都可以，交易的数目这么大，为了安全，我不能不这样做。”潘红兵的强盗行径，遭到许可的反抗和责骂。潘大怒，立即用白布袋罩住许可的头，然后关上卧室门回到客厅，就用尼龙绳紧勒许的颈，将许勒倒在沙发上。此时，何伟强听到客厅有打斗声，从卧室跑出查看，见状便叫潘红兵不能这么做，潘即喝令何回卧室看守黄莺等五人。接着，潘跑到厨房拿来水果刀和菜刀，用刀割许可的颈部，并用手枪柄猛击其头部，致使许可当场死亡。潘红兵在用枪柄猛击许可头部时，手枪走火。何伟强听到枪声后，再次从卧室跑到客厅，见许颈部有鲜血，恳求潘不要杀人。潘说：“不错也错了，难道你忍心看着我们死？就算是老朋友，这次你也得帮我。”说完，他递给何一副白手套，要其与自己一同杀掉黄莺等五人。何不依，并提出离开现场。潘便让何伟强带着装有33.3万元人民币的密码箱和旅行袋下楼等候。

　　过了一会儿，潘红兵拉着阿超的手走出卧室，取下阿超的头套，走向北侧的小阳台。小阳台下面是停车场，阿超开来的海天面包车就停在那里。潘红兵问车牌号和停车位置，阿超一一告知。后来阿超跟我说，他当时真想从三楼跳下去，但想起妻子和女儿就不敢了，只能默默地祈祷老天爷开恩。

　　大概晚上十一点钟，潘红兵割断许家的电话线，将黄莺、柴金龙、陈雄珍、张绍水和阿超五人串绑在一起，威胁他们不许出声，手拉手从三楼走到停车场。潘红兵走在前面，一路上竟未遇到任何人，连保安都不在。阿超心里想，这是我啊！他走在最后。到停车场上车时，何伟强突然发现阿超没戴头套，阿超说：“刚才在阳台上取下了，头套放在沙发上，我去拿。”何伟强眼一瞪，顺手将自己的头盔反戴在阿超头上。

　　潘红兵驾车，何伟强骑摩托车跟随。从鹿丹村出发，大概十分钟后，面包车就停下来了。潘红兵下车问路人去西丽的路线，第一个路人摇头，第二个路人指手画脚讲得很清楚。阿超在车里开始不断摆头，终于把头盔挪正了，发现已到达上海宾馆路口。需要说明的是，深圳城区的发展始于罗湖。1985年国贸大厦以“三天一层楼”的速度建成，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第一高楼。随着城市向东向西发展，到1990年，上海宾馆已成为公认的地标，其西侧主要是田野和工地。阿超后来跟我说，潘红兵作为警察，竟然连去西丽的路都要问，肯定是心慌了。他问完路爬进驾驶室，满头都是汗水。多年后，阿超仍感慨万分，认为人不能做亏心事。

　　潘红兵驾车朝西丽方向行驶，原本四五十分钟的路程，竟然走了差不多两个小时。车停下来了，旁边是一个采石场。潘红兵从驾驶室下车，拉开后门找工具——这王八羔子准备行凶。潘红兵问工具箱在哪儿，螺丝刀在哪儿，打开工具箱翻找，左翻右翻都不见螺丝刀的踪影，潘红兵气得无可奈何。潘、何二人密谋用汽车轧死黄等五人并焚尸灭迹，潘红兵亲手打开何伟强的摩托车油箱，取了两瓶汽油。随后，潘命令黄莺下车蹲下，何伟强则上车看守柴金龙夫妇、张绍水和阿超。不料，采石场的拖拉机机手傅建福驾驶手扶拖拉机要进入采石场，因被潘开来的车堵住去路，便下车找潘请他让路。潘为了防止发生争执，就大喊“公安办案”，用拇指铐把傅反手铐住，令其蹲下，继而用毛巾扎住傅的嘴巴，用白布袋罩住傅的头，并捡起附近的石头猛砸傅的头部，致使傅当场死亡。

　　阿超说，半年后他才恍然大悟，潘红兵找螺丝刀是为了杀他们，准备汽油则是为了焚尸灭迹，幸亏那辆手扶拖拉机突然出现。海天面包车上的五个人当然不会等死。阿超第一个醒过神来，尽管双手被反绑，但他奋力摇头使头盔掉落在车厢底部。张绍水不知是受了惊还是昏迷了，一动不动，就像一条死鱼。潘在杀傅时，柴、陈二人趁机逃脱，阿超见状也随即逃离，拼命向有灯光的地方奔跑。跑了十来分钟，他终于跑到了白芒关的一个保安亭旁，立马就报了警。远远望去，潘红兵与何伟强正朝石岩镇方向逃窜。由于慌不择路，潘驾驶的海天面包车在石岩镇塘头村桥头转弯处失控，翻落在公路右侧。张绍水终于醒来，也趁机逃脱。这一切发生在1990年10月18日半夜两点左右。

　　潘红兵和何伟强弃车继续跳跑。凌晨五点左右，潘逃至宝安县公明镇时，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何伟强则潜逃回家乡德庆县，于10月19日向德庆县公安局高良派出所自首。

　　此事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审判案例要览》（1992年综合本）中有详尽解说。

　　本案是一起重大恶性抢劫杀人案件。犯罪分子潘红兵身为人民警察，不但不履行人民警察维护社会治安的应尽职责，反而铤而走险，以身试法，有预谋、有计划地携带武器、警具和其他作案工具，暴力抢劫他人巨额现金，在实施抢劫犯罪和逃脱的过程中，为湮灭人证，竟残暴地杀死两人，实属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犯罪分子。本案一审法院以抢劫罪、故意杀人罪判处潘红兵死刑，二审法院维持原判，是正确的。犯罪分子何伟强在潘红兵着手实行抢劫的时候，和潘红兵形成共同犯罪，并参与实施抢劫犯罪行为。在潘红兵决意杀害被害人许可的时候，何伟强虽然开始予以反对，但后来在潘的请求下，对潘的杀人行为予以配合。后在逃跑的过程中，何又和潘共谋杀死黄莺、张绍水、柴金龙、陈雄珍、阿超五人，因被害人傅建福的介入未逞。何伟强和潘红兵构成抢劫罪、故意杀人罪的共犯，其罪行特别严重。但何伟强在抢劫、杀人的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且犯罪后能投案自首，人民法院根据其犯罪情节，以及投案自首的表现，判处无期徒刑，体现了区别对待的精神，也是恰当的。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春雷啊唤醒了长城内外，春晖啊暖透了大江两岸。”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一个伟大的时代就此开启。这一年，安徽省委万里颁发了一纸朴素的文件：推行“包产到户”。消息传到凤阳小岗村，冒死分田到户并按下血手印的18户农民，齐刷刷地跪在料峭的春寒中，高呼：“老天开眼了，农民有活路了！”次年，即1980年8月，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

　　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也是新兴的移民城市，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深圳速度”和“深圳效率”。在春雷滚滚的四十多年间，深圳这座城市一直在追求文明、和谐与富强的道路上疾驰。然而，潘红兵和何伟强的沉沦只是个例。潘红兵，1966年生人，被枪毙的时候只有二十四岁；何伟强，只有二十岁就坐穿牢底，他们都是来自广东农村或小县城的年轻人，学识有限，家境平平，出人头地的机会似乎与他们无缘。但谁没有欲望，谁不想富贵，穷怕了、饿怕了的小地方青年，那就一定要搞钱。直至今天，深圳人口中的“搞钱”都是褒义词。

　　然而，潘红兵和何伟强却击穿了文明的底线！各种消息都表明潘红兵是一个赌徒，的水平不高却死不悔改，在这场空手套白狼的赌局中输得一干二净，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人的一生，就是邪恶与善良、丑陋与美丽、欲望与人性不断交锋的过程。我们的赤子之心必须经过地狱的锤炼、利鞭的抽打、短刀的剜骨之痛，而后被丢弃于漫漫黑夜的草丛中，连饥饿的野兽也闻不出其腥味，那才算得上是美丽和尊贵的心。

　　而令人称奇的是，阿超父亲的信念最终实现了。只要阿超在，他家世世代代的香火就能延续；只要阿超在，他家就能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只要阿超在，他家就能遇难成祥、逢凶化吉。大家看，当阿超从三楼下到停车场时，何伟强的头盔是不是给了他一丝勇气？当潘红兵寻找螺丝刀却遍寻不着时，是不是让阿超躲过了潘的杀人灭口之祸？当潘红兵从摩托车油箱倒出两瓶汽油准备焚尸灭迹时，手扶拖拉机的突然驶来，是不是彻底打乱了潘的计划？最关键的是，在车上准备逃跑的五个人中，只有阿超戴着头盔，其他人都被白布头套罩得严严实实。正是拖拉机机手傅建福的出现，救了这五条人命。

　　阿超不是英雄。三十多年过去了，他每隔一两年都会做同样的噩梦：梦见许可颈动脉的鲜血喷涌而出，梦见傅建福被潘红兵用石头活活砸死。每次醒来都是一身冷汗，他只能披衣坐等天亮。正是这种极端的经历，让阿超懂得了慎独知止，他自觉遵守各种道德准则，最终成为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低级趣味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