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法治在线栏目曾经报道过一位寻亲的母亲罗兴珍，她的两个孩子华兰和华白在1996年时被人拐走，此后的二十余年，她一直苦守一个修鞋摊，盼望着两个孩子有一天能够回来。

　　现如今，案件有了最新的进展，2023年9月18日，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余华英拐卖儿童案作出一审判决，余华英被判处死刑。根据法庭查明的事实，1993年到1996年期间，余华英与同伙为谋取利益共拐卖了包括华兰和华白在内的11名儿童，这些孩子背后是一个个被改变命运的家庭。

　　罗兴珍：因为我的孩子丢了，是在这个地方，27年了，我一直都没有离开这儿，我的广告牌都贴了几张，搞了几张了，烂了，这张又烂了。

　　在贵州省都匀市长途客运站附近的一个修鞋摊，记者见到了等待孩子归来的罗兴珍。此时的她，比2016年我们记者第一次采访时，苍老了许多。

　　1996年7月3日，罗兴珍的一双儿女华兰、华白被人贩子拐走，在四处寻找无望之后，罗兴珍守着自家的这个修鞋摊，一守就是27年。

　　罗兴珍：后来找不到了就在这儿守着，就看他们有没有人告诉你妈妈在哪里补鞋子，没有走，没有离开这里。

　　华兰、华白被拐之后，罗兴珍在原地摆摊等待孩子。她的爱人到广东、福建等地去寻找线索，原本好好的四口之家，就此天各一方。

　　陈丙连：我儿子丢（后）三天，我头发白完了，（现在）我头发是染的，当时我才三十几岁，三天我头发全白完了。

　　杨妞花：我们全村人见证了我们家从一个幸福的家庭，到落魄，到房屋倒塌，到家破人亡。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些家庭的痛苦仍历历在目。而痛苦的根源都来自同一个人，那就是人贩子余华英。

　　审判长：被告人，我问你，从1993年到1996年，你和龚显良到贵州遵义、都匀、贵阳，你们到这些地方租房子的目的是什么？

　　被告人 余华英：在贵阳当时是来做生意，做生意做亏了之后就走向犯罪的道路。

　　庭审中，根据公诉机关的指控，被告人余华英与同伙龚显良自1993年至1996年期间，为谋取非法利益，长期在贵州省、重庆市等地流窜，通过租住房屋、熟悉当地环境，物色合适的孩童进行拐卖儿童的活动，二人通过上述手段作案八起，将华兰、华白等11名儿童拐带至河北省邯郸市，通过中间人介绍，寻找收买人进行买卖，以此获利。目前，余华英的同伙已去世，两名中间人已另案处理。

　　2004年，余华英曾因拐卖两名儿童，被云南省大姚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年，经减刑于2009年刑满释放。当时余华英还使用了假名张芸。

　　然而，天网恢恢。2022年6月，余华英再次被戴上手铐，送上了法庭。而这一次的审判，与当年被她拐卖的一个五岁女孩杨妞花有关。

　　杨妞花：我清楚地记得她（余华英）打我，她在哪个角落打的，怎么打的我都清楚地记得，我永远都不会记错的，我为什么能记住她的长相，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她好像低估了我一个5岁孩子的记忆，是我记得她的长相，并且记着她的名字。

　　杨妞花1990年出生于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家里有父母、姐姐和她一共四口人。为了给女儿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在杨妞花五岁的时候一家搬到了贵阳。小妞花对新的环境充满了好奇。

　　杨妞花：这条街很热闹，我会跟姐姐下去买豆芽，会有穿少数民族衣服的人，胸前戴着银饰的东西，踩着高跷表演的。

　　1995年冬天，妞花家隔壁搬来了一对母女，邻居阿姨说话很温柔，她的女儿年纪也与妞花相仿。这位阿姨经常趁妞花爸妈不在家的时候，带着女儿找她来玩。

　　杨妞花：她一直温柔地在问我想要什么东西，想不想要吃的用的，问了好多。最后她问我想要什么的时候，我想了一下，我最需要的是织毛衣的签子。

　　杨妞花回忆，这个阿姨带着自己坐汽车转火车，辗转到了河北邯郸，下火车后阿姨没有给她买毛衣签子，而是把她关在了一个屋子里。据杨妞花事后回忆，当时应该就是在给她寻找买家。每天屋子里进进出出很多人，在他们的交流中妞花得知，这个女人名叫余华英。而自此之后，她也露出了本来的面目。

　　杨妞花：因为我想上厕所，她买了两份炒饼，说让我等一会吃完之后再去，然后她一看我裤子湿了，然后就开始踹，她踹的时候最后是揪着我的头发把我揪起来的，所以我对她的长相就从这一系列（事情），就这样记住的。

　　等待买家的半个月里，杨妞花一直穿着在贵阳时那一身单薄的衣服，根据法院一审查明的事实，1995年冬天，余华英以3500元钱的价格，通过中间人把杨妞花卖给了当地一户姓李的人家。

　　杨妞花：我一边走，余华英在后面一边给我招手，她说你到那边听话，过几天我来接你。

　　余华英的犯罪手段就是通过玩具、孩子喜欢的东西进行吸引，并将孩子拐走。就在拐走杨妞花的一年前，1994年7月，余华英在贵州省都匀市，用一根冰棒将一个五岁的男童拐走，孩子的父母从此走上了漫漫寻子之路。

　　在贵州省都匀市有一座百子桥，这座桥有着两百多年的历史，是当地人祈福求子的地方，有着好运的象征，可这座桥却连接了陈丙连的痛苦记忆。

　　1994年7月19日，陈丙连在百子桥上摆摊做生意，因无人在家，她11岁的大儿子肖正涛，带着5岁的弟弟肖正俊在百子桥附近玩耍，这时突然有一个陌生女子出现，热情地递给孩子一根冰棒。

　　陈丙连：不知道是人贩子买的，我大儿子讲，就是一个女的和一个男的买冰棒给他吃就拐走了。

　　此后二十余年，夫妻俩几乎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去寻找儿子，辗转福建、山东、广东多地，他们还将儿子的照片制作成扑克牌，期待着寻亲的信息能被传播更广泛一些。

　　陈丙连夫妻俩用尽全力去寻子，却依旧没有音讯。一次次希望的落空，儿子丢失后的悔恨……这些曾一度让陈丙连陷入绝望。

　　一想到自己还有一个孩子需要照顾，陈丙连放弃了轻生的想法。从此，夫妻俩一边照顾大儿子，一边寻找小儿子，在漫漫寻亲路上，陈丙连的丈夫遗憾离世。

　　根据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查明的情况，在1993年到1996年期间，余华英与同伙以几千元不等的价格将11名儿童贩卖到河北邯郸。造成了这些家庭骨肉分离亲情断裂，11名儿童的父母为寻找子女多年来颠沛流离，在寻找未果后有的父母抑郁而终，有的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而余华英的落网，还要从杨妞花寻亲说起。

　　杨妞花在养家没有受到虐待，奶奶和养父都对她很好，但她一直记得在贵州的父母和姐姐，以及曾经的那些温暖记忆。她不明白为什么爸爸妈妈不把她接回家？

　　杨妞花在22岁时，组建了自己的家庭，婚后生了三个可爱的儿女，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她更深刻体会到了为人父母对子女的那种深沉的爱。这种久违的温暖，再次唤起了妞花寻找父母的渴望。2012年，她决定寻找家人。联系志愿者、发布寻亲信息，采血入DNA库。杨妞花有过尝试，有过期待，但最后又一次次失望。

　　直到2021年3月，她接触到了短视频平台，决定在网络上发布自己的寻亲视频试一试。这一次很快就有了消息。杨妞花的堂妹和表姐几乎同时刷到了这条视频，联系到了她。

　　杨妞花：直到她说我堂姐是跟着邻居去买织毛衣的东西的，我听了这句话之后，我就赶紧给她回复，我说是我。

　　杨妞花又通过堂妹和表姐联系上了自己的亲姐姐，姐姐说出了杨妞花从未公开过的童年往事，随后，通过DNA比对，最终确定了姐妹俩的亲缘关系。

　　26年了，杨妞花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亲人，她想尽快回家看一看父母和姐姐。然而，她的喜悦很快被一个噩耗冲散。

　　杨妞花：本来我计划了好多，如果我能找到家，我回去是什么样的。我在没有找家的时候，我还跟我老公说了，我说如果说我家经济不好，我找到家我要把父母接到我们这儿住了，然后我还在想着。我回去了我要给我妈妈拉一箱的护肤品，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结果姐姐说（父母）去世了，挂完电话之后我手也是抖的。

　　姐姐告诉她，在她被拐走后，1997年，父亲就积郁成疾去世了，1998年，精神备受打击的母亲也去世了。

　　杨妞花：我又听我家人描述，我丢了之后，他们背着棉被住在火车站、汽车站，一直在找，从来没放弃过。我爸爸找不到我，他也不工作了，他回去天天喝酒，又爱喝酒又爱算卦，他只要去算卦，他就到那就问，你帮我看看我们家妞花在哪。

　　回到贵州老家后，周围人向杨妞花讲述当年她被拐后父母的情况，他们每个人说的不同故事，拼凑成一段完整的回忆。这些回忆像一根根的尖刺，扎着杨妞花的心。

　　原告 杨妞花：姐姐说你丢了之后，妈妈她精神不正常了。有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她会多放一双筷子和碗。然后有一次，晚上的时候突然找不到妈妈了，等大家找到她的时候，她在山上。然后我当时就很奇怪，我说妈妈为什么会跑到山上，姐姐就哭了，说因为妈妈说，她听到你在山上喊她。

　　杨妞花了解到，父母去世后，姐姐被寄养在奶奶家，小学四年级就辍学了，很小的年纪就外出打工，甚至连老家的房子都被风吹塌了，一个好好的四口之家就这样家破人亡。

　　杨妞花觉得，这笔账要算在余华英头上，一定要找到她，让她受到法律的制裁。从那时起，杨妞花辗转河北、贵州多地，向警方提供余华英的犯罪线月，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分局对这起案件立案侦查，并对余华英展开网上追逃。同年6月30日，余华英在重庆市大足区被当地警方抓获。

　　由于杨妞花提供了自己当年被拐的准确信息，余华英这次落网之后，再也无法隐瞒自己拐卖其他11名儿童的犯罪事实，2023年9月18日，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对余华英拐卖儿童一案做出一审判决。

　　我一直在盯着法官，我就等着她宣判，直到她宣判死刑的那一刻，我就像打了一场胜仗一样。

　　对于杨妞花来说，她希望以案件的判决作为一个句点，从此忘掉所有关于余华英的记忆。父母的离世虽然给她留下了巨大的遗憾，但能找到姐姐、外婆、舅舅等一大家子人，依然让她体会到了家庭的温暖。平日里不常见面时，杨妞花也会把对家人的思念融入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里。

　　余华英落网后，贵州警方根据她的供述和DNA比对结果，找到了陈丙连的小儿子肖正俊。他也是当年11名被拐儿童中最后一个被找到的。

　　如今，肖正俊还会时常回家看望妈妈，在平日里，也会经常打视频电话沟通感情。

　　根据庭审记录，在余华英案开庭之前，都匀警方已经找到了华兰与华白的线索，罗兴珍说，儿子华白一直没有做DNA鉴定，但是曾经回到都匀，匆匆与她见了一面就走了。女儿华兰虽然做了DNA，但至今还没有与她相认。

　　以前你身体好赚点钱就去找孩子，现在你找到孩子了，孩子回到家不认你，这是第一。第二，现在没有生意了，又加上你的身体病痛。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怎么办，不知道我怎么走到这步田地来了。人贩子给我带来了好大的痛苦。

　　现如今，在贵州省都匀市汽车客运站旁，人们依然能看到罗兴珍的身影。平日里补鞋的人并不多，鞋摊生意不算太好。因为罗兴珍没有智能手机，摊位上不支持扫码支付，需要好心人换成现金给罗兴珍，一天下来，她赚了不到20块钱。

　　27年的时光，岁月的车轮匆匆向前，儿子与女儿都已长大，罗兴珍却依然留在1996年7月3日那个下午，等待着自己的孩子回家。

　　孩子找到了，但是被偷走的时光却再也无法倒回。11月28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将对余华英案进行二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