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河湖港汊，既可以关闭军的逃生之门，也可以为解放军阻敌前进提供天然屏障。显然，“不占地利”并不能成为军覆灭之借口。得人心者得天下。决战淮海期间，胜利的天平早已倾斜到一方了。

　　1948年11月初，军陆军中将黄百韬奉命率其所统领的第七兵团从新安镇渡过运河向徐州方向“收缩”。战争环境下，一支军队无论是前进还是后退，均应秘密行事，然而在第七兵团这里却不然。待到部队开拔之后，黄百韬才发现，一路西行的不仅仅是自己所带的那十万官兵：原驻在海州李延年绥区的官兵和大批官僚、地主和随行人员以及学生等难民数万人也都跟了上来。如此草率行事的恶果在运河之滨暴露无遗：由于河宽水冷难以泅渡，十多万军民拥挤在那条唯一的逃生通道——运河铁路桥之上。人多桥窄，个个都争前恐后，踩死踩伤跌下河中之人，不计其数。据说，后来在全军覆没之际，黄百韬在拔枪“殉国”之前曾对天连发三问，其中之一就是责问自己当初过运河时为什么不带工兵！

　　至少在黄百韬看来，如果他当时带了工兵，就可以在运河之上多架几座浮桥，部队就不会因“千军万马过铁桥”而耽搁太多时间，进而可以逃脱厄运。区区一条运河便成为黄百韬十万大军的葬身之地？！几十年来，诸多讨论者在论及此事时均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这个著名的“问天”，倒也促使笔者有意从另一个角度参与到讨论中来：即从军事地理角度来谈一谈淮海战役的成败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