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办点事，你费了老大劲折腾好材料，气喘吁吁飞奔到政务大厅。大楼装修气派，进门却是另一幅场景：很多窗口瞅不见人影，有人的几个窗口，工作人员正埋头看书、看手机，或是头耷拉在椅子上打瞌睡，对你爱理不理。大楼里，还有工作人员正惬意地挥舞羽毛球拍。

　　这是记者在吉林市政务大厅拍下的画面。得知记者暗访后，相关领导总算急了，派人往记者车里塞了两大叠现金。没想到，塞钱这一段又给原封不动播了出来。

　　所有桥段听起来都太熟悉了。面对办事民众，一张张“公务冷漠脸”，像扑克牌一样面无表情，缺少温度。面对上级领导、媒体记者，又立刻变了脸色，笑意盈盈，甚至塞钱送礼。这不，吉林市的回应也很“套路”：6名涉事人员均非公务员编制，已对其批评教育。

　　问题根本不在编制上。事实上，很多没编制的“临时工”，干活比正式工还积极主动。走出政务大厅，迈进同样兜售服务的银行或通信营业厅，工作人员笑如春风拂面。打开手机，购物网站客服弹出一个个“亲亲”“么么哒”，简直比亲妈还亲热。

　　魔力在那一个平淡无奇的评价按钮上。在现代文明社会，谁拥有评价权，谁就掌握主动权。

　　常被诟病的公共服务，缺的就是这一个小小的按钮。它可以是打分键，可以是意见箱，也可以是形式不限的公开评价。不管怎样，它应当作为服务的一部分存在，并且与服务者的考核紧密挂钩。可别轻视这个不起眼的按钮，它能深刻地颠覆权力关系，决定究竟是“官本位”，还是“民本位”。

　　为了迎接扶贫检查，某个乡仅打印费就花了10多万元。“精准扶贫成了‘精准填表’。”

　　报道一出，跟帖区几乎全是共鸣的声音。“自检、互检、交叉检、跨县查、跨区查，标准都不一样，真心累。”

　　这些绝非夸张的个例。作为记者，我曾在走访中听闻，为了应对扶贫检查，有的贫困镇不得不通宵达旦准备材料，甚至连复印机都烧坏了。有官员工作累到胃出血，有驻村“”家人出事无法前去照料。

　　中国正决战贫困，速度、深度、力度前所未有。一条条崭新的硬化公路，正如毛细血管般延伸进偏远山区。但与此同时，在一些地区，这场“攻坚战”却演变成了疯狂的“指标战”。在形式上内耗过多，压力层层加码，令许多基层官员身心俱疲，无法集中精力于“真扶贫”。

　　用指标考核扶贫效果，原本是件好事，但过多标准不一的考核，却让扶贫的战场转移到了发热的打印机上。对一些干部而言，扶贫成了一次次敷衍了事的签到、一叠叠临时拼凑的资料和一张张模式化的合影。

　　又是一则关于抄袭的消息：北方民族大学预科教育学院院长刘启刚，在2001年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涉嫌抄袭一位记者的文章，还是上世纪80年代的。

　　令人有些惊讶的是，这位教授的抄袭手段可谓“简单粗暴”，文中连最基本的“洗稿”痕迹都没有。除了删去一大段外，其他内容几无改动，甚至，作者“高冷”得连标题都没换。

　　接受记者采访时，刘启刚的回应似乎“云淡风轻”——文章是朋友代写的，只不过以他的名字发表，当时他由于健康问题，并未在意文章是否涉及抄袭。如果要追责的话，恐怕“不容易”，时间久远，朋友早已下海从商。

　　可能在刘教授的世界观里，“代写”和“抄袭”是两码事，一篇论文的署名作者可以与真实作者不符，发论文不过是种形式，走走过场，大家都“懂”，而他不过是个倒霉蛋，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居然被翻出来了。

　　说实话，连读者都开始对这类报道失去兴趣。此前，媒体多次揭露类似抄袭事件后，有人评论，记者已经没啥别的可写了吗？

　　以从业者的身份，我想回答这位读者：不仅要写，还应该鼓励长期写，直到这类屡见不鲜的“旧闻”，有一天又成了稀奇的“新闻”。